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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前国内思想界趋势及运动黎明

【摘要】:《新青年》这种反孔教反礼教以及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新文化运动黎明时期的动向。林蔡之争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却遇着一个反响,这就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斗争,这就是新意特沃罗几与旧意特沃罗几的斗争。

戊戌政变以前,国内思想界最时髦的东西,就是变法与维新,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待到这种思想笼罩着思想界的时候,便有守旧派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来反驳康、梁的主张,张之洞也著《劝学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来调和这思想上的冲突。

排满的空气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的“打破现状论”虽然吸引了全国青年,独执思想界的牛耳,但是启超只主张立宪却反对革命,所以待等《民报》发行以后,启超在思想界的地位又渐次降落下来了。原来在《民报》未发行以前,排满革命的潮流就已渐次高涨,孙中山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以及唐才常的自立会,固属是行动上排满革命的有力团体,而思想上的结集,又有吴敬恒、章炳麟、蔡元培等主持的爱国学社与陈范主持的《苏报》。那时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如章行严的《荡肤丛书》、刘光汉的《攘书》与《中国民族志》、陈去病的《清秘史》与《陆沉丛书》以及《黄帝魂》诸书,也都是宣传排满革命的出版物。后来同盟会成立,章炳麟、汪精卫、胡汉民诸人主持《民报》,来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抗,于是思想界便集中在排满革命一点上——这种倾向,一直继续到1911年推倒满清为止。

章行严

民国成立以后,政党一天到晚地闹着争政权,报章杂志满纸载着都是讨论政制的文字,在这个时候,学术思想界已经沉寂达于极点。当时梁启超办了一个《庸言》报,后来又改办《大中华》,他那时虽主张抛弃政治专从改造社会着手,但怎样去改造社会,因此,他这主张不曾收到效力。正在大战爆发的一年,长沙章行严在日本办了一个《甲寅》杂志。行严精通逻辑,为文谨严,和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不同;他运用逻辑式的文章,讨论政治问题,很受当时社会的欢迎。在《甲寅》上做文章的人,还有一个黄远庸。远庸目击当时政论与一般社会不生关系,便在他与《甲寅》记者书中说:“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总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然须以渐近文艺普遍四周。”我们读了远庸这段话,便可以知道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动向。

陈独秀

吴虞

胡适

洪宪帝制消灭以后,行严即投身政治活动,《甲寅》因之停刊。不久,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在上海发行《新青年》杂志,继《甲寅》而起成为国内有时代性的惟一杂志。那时正是国会为着定孔教为国教闹得很凶的时候,独秀便拿住这个题目,在《新青年》上彻底攻击孔教,说它是专制的护身符,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独秀为文能单刀直入,说理又透彻,所以《新青年》就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后来,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做了北大文科学长,仍旧继续主持《新青年》。独秀友人吴虞,又时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些反孔教的文字,接着因为反对孔教,又连带反对礼教。这样一来,《新青年》的地位就日见增高,而且因为几千年来人人目为“金科玉律”的礼教到现在居然也有人敢于反抗,所以旧思想的动摇更加使新思想的动向明白地表现出来了,而新文化运动的种子也就萌芽起来了。1917年胡适又从美国寄回《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不久胡适归国做了北大的哲学教授,和陈独秀、钱玄同诸人,努力文学改良。但自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以后,他们的主张才由文学改良而进为文学革命,接着胡适又发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而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上面;这样一来,文学革命的旗帜才鲜明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文学革命决不是限于文学领域以内的事件,因为文学革命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所以由文学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一定要引起其他思想上的革命,一定要引起种种平民的运动。《新青年》这种反孔教反礼教以及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新文化运动黎明时期的动向。

两种精神

1918年的冬季,陈独秀又发行《每周评论》,登载些讨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文章,有时严正地批评当时的现实社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又组织“新潮社”,发行《新潮》杂志,介绍西洋最近哲学、文学以及政治的思潮。这些刊物,都是受《新青年》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到了《新青年》七卷一号,便发表了一篇宣言。——这宣言是陈独秀做的——对社会表明他们的主张是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与提倡赛恩斯(科学)。从他们这宣言看来,我们便知道他们的意特沃罗几已经起了变化——但是我们要认清楚:这正是时代的反映与产物,决不是陡然在陈独秀诸人脑筋中起了这样的变化——而新文化运动已经正式进到它的黎明时期,并且黎明时期中这运动的方向与目标也都明显地表示出来了。

林蔡之争

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却遇着一个反响,这就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斗争,这就是新意特沃罗几与旧意特沃罗几的斗争。1919年3月林纾写给蔡元培的信,便是这斗争的开始。这信的大意是责备蔡元培不应在大学里面提倡新文学与新道德并容纳这些有新思想的人充当教授。这信发表在北京《公言报》上,蔡元培也就在这报上回林纾一封信,解释当时一般人对北大的误会。结果因为林纾所持的反对理由过于薄弱,他那卫道的精神,已经不能获得一般人的同情,所以这个斗争的期间并不久,而新思想终于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