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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教学及学科研究文集

【摘要】:墨家思想虽然不是传统思想的主流,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其却获得了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推崇,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主张之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学习批判与吸收中,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中的一种思想元素,并内化成他们自身的性格与品质。

除了爱国主义儒家思想之外,其他传统思想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产生过影响。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影响过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

首先,传统小说文化基因。中国传统以历史演义为主要代表的小说文化影响过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和《西游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读的。”[16]周恩来同样如此,他曾回忆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17]这些小说,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主要是它里面的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像《精忠传》《隋唐演义》这些小说包含着传统的“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毫无疑问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滋养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这些小说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形成助益也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回忆说:“我爱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18]周恩来也曾说:“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19]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小说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资源的吸收是批判地吸收。毛泽东回忆说:“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20]这样的一种认识,对毛泽东完成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变,是有着促进作用的。

其次,佛学文化基因。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佛学的一些思想就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各种影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出生于饿殍遍地的旧中国,社会的苦难往往以宗教的形式反映到他们早期的家庭生活与教育中。据毛泽东回忆,他母亲信仰佛教。他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21]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童年时期,他是在懵懂中受到佛教影响的。刘少奇也曾回忆:“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22]这些童年时期的家庭信教的经历,多少会对他们的思想或性格有影响。刘少奇回忆说:“我家里的人从来不做坏事,对我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正派的。”[23]陈独秀的青年时期虽然反对佛教但是却认可佛学的一些思想。他说着:“那佛教的道理,像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24]在这一方面,瞿秋白最为典型。他说:“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条光明的路。”[25]从中可以看出,在陈独秀与瞿秋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前,佛学中的“慈悲”“菩萨行”这样的思想与精神对他们的思想是产生过影响的。

最后,墨家文化基因。墨家思想虽然不是传统思想的主流,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其却获得了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推崇,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主张之一。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认为:“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26]他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就对墨家“节葬”多有推崇。毫无疑问,这种推崇必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蔡和森、恽代英就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沈宜甲回忆:“那时和森不信鬼而非乐,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27]郑男宣也对恽代英有过这样的描述:“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28]从中可以看出,以蔡和森和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人,曾受到过墨家思想的影响,并逐渐把墨家的“节葬”“兼爱”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此同时,将“摩顶放踵”这种人生观内化成自己的性格与品质。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形成过中,最初受到过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传统文化基因的学习批判与吸收中,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中的一种思想元素,并内化成他们自身的性格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