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研究：强调恢复与突出金融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受“左”倾错误的冲击，党内开始出现了严厉批判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谬误，充分发挥金融调控作用的“综合平衡”理论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排斥。但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如何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金融，科学设置金融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坚持在建设过程中尽力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融通作用。他否认金融依附财政的要求，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躁性也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对金融的认识。受“左”倾错误的冲击，党内开始出现了严厉批判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谬误，充分发挥金融调控作用的“综合平衡”理论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排斥。但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如何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金融，科学设置金融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坚持在建设过程中尽力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融通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金融问题。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首先应当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于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主义的金融信贷技术，要敢于为我所用。1973年和1974年，陈云在协助周恩来领导外贸工作期间，就强调突出银行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10]，主张改变我国外贸出口的结构：要从过去主要以苏联、东欧为主转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换取建设需要的外汇。这些都要求我们学习熟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问题。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11]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12]。针对“文革”时期金融研究机构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金融研究机构，主张由人民银行牵头，组织恢复金融研究机构，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其中如何与外国银行开展金融交往的问题是一个主要内容。

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衍生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当时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指期货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在利用和借鉴西方现代金融衍生工具上，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价格避险的功能，由于我们不懂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的规则，造成国际贸易中价格高涨购进、价格便宜售出的尴尬局面，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掌握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规则，为我所用。为此，陈云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13]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和规则，积极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市场活动，为国家赚取了外汇。积极利用商品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思想为“文革”后期我国外贸工作赢得了主动。据资料表明，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创汇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14]。外汇的增加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提供了资金保证，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银行与财政的关系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调控的两个车轮，如何保持两者之间的有机平衡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客观上造成了扬财政抑金融的局面。实践中的制度安排就是出现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就是货币政策要依附于财政政策，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呆滞和刻板，难以发挥资金融通的活力，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现象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经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要性，产生了保持银行相对独立性的思想，为丰富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作出了贡献。

一是保持银行在资金关系上对财政的独立性。针对曲折发展时期财政随意从银行透支的问题，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认识到，不能随意按照财政赤字要求，去要求银行超额发行货币。他否认金融依附财政的要求，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针对1956年财政支出较大，一旦出现较大资金缺口就通过银行超额发行货币去弥补的被动情况，周恩来指出“表面看来预算是平衡的，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赤字，一笔是动用了上年的结余……”^[15]。对于如何解决这个被动的金融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后来经济学界认为的银行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的思想。所谓“分口管理”的主张，即“长期资金归财政、短期资金归银行，无偿资金归财政、有偿资金归银行”，实际上是通过资金的分口管理来达到提高银行发行货币的独立性，从而提高金融地位的目的。按照今天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还是低估了银行的作用，忽视了银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在当时，对防止扩大信贷差额、防止依靠增加货币发行去弥补财政赤字的局面，对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二是保持银行对地方政府的独立性。除了要处理好上述金融与财政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问题。战争年代，由于革命需要，银行金融机构大都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这对于维护政权的巩固和统一十分有利。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过大，严重影响了银行作用的发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过深刻的思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权利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16]这里要处理的“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权力”的关系就包含处理好地方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问题。由于党的“左”倾错误没有根本改观，地方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了1959年，中央反而取消了银行系统的垂直领导体制，改为横向的块块管理，造成地方行政干预银行工作，甚至出现随意挪用地方银行资金的现象。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功能遭到严重削弱，货币信用难于保证，通货膨胀无法控制。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作为金融工作总负责人的周恩来认识到恢复和保持金融独立性的急迫性，指出“要恢复银行的现金管理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17]。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政府又及时收回了地方信贷管理权限，恢复到由中央银行统一掌握，维护了金融的相对独立性，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平稳发展。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研究：强调恢复与突出金融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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