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对于上述的战时财政缺陷并非毫无所知，他们在战前已不断尝试调整中国的财政体质，最主要的工具即是推动直接税制度，冀望以现代化的税制增加税收，达成建设国家目的。[8]大后方学界在抗战期间发表许多关于直接税制度与对开拓税源作用的论著，为国府推动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国人寄望国府实施直接税，发挥筹措税源的作用。......
2023-08-10
抗战前期印花税实施概况及西洋税制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国民政府主政前期，财政部专门设置印花税处来处理税务。财政部也认为，印花税在初入中国时，是以个人凭证及商业文书账簿作为课税标的物，日后虽然加入商品完税凭证的性质，仍应维持其最初的分类；或者，不必强加学理分类而只要能够实施收税，也未尝不可。商民若揭下使用过的印花涂改使用，还须受徒刑及罚金处分。
印花税是中国直接税体系之中最早被引入实施者，此税在民国初年实施，先于1911年10月颁布《印花税法》13条，稍后在1914年12月修正，1915年1月公布修正《关于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完成立法的程序。北洋政府时期，印花税虽屡遭商民反对，每年仍约有300万元左右收入，成为军阀少数能够支配的财源之一。在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与掌握政权以后，承袭北洋时期印花税的实施框架，并且把北洋时期各省纷杂的印花税法加以汇整，于1927年8月由中央政治会议第119次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暂行条例》9条，并于是年11月通行各省照办，继续在各地开征印花税。在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期间，国府官员及各界代表讨论印花税的征收技术，改进中央掌握权力等事务，后又在1935年与1936年经过两次修正，命令各地方政府矫正摊派之风，不得招商包征或勒征。[34]
大体而论，印花的贴用，除了作为货品的完税证明之外，以商业账簿收据为最大的销售用途。至于个人使用的人事凭证，如毕业证书、婚书、执业证照或是游历证照等，使用额度远不能与商业用途相比。国民政府主政前期，财政部专门设置印花税处来处理税务。1930年裁厘改办统税之后，由于许多纳入统税系统的货品均须粘贴印花，作为完税凭证，尤以卷烟和酒类等物资为大宗，于是另设印花烟酒税处经办此项业务。后又在1932年7月撤销印花烟酒税处，由各统管物资的相关税局来负责印花贴售事宜。
曾有论者以印花税在税政学理上有它的独特性，若根据其使用方式与用途性质，可以在税政分类上，于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外，另外增辟一项“行为税”，方为妥洽。就个人在其凭证上贴用印花而言，这是属于个人直接负担的直接税；但是，若商品因须贴用印花而提高售价，则税负实已转嫁给消费者，如此又应属于间接税。因此，不妨以此税是因为执行某项行为，或是购买某项专门商品而产生，另列“行为税”。[35]民国时税务庞杂，不论政府或是人民，对于税政学理并无太多的理解或是认识，甚至可以说，人民对于学者津津讨论的税务性质分类的各式论述，其实并不感到兴趣。财政部也认为，印花税在初入中国时，是以个人凭证及商业文书账簿作为课税标的物，日后虽然加入商品完税凭证的性质，仍应维持其最初的分类；或者，不必强加学理分类而只要能够实施收税，也未尝不可。于是，印花税在国民政府由税务署负责开征事务的时期内，并没有依附在直接税或是间接税的税政体系之下，而是与关税、盐税、统税和所得税四项税目并列，成为国民政府的五项国税，在各地以独立姿态广为推行。
印花税得到国府的注意，是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结束之后。印花税在这次会议的结果中，成为抵补裁废苛捐杂税的一个重要税目(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相关叙述)。依照规定，原为中央收入的印花税，以一成归省或直隶行政院的市政府，三成归县，二成归边疆贫瘠省份，作为准备抵补之用，命令各省即刻将经征印花税款，统交由财政部，作为分拨之用。[36]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事后说，中央政府为达到财政中央化的目标，同时减轻人民负担，势必要废除苛捐杂税。要让地方政府愿意放弃这些税目，中央政府必须相对付出一些税收作为交换。拿出六成的印花税税收作为补偿，是他所做的决定。他认为，像印花税这样的税收，本身是中央政府所拥有的税目，而又能够拨给地方使用，惟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把地方和中央结合起来，成为未来准备战时财政的基础。[37]
进入抗战时期，国府为增加税入，普遍调高各项国税税率，并调整国税项目，补充地方的税收比例，印花税亦不例外。[38]1937年10月，修订《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暂行条例》，作为提高原法定税率的法源基础。同时，财政部也编印了一册《非常时期商民对于税花印应有之认识》，在各地发送，倡导商民依法粘贴印花与正当缴税。本书主要内容在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的印花税税务，根据新修订法规，漏税案件不论其行为是故意或过失，只要一经检获就至少罚金5元；各地的检查较战前更为严密，商民如有短漏印花情事，不只损失金钱，同时将扣留营业凭证，营业将大受窒碍。商民若揭下使用过的印花涂改使用，还须受徒刑及罚金处分。[39]
印花税的宣传效果因发送范围实在太小，远不能达成其预定需求。1939年2月初，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发函给税务署，以其先前核发2，000册的《非常时期商民对于税花印应有之认识》根本不够发放，要求再补送2，000份。从川康区税务局转述税务署公函可知，税务署发出2，000册宣传手册，要求各税局酌量县市大小来分配，转发给县市商会散发商民备阅，并令其广为宣传。但是，川、康两省幅员辽阔，仅四川一省即辖有148县，如果2，000册都发放在四川境内，平均每县仅得13本，而重庆、成都两市及西康省各县还不算在内。不禁令人怀疑，分发小册子究竟能够达到多少宣传效果。[40]印花税在抗战前期的税收成绩不佳，财政部决定将其划归到直接税体系之内，加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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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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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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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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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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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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