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信托公司经营特点及上海信托业研究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华商信托公司在经营上具备了以下几大鲜明特点：

第一，经营状况总体比较稳定，存活率较高，基本上脱离了投机。

与1921年信托业初兴时期比较，华商信托公司最大的进步在于基本上脱离了投机步入正途。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16家信托公司中除了东方、华侨两家倒闭，和昆、通易自动歇业外，其余12家经营都比较稳健扎实，存活率为75%，大大高于1921年的17%。

东方、华侨两家公司的倒闭并非因从事投机所致，停业时按法定程序，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清算，如数偿还债权，没有给社会带来太大的不良影响。

东方信托公司对外宣称经营“一切信托、银行业务，代理买卖公债证券，经营房地产及各种保险、国内外汇兑、企业设计”。种种迹象表明公司自开办以来，“经营各项业务，成绩颇佳”。^[12]1933年底邹让卿为代经理后，表示要扩大业务。1934年1月该公司未经批准私自开始办理储蓄业务，共吸收储蓄款项30余万元。并扩大了总公司营业面积，装修一新。1934年3月在南京设立分公司。^[13]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1934年5月10日，东方信托公司的上海总公司及南京分公司，突然同时宣告暂停营业，“对于一切存户，停止付款”。^[14]5月21日召集临时大会一致议决于同日起宣告清算，并选任专业律师和会计师为清算人，全权办理该公司一切清算事务。

后据上海社会局调查，从1934年1月开始，最大的股东即常务董事田德润和经理邹让卿，未经董事会同意，私自将该公司的大量资金贷给自己的个人金号从事投机（各有20余万元），经营标金及外汇失利，亏空四、五十万元，无法弥补，导致东方信托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无法维持，不得不宣告停业。“除经副理亏欠外，该公司本身营业损失，并不甚多。”^[15]可见，该公司停业，“并非营业失败，实因该公司董事监察人之过失”。^[16]

华侨信托公司属粤籍侨商所创办，其主要创办者见表2-5。

表2-5　华侨信托公司董事经理名录

注：该公司在美国注册，只有董事而无监察人，因前任董事李汉声、陈宗超二人远在美国经商，改选梁英、陈国臣二人递补。
资料来源：《上海银行对华侨信托公司的调查报告》，1934年5月30日，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822。

该公司于1933年在美国内华达州（Nevada）注册，由于各地华侨投资者相当踊跃，于是陈紫培、梅其驹回国筹备，于1933年7月4日在上海开业。公司规模较小，“租赁二开间洋房一所，设备尚称完美，惟稍形狭小，雇有职员十余人”。营业对象以各地华侨为主，尤其以美国各地侨胞居多。虽然开业时对外宣称要经营“信托、银行、地产等业务，代管公债证券并经理水火保险及互助月会等”，^[17]但由于总经理梅其驹、副经理陈紫培和郑颂荛，“均非金融界出身，向来办理新闻及无线电事业，且生长国外，沪上商情，尤属隔膜”，因此开业一年多，“营业范围甚小，少数存户，亦仅限于华侨，仅以买卖证券为主要营业，尚不至于亏折”。^[18]

1934年，总经理梅其驹赴美，由陈紫培、郑颂荛主持公司事务，由于两人商业经验不足，加上当时公债市场涨落无常，公司应付失策，屡遭亏损，周转不灵，于9月22日宣布“清理帐目暂时停业”。据称，该公司虽然停业，“并不欠款，本埠某大银行与之订立往来透支契约，其抵押品各以市价处分，足偿其透支数而有余，观于该公司门外，阒然无哗，与其他金融机关停业情形迥异”。^[19]10月1日委托律师、会计师正式宣告清理。

和昆和通易信托公司属于经营者调整营业自动歇业（通易公司又于1938年2月7日复业）。

和昆信托公司开业后经营颇为顺利，1930～1934年间，每年均有盈利。到了1935年5月，公司负债方面“除活期存款及同业往来两项，约计银28 000元外，并无其他负债”。因受1934～1935年金融风潮影响，考虑到市面不济，不利于公司扩充营业，加上“各股东大概均有本身职业，兼顾不及”，董事会因此提议“从此解散，除资本实足收回外，尚有余利可派，免得将来发生困难”。1935年5月22日经股东临时会表决同意解散，“将活期存款及同业往来两项全数加利发还，余款按摊还各股东”。^[20]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全权代理解散事务。8月3日上海市社会局训令该公司解散。^[21]

作为一家资历较久的信托公司，通易公司在经营上继续保持了创新、进取的作风。1927～1936年间，增办了保险部、堆栈保管库、妇女储蓄处、服务部、保寿储金处等。又分别添设了以下分支机构：设立虹口办事处（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停办），在广州、南京、汉口三地设立保险部分局，在杭州、苏州设立分公司，在江苏海门设立储蓄部。^[22]

该公司经营业务种类较多，分支机构范围又广，当存款比较充足的时候，“资金调度，颇形活泼”。1934年以后，受市面不景气影响，“致存款数额，两年来陆续减少三分之一”。再加上“投资常州某纺织公司及沪市地产，暨前北京财政部借款，为数颇多，致亏蚀过巨”，^[23]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无法维持营业。1936年6月15日晚，召开临时紧急股东会议，议决所有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保险储蓄部，一律于1936年6月16日晨暂停营业，并委托会计师及律师实行清理账目。据后来参与通易信托公司调停复业事宜的黄慕兰回忆，“当时公司的财产，除了资金一时无法周转外，还有不少不动产”。^[24]可见公司的停业属于暂时性的资金周转不灵所致。

第二，投资一度成为一些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但由于国内投资市场狭窄，品种单一，信托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地产和政府公债。受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及1934～1935年金融风潮影响，这类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较大。

以恒顺、上海、中国三家信托公司为代表，它们在设立初期均以投资证券和房地产为主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公债价格和上海地价均暴跌，地产业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公债经整理恢复原状。由于三家公司投资地产数额更巨，收益因此大减。不久上海市面又遭遇1934～1935年金融风潮，存户大量提存，金融机构存款骤降，信托公司也不例外。三家公司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向，采取了收缩投资业务、增强银行和代理业务的策略。到1936年市面渐趋恢复，这类信托公司已逐渐改为主营银行业务。

恒顺信托公司设有信托部和银行部，在1930～1932年度，信托部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地产和证券，获益丰厚，公司的营业状况颇佳，收受存款最多时可达到160万～170万元。^[25]随着地产业的不景气以及金融风潮接踵而至，该公司经营业绩大受影响，1935年收受存款仅有10余万元。公司因此提出“力主稳健，缩小范围”的经营方针。1935年7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其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公司对于信托业务，并不十分注意，其营业似与一般普通商业银行相同”。^[26]1936年公司进行改组。

上海信托公司创始人程联留学美国归国以后，“本其所学，抱服务社会之志，创办上海信托公司”。^[27]在1930年制订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营业范围为：银行业务、信托业务、华侨部和旅行部。其中信托业务包括六项内容：“代理买卖有价证券、代理执行遗嘱及管理遗产、代理买卖房地产及经理租务一切、代理水火险人寿汽车玻璃等保险、其他信托业务、保管库出租。”^[28]公司开业一年左右，出版了程联撰写的《世界信托考证》，其发展本国信托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在1931～1933年，投资房地产是上海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1931年度用于购置产业的资金为147 725.48元，占总资产的45%，全年投资获利67 803.53元，占总收益的90%。^[29]1932年以后因上海地价走低，收益大降。1934年2月公司进行改组，扩充资本为100万元，改选杨介眉为董事长，郭秉文、徐寄庼为常务董事，邬志坚、陈光甫、张公权为监察人，仍以程联为总经理。

改组后的上海信托公司加大了银行业务的经营力度，专门拨出10万元作为基金添设储蓄部，采取了放款和投资并重的经营方针。1934年度用于放款的资金额明显增加，投资业务比重下降，如表2-6所示，银行业务收益和投资业务收益几乎旗鼓相当。

表2-6　上海信托公司1934年度收益分析

资料来源：《上海信托公司1934年度营业报告》，上档上海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8-1-23。

此后银行业务不断增强。1936年度资产项目中，用于放款的资金达670 625.05元，用于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投资的资金分别只有122 512.00元和249 391.75元。收益项目中，利息等项银行业务收入占总收益的84%。^[30]上海信托公司已由经营投资业务为主，转为主营银行业务。

投资业务在中国信托公司经营的头几年显得非常重要。第二届营业报表中显示（1930年7月1日至1931年6月30日）总负债为1 886 187.47元，其中实收资本为367 200.00元，吸收存款1 181 202.47元。资产项目中，40%的资金用于放款及透支，29%的资金用于投资。由于当时投资收益远远高于放款收益，因此该年度投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例高达45%，另有房产租费收入占18%，利息和汇兑收益合计仅占31%。至1931年6月底该公司获取纯利54 925.29元，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31]

1932年因地价下跌，全年纯益金比上年减少15 000余元，下降了30%。公司采取了应对措施，开始加强各种代理业务和银行业务，“如代理买卖有价证券，水火汽车人寿等保险及存款、放款、储蓄、汇兑等”。还特别设立国信号，专门代客买卖各种公债。^[32]

接踵而来的金融风潮，使公司遭受重创。1935年度存款仅有20万元、30万元，第六届营业年度（1934年7月1日～1935年6月30日）为亏损。对于各种投资，公司变得“异常审慎，上海分公司，附设有国信证券号，营业专以代客买卖为主，自营甚少”。^[33]1935年下半年起银行业务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公司营业状况逐渐好转。到1936年底，用于放款和透支的资金82万余元，而用于投资证券和房地产的资金合计仅43万余元，损益表中利息和汇兑收益占总收益的64%，^[34]该公司演变成为又一家主营银行业务的信托公司。

在1927～1936年间，一直坚持以投资为主业的恐怕只有通易信托公司。该公司对于投资证券和地产业务非常重视，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1932年公司纯益金开始下滑，因存款下降加上投资失利，导致资金周转不灵，1936年暂时停业。另有1936年刚开业的生大信托公司，就其1936年度的报表来看，投资证券业务显然是其最主要的业务，如表2-7所示公司70%的收益是投资证券所得。但由于经营时间过短，无法客观评判其经营方针和业绩。

表2-7　生大信托公司1936年度收益分析

资料来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生大信托公司的调查报告》，上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1822。

第三，商业银行业务仍然是大部分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由于受市场波动影响相对较少，这类公司的经营状况普遍比投资型的信托公司稳定。

表2-8显示，1936年度8家信托公司中仅有生大和东南两家公司的银行业务收入较少。东南信托公司其实在大多数年份均以银行业务为主业，只是在1936年度投资事业收益较高而已。

表2-8　1936年度部分信托公司银行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表

注：银行业务收入包括：利息、汇水、兑换收入、贴现收入。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版，第13～126页各信托公司营业报表中相关数据计算。

这一时期一直主营银行业务的公司有：中一、通汇、国安、中级信用四家。下面以中一信托公司为考察对象分析其经营主项。1927年以前该公司的营业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即资本金和各种公积金等。表2-9中数据显示，1927～1936年间吸收各种存款已成为中一信托公司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存款占总负债的54%～67%。可资对比的是存款额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期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在62%～80%。^[35]在中一信托公司吸收的存款中，信托存款的数额非常有限。

表2-9　1931～1936年中一信托公司存款分析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表2-10中数据显示，中一信托公司历年放款额占总资产的49%～69%，平均每年占59%，以定期抵押放款为主。

表2-10　1927～1936年中一信托公司放款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表2-11中显示的投资总额，与放款总额相比差距较大，仅占总资产的11%～20%，平均每年仅占15%。在1927～1930年间，除了营业用房产外，该公司没有进行任何房地产投资。1931年才开始进行房地产投资，数额在70万～120万元。信托投资业务也是从1931年开始，仅做过5年，每年只有10余万元。

表2-11　1931～1936年中一信托公司投资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从表2-12中可见，利息、汇水、汇兑收益等银行业务收入所占比重最高。即使在最低的1934年度，也占有53%。其余收益中，比较重要的还有保费收入。当时该公司保险部已具有相当规模，是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会员之一。可以说，中一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营银行业务，兼营保险、投资、代理业务的公司。

表2-12　1931～1936年中一信托公司收益分析

注：凡原损益表中“手续费”、“保管费”、“堆栈费”三项收益均归入本表中“手续费”一项，凡原“上年滚存”和“杂损益”两项收益均归入“其他收益”一项。
资料来源：根据《中一信托公司历年帐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上档中一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29-1-32。

通汇、国安和中级信用三家信托公司的商业银行化倾向更加突出。通汇于1931年7月19日开业，董事长杜月笙和经理朱如山等人“躬亲招待，引导来宾，参观内部设施，计划精深，布置井然，啧啧称誉”。^[36]公司的营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各种存款，没有收受信托金。资产项目中，各种放款占了很大比例，其中往来存款透支份额较大。历年利息收入均占总收益的90%以上。所有新增的华商信托公司中，通汇公司营业能力增长最快，1936年度在实收股本只有50万元的情况下，该公司的实际资产总额达到11030 742.01元，纯益金为53 117.39元。^[37]

国安、中级信用是两家小本经营的公司，规模之小，银行业务比例之高，在当时的信托公司中非常典型。国安的营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存款，每年95%以上资金用于放款、现金及存放同业，只有不到5%的资金用于投资证券。至于该公司的收益，1928～1932年度总收益主要由利息、汇水、保费、杂损益几项内容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利息，约占90%以上。1933年起，每年的收益就只有利息一项了。中级信用信托公司设有地产部，也进行证券投资，但银行业务一直是主营业务，并且“专营小额信用放款，调剂薪给阶级之经济困难，及扶助小工商业之发展，连年放出款额甚巨，工商各界受惠不浅”。^[38]

表2-13　国安信托公司历年资产和盈余情况表（1928～1936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安信托公司历年营业报告》相关数据整理，上档信托公司档案，档号：Q331-1-9。

第四，以诚孚信托公司为代表的极少数华商信托公司，主营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业务。

诚孚公司最初由律师林斐成和周鉴臣于1925年在天津设立，办理受托业务，1929年改为诚孚信托公司。1935年中南、金城银行收购了诚孚，双方出资各半进行重组，总资本额为10万元。1936年总公司迁到上海。1937年5月资本改为100万元。^[39]

在收买诚孚公司时，金城和中南银行有意将其打造成专营资产管理的信托公司，相继将与自己有债务关系、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的上海溥益、天津恒源、天津北洋三家纱厂委托诚孚进行管理。诚孚以受托人的身份对纱厂进行管理，仅收取管理酬金，纱厂的资产和会计都与诚孚分开。

按照改组后的章程，诚孚公司的营业范围只有两项：“一、承受动产不动产依委托人适法之指示为其本人或受益人处理之。二、仍用委托人名义以受任之地位依前款方法处理其财产。”^[40]在经营中不自做买卖，也不吸收存款和自行放款，遇有“受人托付代行经管之财产，其证券之保管及平时还本收息，暨变更投资”的情况，全部交由银行处理，自己“仅奉行委托人之指示，为执行及分配机关而已”。公司自有的股本，一部分存在中南、金城、盐业、中孚银行，另外一部分购买内国公债和外国公司股票，为委托人提供担保。^[41]

上海其余信托公司中，已经开展的信托业务只有接受信托财产、信托存款、信托金几项内容，业务数量不多。中国信托公司接受的信托财产在同行中相对较多，1931年时接受信托财产金额为9万余元，到1936年接受信托财产达到了45万余元，占总负债的22%，获取手续费12 068.73元，占总收益的11%。^[42]

中一、通易、通汇等信托公司均开办过收受信托存款的业务，但是数额很少。如前所述，中一信托公司在1931、1932、1933、1934、1936五年，还接受信托金进行信托投资，金额每年在13万元左右，1936年仅为4万元，并且均没有将信托金的会计独立。东南信托公司仅在1935年度接受信托款项进行投资，结果这笔信托款项产生了87 129.14元利益，占当年总收益的50%。^[43]其他年份就没有开展这项业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