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人戏不断向案头靠拢,合乎曲律、适应舞台已不再作为创作的必然要求,戏曲创作变得易于上手。道光朝文人戏已经与诗词、小说一样,承载了私人写作的需求,俨然作为文人创作的常用文体。尽管如此,昆腔的典雅品性依然受到文人群体的青睐。而道光朝文人曲家通过不断的创作和演出努力维系昆腔最后的光辉,极大延缓了它的衰落进程。此时曲坛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来自花部阵营的外部冲击以及文人戏内部持续坚守的创作努力。......
2023-08-05
周乐清家族自其祖父一代开始兴旺,其祖、父两辈皆入仕途。祖父周人杰(1725—1798),字泰交,号璜涯,以乾隆十八年(1753)的优贡出身,官至高州知府。父亲周嘉猷(1751—1796),字顺斯,号慕蘐,为乾隆二十年(1755)举人,任职兵部,嘉庆元年(1796)积劳成疾卒于军中,追赠员外郎。周乐清以父荫得到嘉庆皇帝的抚恤,留在军营补用,时年12岁。周氏的祖、父两代不仅才学过人,而且关心民瘼。其祖任职宁夏、甘肃期间,时逢旱灾,曾上书朝廷力陈治理西北水利之策,并积极开渠赈灾。在他的建议下,甘肃省“计开沟渠千八百余处,约敷灌田二万六千顷有零。嗣后甘省遂无旱荒之患,民皆建祠尸祝”[2]。其父先后追随福康安、徐嗣曾,参与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楚南苗疆起义,“手画心披,咸得其当”,立下汗马功劳,“以积劳成疾,卒于天星苗寨营帐”。[3]
两代人披肝沥胆的报国精神一直影响着周乐清,他的诗文中多次流露出追思先人、继承遗志的情感。如《赠徐香庄大纶》诗中云:“我亦家声传细柳,论古雄谈胆如斗。驰驱曩若赴戎行,请缨尚识终军否?丙辰乐清奉旨留于军营补用,时年甫十二。”[4]情词恳切,真实动人。嘉庆皇帝对周家的抚恤之恩也令周乐清感激不已,他时刻铭记朝廷追赠亡父、“赉银丧葬”[5]以及封荫己身的恩德:“乐清叨承支属,眷念宗风。寨落天星,痛先子征苗之役;戟充羽队,奋孤儿半角之年。”[6]恩荫的经历令他真切地感受到君主的关怀,因此形成了较他人更为强烈的忠君意识。“忠君爱国”对周乐清而言,不是一种普通的士人情操,而是根植于内心的信仰,是家族传承的血液,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在30年的官场生涯中,周乐清处处以先人为楷模,忠于君主、兢兢业业。在吏治中,他爱民如子;在沙场上,他运筹驰骋。《静远草堂初稿·四六文稿》中收录的部分行政公文,反映了周乐清在各地的治理实况。如永明知县任上,《永明莫、蒋二姓争婚判》解决了前任遗留的民事诉讼,兼顾了民情与法律的平衡;《告风神祝文》以民生为本,一句“忍使千百苍黎御冬无畜”[7]足征其爱民之心。
在麻阳知县任时,他还曾建功沙场。道光十一年(1831),时逢湖南瑶民赵金龙起义,周乐清于次年“奉调赴永州军营”[8],“壬辰猺变,奉调戎行,赞上将之韬铃,骋书生之笔舌。……谋参玉帐,梦枕金戈”[9]。在激烈的战斗之后,他妥善安置俘虏、赈济灾民,将善后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安抚粤西降猺,八百余人皆免死归籍。……散粮数千钟,老羸得苏沟壑。……呈善后事宜十六条,蒙督师卢敏肃公嘉奖,据以入告。”[10]周乐清在战场殚精竭虑、忠君护国,面对降敌、灾民又能以悲悯的情怀处事。平瑶一役,他忠义两全,上对君主、下对黎庶乃至俘虏皆无私无愧。其忠义诚挚之情、稳妥周全之法促进了粤西地区的安宁平定,周乐清本人也因军功晋升一级。
然而周乐清从未以此居功自喜,仅以自己无愧于祖辈遗荫,稍感宽慰而已。他在《寄嵩巢三兄》信中将“前人积德”喻为“种树”,“后人种德”比作“培土”,认为后人“仰叨先荫,树已种矣,虽未能时加雍植而滋培之,讵可戕贼本根使一旦颠仆?”[11]祖、父两代的努力为周乐清谋得一个跻身仕途的机会,反之,不辱先人之声名也成为他砥砺奋进的动因。周乐清“自从宦以来,兢兢业业,未敢以居官为乐,而深以造业为忧。决狱平衡,律身淡泊。不作一殃民事,不出一丧德言。所愿生以勉勖子孙,死冀可对祖父。此则堪以自信者若此”[12]。可见,祖辈的功勋业绩为周乐清树立了良好的为官典范,鞭策着他严谨律身、勤政爱民。周乐清一生都秉持着忠义仁爱的品格,即使遭际苦厄、贫病漂泊也依然保持着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苍生黎庶的关怀。他的情怀完美地诠释了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与境界,其文学作品中也鲜明地反映出忠君意识和家国责任。
周乐清晚年正逢太平天国运动,他身处山东,却心系沦陷地区。咸丰二年(1852)作《粤楚匪徒兼扰连岁,皆余旧游地也,闻之忉怛,感赋四首》[13]抒发忧思。咸丰四年(1854)作《邵仲选婿丞猷伉俪偕亡,仅留子女四人寄寓武昌,城破几遭戕害,道途阻塞,盼至甲寅春仲始迎护至掖,接晤之余感赋四绝》记录太平军三克武昌、四占汉阳之事:“太息沧桑几弹指,一家南北哭途穷。”[14]骨肉分离之痛催人泪下。尤其同年所作的《重有感》组诗,分题武昌、扬州、金陵、安徽、江右、台湾、河南、山右、直隶、山左各处,对烽烟四起的中华大地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乱离惨景令周乐清忧愤叹息。面对太平军的进攻,他依然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与期盼:“所愿如天之福,净扫妖氛,或可再睹升平景象耳。”[15]
但是周乐清作为中下层官吏,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只有将襟怀倾吐于笔墨,借古说今、寄托衷情。胸怀忠君爱国之志,无缘重振朝纲,此其憾恨之一也。
有关道光朝文人戏研究的文章
随着文人戏不断向案头靠拢,合乎曲律、适应舞台已不再作为创作的必然要求,戏曲创作变得易于上手。道光朝文人戏已经与诗词、小说一样,承载了私人写作的需求,俨然作为文人创作的常用文体。尽管如此,昆腔的典雅品性依然受到文人群体的青睐。而道光朝文人曲家通过不断的创作和演出努力维系昆腔最后的光辉,极大延缓了它的衰落进程。此时曲坛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来自花部阵营的外部冲击以及文人戏内部持续坚守的创作努力。......
2023-08-05
另有沈起凤的《文星榜》,借用《胭脂》故事桥段,亦列入聊斋戏中,共计15种。比如黄燮清有《脊令原》《绛绡记》2种,陈烺的《玉狮堂传奇十种》、刘清韵的《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都包含3种聊斋戏。黄燮清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密切关注时局,将自己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之情投射到戏曲创作中。......
2023-08-05
准确来说,中国悲剧文学体现出的是一种婉转隐晦的“感伤风格”。感伤主义作品体现的敏感、哀伤的色彩与道光朝文人戏感时伤事的情绪非常相似。这种文学自觉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忠诚,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远责任。感伤风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征,在乱世背景下的道光朝文人戏中日益突显,成为其主流风格之一,显示了文人群体先进的觉悟和细腻的情思。......
2023-08-05
道光年间,许多汉学家身兼朝中职务,有的官至学政、巡抚。总之,考据学风对道光朝文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道光文人也不例外,生逢国祚衰微,一些学者率先将深厚的考据功底运用到时务研究中,以精准细致的考察和科学先进的结论为执政者提供参考,确立了专注时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边疆史地学自乾隆学者祁韵士开始起意,经过道光文人的发扬光大逐渐成熟。......
2023-08-05
在正妻生病期间,王氏侍奉汤药尽心尽力,并因此积劳成疾染病身亡。梁廷枏的《昙花梦》和彭剑南的另一部悼亡戏《影梅庵》则是比较出色的悼亡戏。前人的悼亡,以追思怀人为主要目的;道光文人笔下的悼亡戏,则以歌颂妇德、宣传教化为圭臬。......
2023-08-05
但是戏曲的题材独创性却逐渐落后于小说——多见改编之曲而少见原创之作。道光朝戏曲对原著小说的依附性,反映出当时戏曲题材单方面向小说借鉴的特征。戏曲题材创作性衰弱主要受到当时曲坛竞争的影响。花雅争胜以花部戏曲成为舞台主流、文人戏案头自娱为结果。但从文学性上看,这些作品囿于原著的藩篱,使古典戏曲的独创性日渐萎缩。宋元以后,则统称戏曲艺人为“优伶”,或称“优人”“伶人”“伶工”等。......
2023-08-05
第二条线索恰好与之相反,一部分道光文人曲家希望从传统曲体中汲养,以实现文人戏的重振。综上,道光朝文人戏的文体发展呈现出前进与复古并存的双线索路径,这在戏曲文体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23-08-05
文人奇谈戏的题材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作者或友人的亲身经历;二是地方见闻或前人笔记。地位的差距、家长的反对等都是他们分手的常见原因。及识余,余亦姑勿究其颠末,以诏此奇也。这固然是作者自谦的说法,但足以表明这件奇闻对作者的震撼。姚燮欲为其赎身却苦奈囊中无资,只得怅恨作别。......
2023-08-05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