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理性与非理性的扭曲与合理化

如上所述，《启蒙辩证法》揭示出启蒙概念的分裂是由理性所激发的。理性如何导致自我的扭曲，由此成了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所考察的问题。霍克海默将理性作了区分，认为理性自身包括主观理性（subjektive Vernunft）与客观理性（objektive Vernunft）。主观理性是以计算、工具为手段，依照主观目的行事的理性，它最终走向了形式化的理性即非理性。客观理性是以客观的标准、原则来行事，它以真理为至高目的。

理性的扭曲来自自我持存的推动。如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所言：“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16]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第一章“工具与目的”中分析了理性扭曲的整个过程：首先，主观理性已经或多或少被人接受，因为它具有适于达成某种目标的智谋^[17]，实际上这种完全致力于个人目标的主观理性，只是出自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的考虑。然后，当这种理性在某个机构当中发挥作用，它的使用就带有逻辑的、计算的倾向。在主观主义者看来，理性自身没有目的，因此去讨论相对立的目的之优先性是毫无意义的。可能的讨论，仅存在于当两个目标服务于第三个或者更高的目标之时，这就意味着理性只是工具性的而非目的性的。^[18]最后，理性完全成了手段（Instrument），被主观化、形式化地用于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而忘记了理性在受到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推动的同时也还应该具有超越自我持存的力量，即客观理性的力量。

霍克海默认为，尽管主观理性在历史上一直都内含在理性概念之内，但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是客观理性”，它作为一种超越自我持存的和解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也存在于客观的世界里；存在于个人与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机构、自然及其表象当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和德国的理性主义，无一不是奠基在客观理性上面。“客观理性”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客观秩序即规则，它与包括个人兴趣和自我持存在内的人类存在方式两相协调，如同柏拉图《国家篇》中所说，谁生活在客观理性的光照中，就同时生活在成功和幸福当中。客观理性关注的焦点并不在行为及其目标如何按部就班运行，而是致力于最高的善的理念（die Idee des hoechsten Gutes），以及人类的终极目的问题和通往此一最高目标的方式。

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迫主要通过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来实现。合理化思想其实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言中韦伯说，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受到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影响。当今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韦伯努力寻求导致西方文化独具的合理性主义的缘由，最终落脚到了西方的宗教伦理。霍克海默却将这一韦伯所肯定的“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轨道”作为批判的对象，理由是，由主观理性带来的现代人思想中的“合理化”倾向，散布到了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导致理性的个体在“进步”的铁蹄下被取消，从而走向非理性。

霍克海默主观理性的合理化倾向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的前言中，霍克海默即谈到要对统治思想进行一种不以行动为目的反思，他说：

有必要对作为一定文明观所折射的统治思想进行探讨。作者在这里所要做的，不是试图给出一个行动上的方案。相反，他认为现代的倾向是每种思想都被转化为行动，或者说当前文化危机（Kulturkrise）的征兆之一是在行动方面进行积极的节制：为了行动而行动决不会强于为了思想而思想，甚至远远比不上它。^[19]

霍克海默所要揭示的，是现代人自以为正确的“合理化”倾向，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它缺少真正的具有客观性内容的基础。故现代文化的危机是，文化有了高下之别，那些被确认为“好的”“干净的”文化受到追捧，余者则被嫌恶，人们避之不及。文化越来越倒退到古老的禁忌或者宗教里去，旧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下燃烧，为失去信念的现代人提供着热量。霍克海默强调说，在现代生活中，意义仅通过一种方式可以达到，那就是实现目标。人的消遣或者爱好已不复是人的内在生活，而是被带到休闲活动、社会交际等广泛的娱乐项目当中，其意义在大众文化的众目睽睽下死去。

理性的主观化不仅让文化的创造力大大削减，还导致大众的艺术的鉴赏力也日益钝化。艺术在他看来曾经是世界的表达、最后的判断，现在已变得完全中立了，充满趣味的艺术蜕化成了娱乐活动。霍克海默以贝多芬的《英雄》为例，说明艺术在大众文化当中丧失批判性、否定性，变成了像古董一样的东西。他说：

这部音乐作品是被物化了（ist verdinglicht），被弄成了一件博物馆里的作品，它的上演对于隶属于社会组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闲暇活动、一个事件、一个明星登台或一个必须参加的社交聚会的有益契机。但这里没有与艺术作品生动的交流，没有直接的，自发产生的对其作用的领悟，没有它作为一幅图画的整体的把握，也就是那被称为真理的东西。^[20]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对理性主观化、工具化的批判，是大众文化批判以理论及启蒙批判理论的核心。哈贝马斯评价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时说：“一旦目的理性膨胀成为总体性，也就取消了有效性要求与自我持存要求之间的区别，进而摧毁了有效性和权力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现代世界观以为彻底克服神话就可以实现的基本概念的分化。作为工具理性，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并因此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应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后总暴露。”^[21]这可见，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实际上是对主观理性片面取代客观理性的批判，理性的主观化导致启蒙与自身相分裂，由最初的“自我持存”走向极权主义；理性的主观化导致文化沦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艺术成了在偶然感觉序列中的消费，从而同政治和宗教一样从真理中被去除了。

回头来看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纵性与主观理性的膨胀紧密相联。如霍克海默就认为美国广播中的滑稽剧，尽管非常吸引听众，可是当中充满了野蛮的要素。这实际上是在批判大众文化的流行性（Popularitaet），认为它是被文化工业的掌权者所决定，因而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接受表面上是自由的，实则是被操控的。令霍克海默深感失望的是，大众文化势头日大，确有日益取代艺术的倾向，与艺术创造息息相关的私人领域不断受到文明科技如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干扰。他在《新艺术与大众文化》中以好莱坞的商业电影为例着重分析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认为好莱坞的经济关系作为社会文明的产物，不允许追求艺术作品的内在逻辑即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因此电影不属于艺术的行列。^[22]概言之，现代社会中那些一味娱乐的文化商品，实际上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一种变质的需要，它与充满创造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是两相分离的。

纵观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历程，从文化到启蒙最后到理性，一路都在追寻文化陷落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所说的，人类的未来有赖于批判行为的存在，而批判理论是植根于传统理论和正在流逝的传统文化之中。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中找到了启蒙文化的极权主义倾向，在人类理性的觉醒中看到了主观化、工具化的一面，同时致力于批判理性的合理化倾向。文化、启蒙与理性层层深入的批判历程，一方面使启蒙的主体具有了反思的意识；另一方面启示了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此一从概念内部展开批判的方法及其文化批判的多层次推进，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极具特色的一页。

【注释】

[1]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2页。

[2]J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ueder，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and 4：I-K），Basel/Stuttgart：Schabe ＆amp；Co.，1976，S.1319.

[3]Immanuel Kant，“Idee zu einer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1784）”，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8，Berlin：Akademie，1784，S.26.

[4]W.von Humboldt，“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e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830-1835）”，W.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7，Berlin：B.Behr's，1907，S.30.

[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6]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88，S.288.

[7]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88，S.53.

[8]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9]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10]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11]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4，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88，S.435.

[12]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13]霍克海默、阿道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4]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1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6]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17]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1，S.27.

[18]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1，S.9.

[19]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1，S.26.

[20]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6：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1，S.58-59.

[21]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22]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4：Schriften 1936-1941，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91，S.435-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