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乡都”的提法始见于邹知新《都碑记》。在这篇珍贵的地方文献中,他对“孝感乡都”作了如下的记述:其一,地理位置:闻故老言:“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其二,历史遗存:都门之阳有碑碣,额镌“邑东南七里磨子场/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
2023-07-31
由《都碑记》所揭示出的“孝感乡都”,以及沈家庄磨子场遗址的发现,为学术界认识和解读明代的乡里组织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下面,试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孝感乡”的含义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明代乡里组织研究中,有许多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较为合理的阐释,其中有关乡、都、图、里等名称概念及其关系便是其中之一。[48]虽然如此,但对明代的乡不具有前代乡的行政职能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在明代乡只是一个习惯上的地理单元,无行政组织,也不具有行政管理功能。”所以明人说:“四乡之说,其来甚远,然其事虽古贸亦无谓,虽削之可也。”[49]有的地方设有“乡头”,但只是职司供应乡役,与前代乡正不可同日而语。[50]
按照这样的理解,结合麻城历史实际,可见在麻城县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中被撤并的孝感乡,其含义只能理解为一个地理单元从麻城县境消失了。从此,一个顶戴着“乡”的头衔意义的地理单元——“孝感乡”不再存在了。至于后来,在迁往四川的麻城移民及其后裔中,又将这个曾经的地理单元作为祖籍地来传承,即将其变成为一个祖籍记忆中的人文地理概念,从而为“麻城县孝感乡”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则需要另当别论。
(二)“孝感乡都”的性质
“都”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王安石变法,起初是保甲的一级单位,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地理单位。王安石变募兵为保甲,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51]明代“都”的概念,含义比“乡”复杂。顾炎武考证认为,“都”的原始含义,“皆小邑之称也”。明《万历会典》称:乡都“盖今之坊厢也。”[52]明朝在原南宋统治的东南地区,沿袭宋制,在县以下多采用乡—都—里—图制。有的“都”相当于城郭之外的小邑。如在乐清县,“在城曰隅,附隅曰郭,郭外有乡,乡内分都”[53]。有的“都”则是对过去乡里组织的借用和沿袭,等同于里甲制行政建制的“里”,有的又仅仅是特指地域名称。[54]
“孝感乡都”位于距离麻城县东南7里的磨子场,表明此“都”符合城郭之外的“小邑”,盖犹“坊厢”之意。明初“县堂徙治磨子场”,即曾经短暂设置过麻城县的公署。其后,一度“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表明此处之“孝感乡都”,曾经承载过县衙的行政职能。后来,麻城县公署迁回旧治,“孝感乡都”在这一特殊阶段所承载的历史任务也告完成,其行政职能也就从此消失了。
根据《都碑记》援引《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表明孝感乡在明初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位,在这一地理单元内,推行的是户丁制,足见“孝感乡都”的真实含义就是一个基层里甲性质的机构。
另根据《都碑记》援引河东先生《龙池闲话》的话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这里提到了“里”和“区”。相对于“里”是一个基层行政单位,明代的“区”则有其特殊的定义。它是伴随粮长制的建立而出现的。洪武四年(1371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万石为率,设粮长一名,专督其乡赋税”[55]。在这一政令之下,明代前期东南一些地区普遍实行粮长制。凡推行粮长制的地方,一般都有“区”的设置,每区下设粮长等若干人负责税粮征收、解运。麻城县孝感乡都之下的“区”,就是为便于征收赋税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有明一代,一乡之下往往领有多个,乃至一二十个“都”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点不为怪。“孝感乡都”因为是一个聚集有“八百户丁”的“小邑”,故被称之为“都”。为了管理这些户口,故设置了“里甲”一类的基层行政单位;为了征收税粮,故又设立了“区”一类的役制组织。从当时“孝感乡都”的命名设置,可见明初麻城县四乡涵盖地域甚广,以至将距县东南七里纳入孝感乡地理单元之内。当然,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颁行里甲制,规范乡里制度之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偏移到了县境西南部,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三)“孝感乡都”的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被邹知新所载录下来的这个“孝感乡都”,原本是一个与麻城相对应的城郭之外的“小邑”和“坊厢”,并不具备行政职能,但因执行明太祖“迁民之策”的需要,为了将集中在此处的“迁民”遣送到四川去,故特地将麻城县的公署移至此都办公,以处理与迁民移徙有关事务。这样,办完迁徙手续的移民,就从孝感乡都出发上路,于是“孝感乡都”就成为了迁川移民的始发地。后来,随着“迁民”遣送完毕,麻城县的公署迁回旧治,“孝感乡都”在这一特殊阶段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宣告完成,其行政职能也就从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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