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与痛苦选择：《文汇报》记者的谈话

2023-07-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民族精神得以凝聚的基础。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得到成功实施的极好例证。到了这个时候，新权威主义的末日便已来临。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也有可能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

朱伟(以下简称“朱”):萧功秦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研究，而目前围绕这一课题所展开的讨论，正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您能否在此向我们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形态?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对新权威主义，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应当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

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原有的旧王朝或殖民统治宣告崩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一开始，往往直接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希望藉助民主政体使国家走向现代化。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贫乏，新建立的议会民主政体，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迟缓、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动乱频繁，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陷入持续的危机状态。此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往往会出现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建立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同时，这些军事或政治强人，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普及教育，扶持国内的中产阶级。不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这一变化之后，国内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中产阶级力量逐步增加，从而为整个社会稳步地向现代化过渡创造条件。从新权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它是作为对第三世界早期议会民主制的反动而出现的，由具有现代化意识及导向的军事、政治强人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

当然，并非所有的权威政治均能称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或者是特点。

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由于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导向，因此，新权威主义高度强调经济发展、普及教育等目标，以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新权威主义具有政治上的铁腕作风，有时候，军事政治强人为达到政治上的稳定，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民族精神得以凝聚的基础。

最后，也就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是，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及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藉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经济、文化、政治实力的中产阶级阶层。

朱: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一些拉美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明现代化在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也能实现。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得到成功实施的极好例证。如何理解及评价这一现象?

萧:法国学者莱昂在其《世界经济与社会史》一书中，曾经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借鉴及多元化政治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衰落的原因，他指出:(这些新兴国家)在实行自由民主制时往往碰到很多障碍，往往会乞灵于强权主义。在拉丁美洲，由民主选举的总统往往不能够搞好结构改革，而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却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议会民主制常常使代议制不能应付很多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出现一些混乱，而混乱和危机，又使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而且，议会民主制搬到年轻的国家，也会产生很大的软弱性，民主体制的借鉴，往往使软弱无能的政体更加软弱。结构改革的实施往往因议会中压力集团的反对而处于瘫痪状态，民主的外表甚至不比君主专制政体的主仆关系更能防止贪污腐败。

莱昂这段分析的意义在于:尽管议会民主制与专制政体相比带有更大的进步性，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实施民主条件的贫弱，它在促使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而不如带有相当集权色彩的新权威主义。因此，从这一点上我国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产生，同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是密不可分的。在不发达国家内部，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中产阶级阶层，并形成了一种维护商品生产正常发展的秩序——我们称其为“市场秩序”，但是，这种“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把工业国家强有力的市场机制称作整合社会经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权威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却仅仅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现代化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当中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人们对民主的追求，既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满足以及对新制、新社会的向往，也不再是一种同旧制度斗争的手段。民主已经成为市场机制运转的基础，而这个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这一机制的稳定、有力的运转。到了这个时候，新权威主义的末日便已来临。当新权威主义在悉心扶持中产阶级时，它也许不知道自己正在养育着自己的掘墓人，当掘墓人长大，新权威主义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让位于民主政治的时代。

朱:目前学术界流传一种看法，认为新权威主义的推行，从长远来看对民主政治并无不利，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新权威主义的推行，使发展中国家本已十分脆弱的民主力量受到打击，民主化进程受到阻碍，因此本质上是民主的倒退。

萧:要谈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新权威主义的两重性，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也有可能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之所以存在后一种可能性，是由于，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及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权力的集中与个人崇拜。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而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化。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新权威主义有权威个人化及腐化的倾向，便无视新权威主义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整合社会秩序”这一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作用。一般而言，越是在实施新权威主义的早期，其向传统主义蜕变的可能性越大，而越到后期，随着现代化意识的普及，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可能性越大。

新权威主义所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而这一困境的产生，是由于这些国家现代化早期阶段社会内部，中产阶级力量的脆弱、民主意识的贫乏，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又需要由强有力权威的监护这一矛盾所引起。对这些国家来说，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祸害。然而却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在不发达国家，民主政体的实施能满足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对于长期处于专制暴政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的感召力往往是惊人的。然而，民主政体在这些国家中却先天不足，它无力解决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这一痛苦的两难选择，将贯穿这一民族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尽管他们的选择决非是理想与完美的。

朱:既然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必要的祸害”，那么有什么办法将这一“祸害”减低到最低程度?在这些国家内部，如何形成某种强大的力量，同新权威主义中的专制倾向相抗衡，迫使新权威主义不致蜕变成传统主义、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向民主政治过渡?

萧:你所说的这种力量，我想应当是指独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市民阶层的联盟。这一力量的形成与壮大，将能有效地防止新权威主义政治的腐化、权力的蜕变和意识形态的复旧。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级与具有现代意识、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结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在不发达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中，强人政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三者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强人政权要发展经济，就不能不依靠中产阶级的支持，必须大力扶持中产阶级。同时，中产阶级现代化意识的获取，又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化的传播。因此，虽然强人政权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冷淡，但中产阶级却要大力保护知识分子，因为这两者在价值取向及心态上有更多的认同。这样，当中产阶级在强人政权的保护下得到稳步发展的同时，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同步壮大，同时这两者趋向联盟。而这一联盟的形成，将构成与强人政权相抗衡的局面。当它作为一种与现政权保持相当距离的独立社会力量而存在时，政治多元化的倾向便宣告出现，民主便在这种环境中，得以发育、成长、壮大，直至将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赶出政治舞台。

朱:在目前国内围绕新权威主义展开讨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此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论证新权威主义有无必要或有无可能在中国实施这一问题上，对此你作何评价?

萧: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也就各不相同。新权威主义仅仅是一些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种政治形式，并非落后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更何况在当代中国，由于1949年后出现的商品经济的断裂，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阶层被人为地消灭;虽然近年来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但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中产阶级，却至今未能出现。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强大、独立的中产阶级阶层，既是防止新权威主义堕落成专制主义的一股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使其迈向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有力保证。所以我认为，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中国均不存在实行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态的背景及条件，中国应该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具有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新权威主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及启迪作用。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的意义所在。

原载1989年1月17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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