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包括地方志学）成绩斐然

唐朝台州史学尚处于作者以客籍人士为主的记载台州山水、宗教及其人物领域的阶段，到宋朝台州史学有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南宋时期台州史学发达，名家辈出，被学者评为台州史学的“全盛时期”^[74]。这种进步固然是台州文化发展的表现，也是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繁荣带动的结果。南宋浙东学派全面兴盛，而其中足以代表其成绩与造诣者首推史学。近人何炳松以为“南宋以来的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代表台州史学的人物便是宁海的胡三省。他进一步阐述浙东学派的发展说：“自从郑伯熊和薛季宣中兴永嘉的学派之后，在永嘉方面有陈傅良和叶适诸人的继起，同时在金华方面又有吕祖谦、陈亮和唐仲友三大头的出现。于是浙东的学派乃达到一个黄金时代，而程氏的学说亦发挥而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最灿烂的花——浙东的史学。”^[75]从台州文化本土化的源流来看，南宋时期台州史学的繁荣，则不仅是受到永嘉学派的嫡传，而且是金华学派的血脉。永嘉学派以叶适为代表，其传学于台州的弟子以陈耆卿最为突出；金华学派以上述吕、陈、唐为代表，唐仲友在台州任职多年，当时影响自然独步，而后来则以王柏所带弟子为多。台州史学的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充分说明当时社会整体的进步，而不仅限于某一狭隘的领域。

（一）灌顶、徐灵府等人的佛道记传著作

唐朝台州史学主要集中于名山志和方外人士传记上。如道士徐灵府记载天台山道教佛教的《天台山记》；灌顶《国清百录》《智者大师别传》《真观法师传》等。

徐灵府是唐朝著名道士，初到南岳衡山修炼，后至天台山修道，栖隐山中二十余年，号所居处为“方瀛”，他的《天台山记》就是在栖隐天台时写的。徐氏写作《天台山记》系“修真之暇，聊采经诰以述斯记，用彰灵焉”，是亲身生活加上博采经传，融会贯通写成的。此书先总述天台山之来历，引经据典，赞美其山水之神秀，然后分述天台山各处之自然景观与人文胜迹，详细记叙其方位与路径里程，仙释两教人物逸事，仙灵异迹，神话传说等等。此书不仅记载天台山自然地理风貌，而且以较多笔墨记叙山上观堂寺院等宗教建筑与宗教人士事迹，颇为当时和后世文人所称引祖述，故于浙东名山宗教研究尤其是道教亦属不可忽视之文献。

（二）赵师渊与《资治通鉴纲目》

赵师渊字几道，号讷斋，台州黄岩人。卒年61，具体生卒始末难以详考。乾道八年（1172）进士及第，尝任国史院编修。从朱熹游，为朱所重。自从司马光等纂成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来，研究《通鉴》渐成专门学问。常人以其卷紩浩繁不便阅读，读史更觉繁难。故朱熹思欲以简编其书以便学者，起草大纲，“纲欲谨严而无脱略，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规划条例，主要编纂工作均由赵师渊承担。即使大纲起草亦主要委托赵氏成之。经过赵师渊的纂辑，《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共分五十九卷，十九门一百三十三条，“纲下有目，目下有类，至详且悉”，不但提纲挈领地提炼了《资治通鉴》的历史内容，大为方便一般读者学习中国古代历史，而且开创了记载历史“通鉴纲目体”。在纂辑《纲目》的过程中，赵师渊对《资治通鉴》原著内容做了系列考证，正误补缺，保证了内容的完整周圆，减少纰漏，是一部纲举目张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的编纂者由于未题赵师渊之名，以至于书中的成绩与不足均归之于朱熹，而实际上这部书的谋划与编纂过程在赵师渊的集子中记载他和朱熹商榷《纲目》的书信很详细，朱熹的集子中也记载两人往来书信商讨《纲目》编纂事宜，并无忌讳。清朝学者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清人芮长恤《纲目分注拾遗》的提要中写道：“初，朱子因司马光《通鉴》作《纲目》，以分注浩繁，属其事于天台赵师渊。师渊《讷斋集》中载其往来书牍甚详，即朱子集中亦载与师渊论《纲目》书。盖分注属之师渊，犹《通鉴》之佐以刘范，在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板未题师渊之名，后人遂误以为分注亦出朱子，间有舛漏，皆委曲强为之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明张自勋《纲目续麟》的提要中又说：“《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明初宋濂《通鉴纲目附释》说：“朱子……亲为《通鉴》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赵师渊几道，使著其目、凡例，盖一十九门，总一百三十有三条。凡下有目，目下有类，至详且悉也。师渊遂据提要为《纲目》五十九卷，朱子重为之审定，故其中亦颇与凡例弗合。”《台州教育志》《黄岩县志》还记载了朱熹与赵师渊编纂《纲目》的地点，就在黄岩：“樊川，朱子与门人赵师渊成《纲目》之地。”

（三）赵汝适与《诸蕃志》

南宋赵汝适（1170—1231）字伯可，宋宗室，《宋史》无传，台州临海府县志亦无传。1983年临海文物普查中征集到《赵汝适圹志》，为考察赵氏生平身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据赵氏圹志载：赵汝适生于宋孝宗乾道庚寅三月乙亥，绍熙元年开始登上仕途，以父赵善待少保遗泽补将仕郞，次年赴铨闱试第一，授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庆元二年（1196）进士及第，六年知潭州湘潭县丞，开禧元年（1205）为绍兴府观察判官。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除福建路市舶提举，宝庆元年（1225）七月兼权泉州市舶。绍定四年七月乞致仕，辞官归临海故居，是月病逝。赵氏任职于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兼权泉州市舶前后约四年，是一生中重要经历，也是著作《诸蕃志》的生活基础。据《宋史》所载，市舶职掌为：贡使之接待与蕃商之招徕；蕃舶出入港之检查；舶货之抽解及博买；舶货贩易之管理；本朝商人泛海贸易之管制；蕃巷（外国商人集中居留街坊）之监督与管理；为往来商舶祈风；遇难海舶之拯救等等。赵汝适在任时以其工作之便，“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迺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芟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

这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记叙海上中外交通贸易与海外物产风土的地理志书。共二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当时即已刊刻行世，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福建提举市舶赵汝适记诸蕃国及物货所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叙述详核，为史家所据。”只是“始末无考”。赵汝适说此书所载“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噫，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志之作，良有以夫”。《诸蕃志》所志与南宋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共五十八个国家，从日本、菲律宾向南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各国；西达非洲及意大利西西里岛；北至中亚与小亚细亚。其范围之广，为同时期同类著作所不及。志中所载各国物产有香料、没药、波罗蜜、没石子、苏木、猫眼、砗磲、龙涎等四十七种之多。另附记我国海南岛地理货物。种类丰富，记叙详细，明显领先于同时同类著作。由于是书所载为一般文士所忽视，故其一出，即见重士林，征引甚黟，如赵汝适稍后之临海人谢采伯（1172—1251）《密斋笔记》卷四、元人纂《宋史》外国列传等均曾频繁引用赵书。

（四）陈耆卿与《嘉定赤城志》

南宋陈耆卿《赤城志》是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以前著名地方志之一，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台州州志，全书共有地理、公廨、秩官、版籍、财赋、吏役、军防、山水、寺观、祠庙、人物、风土、冢墓、纪遗、辨误十五门，四十卷。被学者誉为台州历代众多方志中“承上启下，最具特色的一部名志”。《赤城志》之前没有一部完整的州郡志，陈耆卿编纂此志在台州地方志的编纂上是填补空白的工作，可谓“积数十年参考之功，创千载遗缺之迹，以所属作，条分件系，台郡始有志焉”^[77]。

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号筼窗，台州州城（今临海城关）人。幼而嗜学，精于古文，早播文名。尝从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学者称水心先生）求学，叶读其文，不禁为之“惊诧起立”，作诗称赏：“古今文人不多得，元祐唯四建安七。性与天道亦得闻，伊洛寻源未为失。”称赞陈耆卿的文章为“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主为一家”，为数十年来所仅见之作，遂收为门生，“以文字之传”，“倾倒付属之”。陈耆卿为叶适入室弟子，继承了永嘉学派的衣钵，后人将陈列为叶氏门下第一人。陈氏亦以其懿文硕学接过了永嘉学派的旗帜，后来“卓然为学者宗”，是永嘉学派在台州的最有名的传人。嘉定七年（1214）中进士，嘉定十年以迪功郎出任青田县主簿，三年后升庆元州（今宁波）学教授，不久又改任舒州府（治今安徽怀宁，属安庆市）学教授，后又任沂王府记室。宝庆二年（1226）正月，除秘书省正字，绍定元年（1228）授秘书卿，三年（1330）为著作郎。端平元年（1234）二月，以朝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寻除将作少监，不久加实录院检讨官，考功郎官等，终国子司业。陈氏具有多方面成就，其文集名《筼窗集》，初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八卷，今本仅有十卷，系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有文131篇，诗38首，词四首；今人又增补文12篇，诗一首。所存仅有原作的十分之一二了。然令陈氏流芳百世之事当属其编纂台州最早的一州总志《嘉定赤城志》四十卷，该志编定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当时硕儒王象祖评论道：“（此志）凡例严辨，去取精确，诸小序凛凛乎马、班书志之遗笔，莫可尚焉。”明陈相评论道：“事实详明，颠末备具，千百年之文献，一览可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条分件系”，“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俱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清末台州知名学者王棻评论道：“陈《志》……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繁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

（五）胡三省与《资治通鉴音注》

宋末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经过七百年的检验，此书已经成为阅读研究《资治通鉴》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史学家誉胡三省为“司马氏功臣”“《通鉴》学功臣”等，《通鉴胡注》将与《通鉴》一起并行而不朽。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又字景参，号梅磵，台州宁海（今属宁波）人。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及第，宋亡不仕。隐四明袁学士桷家为塾师，日以教书、注书为业。袁桷《清容居士集·师友渊源录》记叙胡三省生平梗概。胡三省自登第以后，即以注释《资治通鉴》为职志，仿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先写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另复著论十篇，其事大体完成。适逢宋末乱世，兵荒马乱，逃命不暇，书稿尽失。复购他本重新作注。乙酉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留袁桷家里任塾师，每日作注，寒暑无间。己丑岁（至元二十六年，1289）寇乱，胡三省将书稿藏匿于袁家东轩石窖中，方才逃过一劫，这就是后来流行于世的《资治通鉴音注》。这个藏书稿的石窖就被称作“胡梅磵藏书窖”，清人全祖望还写了《胡梅磵藏书窖记》以记其事。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对《通鉴》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关典章制度、名物、地理、职官等都有详细注释，特别是对音训、地理诸项，考证尤为精详，订正前人不正确的注解很多，而自身失误极鲜见。是以受到后世学者由衷的感佩。在胡三省之前，已有学者对《通鉴》作注，胡三省之后，也有学者继续作注，注解考证，卷帐浩繁，但迄今未有一种超越胡注者。故学界评论历来以此书声望最高，是研究《通鉴》学最重要的必读著作。

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实际上将注史与家国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注解中寄寓了深刻的国家与民族立场，于微言大义中融合了自己的正统史观，也表达了自己在此鼎革之际的取舍，体现了台州文人身上的操守。如唐高祖武德元年，《资治通鉴》记载张玄素的出处行藏：“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作注：“史言隋之故官，渐就任于他姓。”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作《通鉴胡注表微》，对胡三省此处似乎平淡无奇的注文做了评论：“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渐有出为告采之谋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远、白挺、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元史》中《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别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元，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胡三省堪称司马光的知音，而陈垣则是胡三省的知音，所言胡注之所以然，皆有家国存亡之悲怆，感同身受之所致耳。

（六）陈景沂与《全芳备祖》

陈咏字景沂，号江淮肥遯愚一子。清末喻长霖《台州府志》卷七十三《艺文略》十记载是书为：《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78]，云：“宋陈咏撰。咏，黄岩人，今隶太平，事迹具《文苑传》。是书大旨详《四库提要》，有宝祐丙辰自序，署江淮肥遯愚一子，故《绛云楼书目》注误为淮淝人；《四库提要》以为号肥遯，天台人，皆未的^[79]。《千顷堂》《录竹堂书目》俱著录。今有钞本。”《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三“隐逸”有“陈咏”条，云：“字景沂，号肥遯，泾岙人。学博文赡，为时所称。理宗时，上书论复仇，词意激切，不报。咏遂专意著述，撰《全芳备祖》五十八卷。”据此，其籍贯为宋台州黄岩塘下（今属温岭市）人。南宋理宗（1224—1264年在位）时曾经上书最高统治者，主张收复失地，以报国仇，洗雪民族大耻，是一位爱国者。其生卒年无可详考。陈咏所编纂的《全芳备祖》，本来是为了文人写作诗文时便于检索各种花卉的前贤已有诗文，以供采撷剪裁的类似于现代“写作辞典”“写作辞林”一类的工具书。没有想到这样一种专门收集古代（主要是南宋以前作家作品）文人歌咏花卉诗文词句的工具书，竟然被现代辞典学界赞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获得极高的声誉，是编纂者生前所未尝料到的。

《全芳备祖》分前后两集，前集为《花部》，二十七卷，所记者皆花，共收128种（其中附录10种）；后集第一卷至八卷为《果部》、九卷至十二卷为《卉部》、十三卷为《草部》、十四卷至十九卷为《木部》、二十卷至二十二卷为《农桑部》、二十三卷至二十七卷为《蔬部》、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为《药部》，共收植物183种（其中附录38种），除去重复及非植物的条目，实收179种。全书共收307种植物，60余万字。其编撰体例是：每一物分事实祖、赋咏祖二类，盖仿《艺文类聚》之体。事实祖中，分碎录、纪要、杂著三子目；赋咏祖中，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子目。其编撰体例完备，条理井然。如第一卷专记梅花，在赋咏祖五言绝句中引用了晋人陆凯名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在七言八句中引用了北宋林和靖的名诗“众芳摇落独鲜妍（今通行本作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等等。其他的事实，散句及词作还有很多，查找起来，材料很集中，很方便。又如第三十一卷药部“胡麻”条，在事实祖的碎录中引《广雅》释其物“始生上党山泽，今处处有之。通名脂麻，俗讹作芝麻……”在纪要中则引用了脍炙人口的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失道，食尽，见桃实，食之，觉身轻。行数里，至溪浒，持杯取水，见一杯流出，有胡麻饭。溪边二女子，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便迎归作食。既出，无复相识。至家，子孙已七世矣。”书成后流布开来，“名公巨卿，嘉叹不少置”。并且曾经进呈于天子之览，“陈君不可谓不遇矣”（宋韩境序语）。可见真是声动朝野的一部名著了。

陈咏作《全芳备祖》一书的动机，并非为了编写一部植物学辞典，而是有鉴于前人所编纂的类书不够完备，而植物一门，尤为文人画士所难以熟知精详者。他在自序中说：“古今类书，不胜汗牛而充栋矣。录此遗彼，不可谓全；舍本弃末，不可谓备，皆纂集之病也。姑以生植一类言之，史传杂记之所编摩，骚人墨客之所讽咏，自非家藏万卷，目阅群书，能免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乎？余……晨窗夜灯，不倦披阅。纪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钩其玄。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非全芳乎？凡事实、赋咏、乐府，必稽其始，非备祖乎……余之所纂，盖晋人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者也……今止纂取大略，以便检阅，备遗忘耳。”也就是为了文人画士创作提供翻检材料的便利，并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加知识而编纂的。虽然它原是分门别类提供植物学知识和有关材料的类书，但其功用与今天的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相似。且如此体例完整的植物学类书，在世界上以我国陈咏的《全芳备祖》为最早，故近几十年来得到国际辞书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从我国植物学辞书史来看，它也是具有崇高历史地位的，在它之后产生的明代《群芳谱》，是以《全芳备祖》为蓝本编纂而成；清代《广群芳谱》，则更是《群芳谱》的扩充。故《全芳备祖》又被誉为“我国植物学工具书的鼻祖”。

《全芳备祖》一书，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四库类书丛刊》本；农业出版社影印的《中国农业珍本丛刊》本；后者所据版本较早，号称宋版，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实际为元版。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了，并且国内已经绝迹，只有日本尚有基本完整的元版《全芳备祖》。故其底片是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摄制照片450余幅而回归中土的。这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科学事业的腾飞，《全芳备祖》这部被遗忘了多少年的植物学工具书，不但能在新的时期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能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贡献。

此外，宋宁海胡融的《菊谱》，是在史铸《百菊集谱》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而成，也是台州文人所著有关植物方面的一部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七）贾似道与《促织经》

南宋天台贾似道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蟋蟀研究的专著。明朝《千顷堂书目》、倪粲《宋史艺文志补》著录。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天台县人。为制置使贾涉次子。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后来贾涉之女为宋理宗贵妃，贾似道遂得以飞黄腾达，平步青云，逐步进入中央机关，直到宰相。开庆元年（1259）以右丞相领兵援鄂州（今湖北武昌），私自向忽必烈请和，纳币称臣，兵退诈称大捷。宋度宗（1265—1274在位）立，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朝政悉决于贾似道。德祐元年（1275）元军沿江东下，贾似道率军迎敌，于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败绩。因遭革职流放，行到漳州（今属福建）木绵庵时，为解押官郑虎臣所杀。

《促织经》分为上下两卷，共一万四千余言，全书由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七个部分构成，每部分又分若干子目，条理较为清楚，系统性较强。内容主要重在促织选择、决斗、饲养三点上。选择优良的促织要从其生存环境和形体颜色上把握，促织决斗要注意“比头比项比身材，若大分毫便拆开”，还总结为“八不斗法”：长不斗阔，黑不斗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苍，好不斗异，弱不斗强，小不斗大，有病不斗寻常。促织饲养主要注意节候的变化，还要精心调理。贾似道编写《促织经》是因为他认识到促织具有值得君子喜爱的品质，他说：“况促织之为物也，暖则在郊，寒则附人，若有识其时者。拂其首则尾应之，拂其尾则首应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类颉颃，以决胜负，而英猛之态甚可观也。岂常物之微者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爱之者，不为诬也。”又说促织“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阴阳之道，动静之宜，备乎战斗攻取之义”因而把它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君子之所于爱物也知所爱，知所爱则知所养也，知所养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

贾似道的《促织经》不但从小虫促织悟出许多人生道理，把它总结为经验予以记录，给世界上留下了一部“见微知著”的昆虫学“专著”，而且在无意中成为后世十分兴旺的促织研究著作的鼻祖。

（八）陈仁玉与《菌谱》

南宋仙居陈仁玉的《菌谱》，作于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食用菌专著。陈仁玉尚著有《淳祐临安志》，也是一部有名的地方志。

《四库全书总目》：“《菌谱》一卷，宋陈仁玉撰。仁玉字碧栖，台州仙居人。擢进士第，开庆中官礼部郎中、浙东提刑，入值敷文阁。嘉定中重刊《赵清献集》，其序即仁玉所作。其事迹则无考矣。”《台州府志·王珏传》：“德祐丙子，权知本州事。伯颜南下，珏与兵部侍郎仙居陈仁玉集义民坚壁以守，亦忠义之士也。”现将陈仁玉《菌谱》自序摘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芝、菌，皆气茁也，灵华三秀，称瑞尚矣。朝菌晦朔，庄生讪之。至若俦其食品，古则未闻。自商山茹芝，而五台天花，亦甲群汇。仙居介台括，丛山入天，仙灵所宫，爰产异菌，林居丛栖者，左右芼之，固黎苋之至腴，莼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无预菌事，繄欲尽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谱》。

淳祐乙巳秋九月

山人陈仁玉序

（九）台州造纸与出版

台州与越州俱处浙东沿海，其山区向来多古藤，其中所产藤纸早在东晋时期即成为书法家喜爱的物品，到唐朝益发制作精良，成为地方进贡于朝廷的贡品，而且成为文人墨客馈赠的礼品。由于造纸必须以树皮为原料，历代大量砍伐，造成判藤资源的匮乏，以至于唐朝文人舒元舆写出了《悲判溪古藤文》，呼吁砍伐者手下留情，文人墨客笔下留情，为后世留下“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台州天台山区盛产这种造纸的优良原料——楮（学名小构树），属于桑科植物。是以台州生产品质优良的纸张是非常自然之事。故毗邻天台的判中同样出产这种植物，其古代造纸发达，出产当时畅销海内的名纸——判藤^[80]，成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喜爱的文房四宝之选，并作为馈赠的珍品。

天台（台州）玉版纸在唐朝就已跻身浙江五大名纸之列，北宋时更跃居全国名纸之首，质地远胜“澄心堂纸”。《浙江通志》载：“玉版纸，《赤城志》：苏文忠《杂志》云：‘吕献可遗余天台玉版，过于澄心堂。’又米元章用黄岩藤纸硾熟，揭其半用之，有滑净软熟之称。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淡。出宁海者曰黄公。而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也。”

同时，台州出版的书籍成为当时质量优良的宋版图书。宋朝片刻印书业十分兴旺繁荣，全国刻书质量好的如浙版、蜀版书，建版（福建本）就要差一些了。清末著名藏书家和学者叶德辉《书林余话》引叶少蕴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浙版主产地在杭州，而浙东台州刻本的质量上乘，是属于宋本中的精品。现在存世的宋台州刻本还有好几种，都已经成为国宝级的文物了，如宋台州公使库刻本《荀子》二十卷，半页八行，行大字十六，小字双行各二十四，字体精美，印制俱佳。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作为随员出使日本，于日搜罗中国古籍，尤其是中国本土已经传的珍本孤本，共搜得古籍二百三十七种，三万余卷携回国内，与驻日公使黎庶昌合力汇刻为《古逸丛书》，称得上清末海外访古的重大收获。此种宋本《荀子》便是其中极其珍贵的一种。清末著名藏书家和学者叶德辉称赞此本《荀子》说：“今黎庶昌刻台州大字本《荀子》，板心有蒋辉（是宋台州太守唐仲友雇佣的刻工）等名十八人。字仿欧体，想见当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81]魏隐儒先生亦称赞不已，评曰：此书“字仿欧体，写刻俱精”。可见台州宋刻本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还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除了《荀子》以外，宋朝台州郡斋、郡库、茶盐司、漕司、郡学等，都曾经刻过书，现在尚有据可查者还有：绍兴十六年（1146）刻《曾竑父诗集》，绍兴二十六年（1156）刻《曾几诗集》，淳熙七年（1180）刻《颜氏家训》，淳熙十二年（1185）刻章冲《春秋左氏事类始末》，开禧二年（1206）刻《石林奏议》，嘉定元年（1208）刻《天台前集》等书。而幸赖东传日本的宋本台州刻《荀子》而为天壤间传承了精品宋刻的面貌，为台州古代出版业辉煌的成就与高超的技艺留下了生动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