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精神的当代价值和优化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宋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理学是宋学的核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形态。中国人是顶着理学脑袋进入近代的，当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儒学实际上是理学。中国要创造新文化，理学是出发点，而理学是宋学的一部分。不对宋学进行一番彻底的检讨，新文化建设就是盲目的。本节即试图探讨宋学精神及其在当代所可能具有的价值。

（一）作为知识的宋学与作为信仰的宋学

要探讨宋学精神，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宋学。1996年在濮阳市召开的“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宋学的定义就是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与会学者对宋学的界定有如下意见：

（宋学）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宋学即经学史上的义理之学，是相对于汉唐经学和后来的清代汉学而言的。又有学者对狭义的义理之学作了新的论述，认为有传统的义理之学和今天所理解的义理之学。传统上所谓义理之学专指程朱理学，至多扩大到陆九渊的心学。从狭义上来理解，宋学除了理学、心学外，还应包括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李觏、陈亮、叶适事功学等。因为这些哲学家也是讲义理者。广义上理解宋学又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的总称，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发展到11世纪初期，顺应时势而兴起的新思潮、新流派，是一种跨时代的新的文化模式，即新儒学，主要包括赵宋时期的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等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经学的断代之学，包括整个宋代的学说、思想、学问。它以宋代理学为核心，或者说以宋代儒学为主体，同时包括理学中所吸收、消化和融摄的佛学与道家思想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以儒学为核心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不同于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统，即宋学中不包括佛、道两种文化体系。^[13]

争论涉及宋学包括的学派、宋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宋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的学科属性问题。

邓广铭先生认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认为宋代学者治学有两个特点：“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并指出，“理学家则是专讲求修养身心性命之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甚至把经世致用的原理原则也都弃置不问了”^[14]。漆侠先生指出：“汉学之向宋学演变，不仅是在学术上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之学，而且由于宋学之重实际、务实效，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使宋学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宋学之向理学演变，亦即是与现实结合的义理之学，向与现实脱节的性理之学或道德性命之学演变”，也就是说“宋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而理学则与社会现实、实践相脱节”。^[15]两位先生的论点都涉及了宋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并且观点很鲜明：褒扬宋学批评理学。

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在宋学的定义问题上意见不一，主要是没有区分作为学术、知识的宋学与作为价值观、信仰的宋学。在传统社会，儒学既是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也是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中国人的主流信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的学科分类体系引进中国，经学被分割到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完整的儒学不复存在。更重要的变化是，儒学作为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和职能失去了。儒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中国人的信仰，这种信仰经过长时期的渗透，已经遍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角落，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而到了近代后，儒学仅仅成了一种古典学术，一种客观知识，学者已不再把它作为关乎个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价值观来看待，不再以同情之了解来看待古人、看待儒学。这样，对什么是宋学这个问题产生分歧就很自然了。

认为宋学是义理之学，而汉学是章句训诂之学，实际是把作为学术的宋学与作为信仰的宋学混淆了。探寻义理与章句训诂作为两种解释经典的方法并不对立，只是着重点不同，义理之学主要是信仰层面的探寻，章句训诂主要是为获取知识。宋学并不排斥训诂，汉学也讲义理。汉、唐经学的义理是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玄学、道教、佛教，因为佛、道二教的教义与儒家伦理观有冲突，所以佛、道尤其是佛教的盛行大大冲击了儒家的纲常名教，为重整儒家伦理学，宋儒吸收佛、道二教的义理学说精华，建立儒家自己的义理学说，为儒家纲常名教建立信仰基石。宋学各派都致力于义理探寻，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理学。所以说汉学、宋学都讲义理，汉儒讲的是宇宙观，宋儒讲的是人性论。宋学不仅是学术，更是信仰，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广义的宋学为什么可以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等广泛的内容，因为价值观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狭义的宋学指的是义理之学，即探讨价值观本身的学问，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李觏事功学、司马光涑学、三苏蜀学、陈亮、叶适事功学等都有自己的义理学说，当然以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成就最大。

邓广铭先生认为宋学的一个特点是经世致用，理学家则把这个原则也抛弃了；漆侠先生认为宋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而理学则与社会现实、实践相脱节。这也是把学术与信仰混在一起讨论了。当一种学说、学问作为知识的探求时其目的在于解释问题，只要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即可，并不要求一定要应用于现实，宋学如果仅仅是一种知识，那么不与现实相联系是无可非议的。只有当一种学说作为价值观、信仰时才要求行动，要求改造世界，否则就是伪道德。批评理学脱离实际，实际是把宋学作为一种价值观，但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宋学已经不再是价值观了。研究者只是把宋学作为知识来研究，但又以宗教信仰、价值观的标准来评价它，这本身是个悖论。当然笔者并不认可理学脱离实际、背离经世致用原则的判断，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

宋学最初指的就是理学或者曰道学，这是最狭义的概念。为什么会单指理学为宋学，因为程朱理学不仅是宋代各学派中成就最大者，而且后来还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理学是官学，影响大，流传广。失去官学地位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理学属于哲学范畴，同属宋代哲学研究对象的李觏功利学、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浙东事功学派等都探究性命义理，所以也被纳入到宋学范畴，这是经学史、哲学史意义上的宋学。把宋代学术称为宋学，这是陈寅恪、钱穆等现代学术大师的发明，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把义理之学称为哲学是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做法，哲学这个学科是舶来品，义理之学中有哲学的成分在，但不能把义理之学简单等同于哲学。宋代义理之学不仅有知识即哲学的一面，还有信仰即宗教的一面。正因为宋代义理之学有信仰、价值观的一面，所以经学的价值观渗透到了史学、文艺、教育、经世实学中，宋代经、史、子、集是不可截然分开的，“经义”与“治事”也是相通的。所以，经学是宋学的核心，经学所阐发的价值观渗透到宋代各门学问中，宋学应该是指宋代学术。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具体探讨。

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把宋学等同于程朱理学，因为这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产物，这个观念太落后了。现在哲学界一般认同哲学史意义上的宋学概念，即把宋学等同于宋代哲学，但一般不使用宋学这个概念，而宁可用宋代哲学、程朱理学、宋明理学等概念。观点比较彻底的学者比如张立文先生明确反对宋学这个概念，他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16]理由是宋代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学派，宋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了，另外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宋学这个概念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界限。张先生的观点很对，但尽管大家都不常使用宋学这个概念，但一提到宋学脑子里首先浮现的还是心性义理之学。不仅哲学界的学者如此，历史学家邓广铭、漆侠先生也把宋学等同于宋代哲学。

总之，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宋学，继承并弘扬宋学中的优秀传统，满足于、停留于现代学科体系是不够的。以宋学为顶峰的儒学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价值之源，其地位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地位。但作为信仰的儒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儒学如何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学术与信仰统一体形态，值得研究。

（二）作为话语的宋学与作为精神的宋学

既然讲求义理的宋学主要是一种价值体系，那么能否说理学家的内圣之学即性命义理学说、道德形而上学代表了宋学精神呢？推崇理学的现代新儒家们正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内圣为本，外王为末，内圣修养可以开出外王事功。但推崇事功学派的学者如邓广铭、漆侠先生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理学家只会空谈道德，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坚持经世致用，代表了宋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如何看待理学家与事功学派的矛盾，也就是王道与霸道、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什么才是宋学的真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作为话语的宋学与作为精神的宋学。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没有理想国传统。中国的价值观不能离开制度而独立存在。在孔子那里，作为价值观的“仁”离不开作为制度的“礼”，“仁”是“礼”的精神，“礼”是“仁”的载体。所以不能说“仁”是孔子学说的精髓，只能说“仁”“礼”合一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样，在程朱等理学家那里，虽然发展出了庞大、精致的性命义理之学，但内圣离不开外王，“理”离不开“气”，天理离不开人欲，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中。李泽厚先生认为宋明理学追求超验是失败的：

宋明理学一方面强调“理为本”、“理在先”、“理为主”；另方面又强调“理在气中”、“离气不能言理”、“人欲中自有天理”，并经常以各种自然景物如季候、生物、生理等等经验现象来做比拟和解释。这使得他们这个不同于“气”的“理”、不同于“情”的“性”，不仅没有摆脱而且还深深渗透了经验世界的许多特色和功能，所以，我以为宋明理学对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本体即所谓“天理”、“道心”虽然做了极力追求，但在根本上是失败的。他们所极力追求的超验、绝对、普遍必然的“理”、“心”、“性”，仍然离不开经验的、相对的、具体的“情”、“气”、“欲”。^[17]

所以说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理学和宋学的真精神，具体的内圣理论、外王事功都是话语层面的宋学，真正的宋学精神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也就是理想高于现实、引领现实、提升现实，理想虽高但不脱离现实，最高境界是理想与现实合一。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在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内容。

关于抽象的儒学精神、宋学精神，陈寅恪先生也有论述。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指出：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18]

中国文化精神即儒家精神是抽象的，抽象的精神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制度，“道”与“仁”依托于纲纪等礼制，纲纪礼制要依托于经济制度。纲纪礼制固然不是精神，但“道”“仁”离开纲纪后就不可知了。“道”“仁”理想完美落实到纲纪礼制中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对宋学精神有明确论述：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9]

“外来之学说”是话语层面的内容，“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新儒家即宋学家的真精神。宋学家以我为主吸收释、道二教的学说创立了宋学的义理学说，具体学术可以吸收，但精神、灵魂只能是自己的，不能拿来。

宋学精神是抽象的，是一种心理形式；而作为话语的宋学是具体的，是内容。无论是程朱理学的内圣理论，还是浙东事功学派追求的外王大业，都只是话语层面的宋学，在话语层面，二者是对立的。但在精神层面，二者又是统一的。笔者认为，宋学精神是理想主义，宋儒各派都矢志不渝地追求“三代”王道理想社会。程朱等理学家与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只是对王道的理解不同，努力的侧重点不同，并不能说理学家追求王道，事功学派追求霸道；也不能说理学家只会空谈，事功学派抛弃了心性修养。理学家虽然着力点在内圣领域，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王道，行动才是理学家的根本立场，理论建设只是为行动提供精神动力。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20]所以，认为理学家空谈道德的观点是不公允的，理学后学确实出现了空谈心性的现象，但这是理学世俗化、庸俗化的结果，不能以此为据批评真正的理学。

同样，陈亮等功利主义宋学家虽然谈王、谈霸追求建功立业，但并没有背离追求“三代”王道的儒家立场。朱熹批评陈亮说的是王道，行的是霸道，“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种批评并不公道。陈亮也认同三代王道，只是更强调行动，他认为道德修养应体现在行动中，而不是只注重理论探讨。所以，陈亮不认同朱熹对自己“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批评，他在回信中说自己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也就是说自己践行了内圣外王之道，并非说一套做一套，假借仁义行霸道。关于这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21]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可以参考。

站在今人的立场上看朱熹、陈亮王、霸之争，不能说是儒家与法家之争。因为所谓王道是就意识形态而言的，所谓霸道是从制度、政策层面而言的，两派虽然互相攻击，但同属一个思想体系，是一个体系的两极，谁也离不开对方。王道派又可称为内圣派，他们强调道德修养，努力建立义理学说，追求社会理想，可称之为学者型理想主义者。事功派其实也是口不离三代、王道、仁义，但他们更注重具体的治国之策，强调制度的重要，他们是具有实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总而言之，宋学各派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认同内圣外王的伟大理想，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对理想的理解不同，对如何实现理想的做法认识不同。他们依照自己的理解，积极探索，积极实践，从不同方面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他们的贡献，我们应同等对待，客观评价，不应以自己的喜好厚此薄彼。

（三）弘扬宋学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今人应如何对待宋学这笔文化遗产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代代中国人，确实不易回答。原则上说，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问题在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如何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实践层面难度很大。

余英时先生热爱儒家文化，正因为热爱，所以对现代儒学的困境有很深的认识。余先生认为，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儒学并无自己的制度和组织，而是以一切社会制度为托身之所，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然而近代以来，制度化的儒学已经死亡，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儒学将从此成为“游魂”呢？还是要“借尸还魂”？如果儒学不甘仅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以“家”为“尸”吗？今天是小家庭制度，孝悌将如何安顿？更如何应付愈来愈显著的个人主义的趋势？以“国”为“尸”吗？今天中国人所追求的是“民主”，这恰恰不是儒学最见精彩之所在。在学术层面，儒学必须依托现代大学制度，那么这样的儒学其可能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是不是即在于通过西方的思辨方式而最后取得与西方的哲学界、宗教界平等对话的资格？传统的儒学是博雅与通识兼顾而尤其重视会通，今天面对西方学术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儒学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个理想？或者必须有所选择甚至竟走专业化的道路？如果走选择的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走专业化的路，究竟儒学的专业又是什么？^[22]透过这一个个尖锐的问题，看到的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关切和忧虑，对儒学的热爱和对儒学困境的焦虑可以说是情见乎辞，可称得上是对儒学命运的“天问”。笔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余先生问题意识的启发。当然了，以笔者的学力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以下对如何弘扬宋学精神的看法都是极粗浅的，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笔者认为，弘扬宋学精神必须回归作为信仰的宋学。因为宋学至今依然是中国人的价值之源，只是大家还不够自觉而已。回归作为信仰的宋学，并不排斥学术层面的宋学，相反还要加强学术层面的研究，学术研究越加强越有助于信仰的回归。笔者反对的是把西方学术意义上的宋学研究看作最高标准，拒绝信仰层面的宋学。我们中国人研究宋学是自己给自己治病，自己是病人又是医生。

弘扬宋学精神要超越话语层面的宋学，回归作为精神的宋学。现在对儒学的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有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者；有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有认为以天道性命的形而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会重蹈封建专制的陷阱；有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宋学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等等。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完全对立的看法，笔者认为是把话语层面的宋学与精神宋学混为一谈了。宋学精神是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要依托于一定的学术、制度建构和生活方式，但不能把宋学精神等同于特定的学术、制度、生活方式。我们要发扬和继承的是宋学精神，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谓“游魂”，这个游魂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我们不自觉罢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价值观的自觉，把宋学精神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生活方式更完美地结合起来。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西方国家的生命是基督教文化，中国的生命就是儒家文化，宋代以后就是宋学。宋学不仅仅是道学、理学、哲学，作为文化的宋学是一个整体，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在政事治平之学、经史博古之学、文章子集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宋学不仅是学术，更是一种信仰，作为信仰的宋学才是有生命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是中国人的脊梁。学术文化是信仰的载体，作为信仰载体的文化一定是个整体，把宋学按照现代学科体系四分五裂以后，作为信仰的宋学精神就无处安身了。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更包含着一种信仰，影响了一代代学人。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扉页上对读者提出的要求：“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首先要热爱自己的文化，要有文化自信。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谈得上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一定是温故知新，而绝不可能是从零开始。文化创新是为我所用，我是谁？抛弃传统文化必将失去自我。

热爱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文化创新离不开吸收外来文化。问题在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是为了发展、壮大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外国人。吸收外来文化，不能以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为代价。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自信、自觉，站稳自家脚跟，才能更好地吸取外来文化，创造新文化。

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是宋学理想主义的升级版。也就是说宋学精神已经找到了新的制度载体，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在的任务是继续进行调试，让两种文化更好地适应起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学说，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是关于革命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入耳、入脑、入心，要真正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就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结合起来。

举一个例子，现在提倡爱国主义，什么是爱国，如何让大家爱国呢？在中国，爱国主义就是爱父母、爱家乡的升华和扩大，爱国要体现在爱岗敬业，体现在你对身边的人、对周围的人好，而不是说大话、说空话。这样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中国传统讲的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很少人才能做到的，但修身、齐家都可以做到，当然这个齐家也包括社会层面，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家族社会。

如何发扬宋学精神，培养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呢？我认为社会还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只有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做主，才会有真正的道德。中国传统社会自治空间是比较大的，国家权力对于老百姓生活干预很少。但是现在的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公民的很多事情自己不能作主，没有尊严，这样的话就没有道德。中国老百姓没有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出了家门，所有的事都应该国家管。自己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出了门楼道都没人管，都觉得应该是国家来管。但是国家要管的话，这个公权力，国家的服务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必须是国家给公民一定权力，让公民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样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做好。体制改革无非就是要把权力装进笼子里，这个前提就是公权力要缩小，如果说公权力无所不在的话，是无法装进笼子里的。

笔者最后的结论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宋学精神。弘扬宋学精神，民间儒家文化就要做实，儒家文化要做实，必须培育公民社会。要给社会更大的自治空间与资源。公民姓公，每个公民都要关注公共事务，要管闲事，管身边的事，只要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和谐、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