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艾青在诗的意象方面,非常强调诗的视觉美,也即绘画美。诗歌的绘画美并非始自艾青,而是渊源有自,并为诗的特点、诗的规律所使然。他的诗歌意象所带有的鲜明的视觉美感特征及其在形成诗人艺术风格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为众人所注目。......
2024-03-26
要论述意象主义诗歌观念的形成和具体主张,必须提及两位诗人兼评论家:休姆和庞德。休姆是一位吸收力很强的批评家,虽算不上真正有创建的思想家,但他能轻松地将诸如米尔斯·德·高蒂埃对雕塑的评价,亨利·柏格森的渗入理论,还有戴奥杜尔·里波[6]和雷米·德·古蒙的大段大段的学说,吸收并用于他自己的实践。休姆的理论是庞杂的、重复的,甚至常常是模糊含混的,但他的有些思想却能够清晰地使人看到意象主义的特色。
休姆首先对浪漫派和古典派作了区别。他认为,所有浪漫主义的根源都是因为人感到“一个人是无穷无尽的贮藏所。如果你能够摧毁压迫性的秩序,重新安排社会,那么这些可能性都有机会实现,你就会获得进步”。“人们能清晰地把古典主义解释为一种与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人是非常地固定和有局限性的动物,他的本性绝对不变。只是靠了传统和组织,他才能做出一点像样的事。”休姆尤其抨击了浪漫主义性格经常陷入的那种伤感。“对他们来说,诗始终只是写出那些软弱无力的想法,认为诗除非是为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的呜咽或悲叹,否则就不能算作诗。”休姆所生活的年代之前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诗,在他看来,正落到了这种浪漫主义颓废的深处。“只在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技巧,一种新的信念,使我们自己可以在其中获释时,我们才会迎来诗坛的万紫千红。”他接着预言:“一个不事修饰、硬朗、实在、古典主义诗的时代正在来临。”他寄信念于古典主义诗人,他“决不忘记人的这种有限性和局限性。他永远记得他是和大地接触在一起的。他可以跳跃,但他永远落下:他决不轻飘飘飞入围绕着的气体。”
从柏格森那里,休姆学到了理智和本能的区别。理智仅仅从事分析,而本能是把艺术家放回“一件事物中,运用一种同一感,还拆除空间置于他和他的模特儿之间的障碍”。休姆翻译的柏格森《形而上学入门》中,有一段颇能启迪人的话:“许多不同的意象,借自迥然不同事物的秩序;凭着它们行为的聚集性,可以给某种本能要被捕捉住的一点引来意识。”休姆得出结论,散文是理性的传达工具,而诗歌则是本能的传达工具。
从雷米·德·古蒙的《文体问题》中,休姆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语言总是在灭绝的边缘上,语言中必须不断注入新的比喻。“人们不妨说意象是在诗中产生的。意象被运用在散文里,于是最后就在记者的英语中慢慢死去。此刻,这一过程十分迅疾。因此诗人必须不断地创造新的意象。”“直接的语言是诗;诗是直接的,因为它和意象打交道。不直接的语言是散文,因为它运用已经死了的,成为修辞用法的意象。”
藉弗林特之助,休姆看到,从1880年到1900年在法国诗坛占有支配地位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怎样把法国诗从传统形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他还看到,以古斯塔夫·卡恩[7]为先驱,像米尔斯·拉福格[8]这一类的诗人(后来对T. S. 艾略特[9]产生了巨大影响)怎样发展了自由诗的技巧。
休姆的目的是为了使语言重新充满活力。他想用精确的定义,摆脱“围绕的气体”的模糊性和无限性,这样来把中心放在本能上。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方法:“我们必须从动物的地位上来评价这个世界,抛开‘真理’等等玩意儿……动物与人在发明象征性语言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休姆坚持说,如果句子和词组被视作意义的单位,而不是词被视作意义的单位,那么句中或词组中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比喻的火花,显示出一种具体的、独特的直觉。这点要是能行之有效,诗歌就必须摆脱浪漫主义,变成非个人化的,硬朗的。正如艾略特所说:“艺术的情绪是非个人化的。”这种非个人化的、客观的态度,自然地引出了意象派的又一特色——他们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的说教语调的深恶痛绝。
比较而言,休姆是一个批评家,他对诗歌实践的兴趣并不大,庞德却更为自觉而深入地从理论、诗歌及批评实践等各方面,推进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作为意象主义理论最早的确立者之一,庞德的诗歌观念直接影响了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们。意象派的口号之一,用庞德的话概括即是“精确”,“避免抽象”,应该准确地描摹事物,力诫空发议论或感叹。这样的意象诗“是突破传统格律的自由诗,没有定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一反过去内容迁就形式的风气,给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滥情或感情极度张扬的诗风以有力的冲击”[10]
《地铁车站》是庞德最著名的意象派代表作,全诗仅两行: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裘小龙/译)
在这首短诗中,庞德营造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古典诗歌中“人面桃花”相互并置的意象,只是同样的手法和相近的联想表达了不同的意境。另外,庞德还根据李白的《玉阶怨》改写了一首题为《宝石阶梯的苦情》以及《一个少女》等,都是体现了他关于意象主义观念的典型之作。
在1914年的《意象主义者》中,庞德收录了弗林特最著名的两首诗《伦敦》和《天鹅》。这两首诗都在1917年7月的《诗刊》上刊登过,饶有趣味的是,庞德对弗林特的《天鹅》原诗(原诗题为《天鹅之歌》)进行了刀砍斧削式的修改,原诗69行被压缩成12行。修改后的《天鹅》没有了原诗中那些主观申述的句子,而保留下凝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意象。下面是压缩之后的《天鹅》:
在荷荫之下;
在洒满荆豆花、丁香花
金黄、蓝紫、褐红色的河水里,
鱼儿颤抖。(www.chuimin.cn)
飘浮穿过冷绿的落叶,
银色的漪波,
天鹅的古铜色的颈和嘴
弯向黑色的深水,
它缓缓游向拱桥下。
天鹅游向桥洞的暗处,
游向我的悲哀深处的暗洞
它带来一朵白玫瑰,一团白火焰。
(郑敏/译)
对这首修改过的诗,郑敏阐述道:“全诗成了一幅集中在天鹅和桥洞这两个意象身上的画。画面色彩鲜艳,主题突出。最后三行虽然涉及到诗人自己的感情,但也仍然含蓄在天鹅的意象中,没有让主观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来申诉。”“白天鹅与桥洞是组成这首诗的意象元件,它们包含着诗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它们是诗人的思想感情知性和感性的复合体,而并不是一般的可有可无的比喻。”[11]
随后,在1915年5月号的《自我主义者》(1914年至1919年期间,这家杂志一直是意象主义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上,弗林特撰文《意象派的历史》,这篇文章中有关意象主义的含义以及意象派创建过程的观点,引起了庞德的强烈不满。一般认为,意象派诗受象征诗影响,弗林特认为:“典型的意象派诗以看到的事物开始,而后为它发现意义。象征派诗以意义开始,而后为它在意象里寻找体现。”庞德则称弗林特对意象派诗的理解为“印象派”,他还以弗林特的《天鹅》一诗为例,指出修改前的《天鹅之歌》与修改后的《天鹅》之间的差别。两个人之间颇含敌意的争吵持续到1921年才告终了,不过,固执的庞德一直坚持认为弗林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印象主义者”。
庞德退出意象派阵营之后,转而发起了更为激进的“旋涡主义”。虽然看起来他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或许他是一个艺术上真正的清醒者。他意识到了意象派成员们的精神松懈,他后来提倡的“旋涡主义”实际上是形式上更为严格的意象主义。从发表于《爆炸》杂志(旋涡派阵地)1914年6月20日第一期上的《旋涡》一文中可以看出,旋涡主义是在反未来主义中逐渐形成的,庞德表达了鲜明的崇尚伟大传统的态度:“一切经历蜂拥成这个旋涡。一切充满活力的过去,一切重温或值得重温的过去。一切动量,由过去传送给我们的,种族、种族的记忆、本能冲击着平静、尚未充电的未来。”“印象主义,未来主义,后者仅为一种升级的印象主义,它们均否定旋涡。它们是旋涡的僵尸。大众信仰、运动等等均为旋涡的僵尸。”在这篇宣言中,庞德强调“诗歌的基本色素是意象”,他还列举了绘画上的旋涡主义同道,他们是康丁斯基和毕加索,而诗人中,庞德推崇的仍然是H. D. 。[12]
在1914年9月的一篇论述“旋涡主义”的文章中,庞德区分了“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体现了庞德对意象主义观念的深入理解,他认为:
象征主义者运用联想,即一种幻想,几近乎一种寓言。他们把象征贬低到一个词的地位,他们把象征搞成一种节拍器的形式。举例来说,用“十字架”来意味“苦难”诗人就能大体上算作象征了。象征主义的象征有固定的价值,像算术中的数目,像1,2和7。意象主义者的意象有着可变的意义,像代数中的符号a,b,x……著者必须用他的意象,因为他看到或感到它,而不是因为他认为他能用意象来支撑某种信条或伦理体系或经济。[13]
庞德无愧于意象派真正的领袖,他不仅为意象派确立了基本的理论,而且作为批评家,他也独具慧眼,发现并影响了像H. D. 、阿尔丁顿、T. S. 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优秀诗人。庞德本人在1915年开始了他的巨制《诗章》的写作,直至1940年他发表了这部终生的连续性巨著共71章。其间,热心于政治和社会事业的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到了反犹主义的立场上,并错误地寄希望于法西斯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解决西方世界的物质主义和工业主义对人类心灵的腐化。庞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一度被关押在比萨附近的一个美军军法处的“整纪营”,此监狱专门关押美军中的杀人犯、强奸犯等特殊重犯。在比萨监狱里,庞德完成了《诗章》第74至84章,史称《比萨诗章》。这十一章庞德是作为遗言来写的,因为按当时的情势他很可能因叛国罪被处极刑。作为一个整体,《比萨诗章》“形散而神不散:一生中的事业、朋友和关于儒家盛世观的信仰都汇集到诗章中。监狱生活,死的预言,对比于周围的群山(他比之于泰山和海伦的双乳)的永恒,使《比萨诗章》成为庞德最富于诗歌张力的杰作”。[14]
如何评价意象主义诗歌的成就和影响呢?即使在意象派运动最兴盛的四年(1914—1917)间,参与运动的诗人们也没有写出特别有分量的作品,但是正如郑敏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意象派的理论,如果过于狭窄地加以理解,就可能束缚了诗人的创造,使他只能写一些虽然精美但单调贫乏的小诗,尤其因为限制发表议论,限制抒发主观感情,使得诗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它又“像一个天体,本身虽然毁灭了,却放出了很大的能量,影响着诗的世界。它的特点:含蓄、集中、凝练、富感性,为现代派诗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途径”。[15]
有关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十三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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