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tology初探：美学革命与实践存在论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有关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存在论的争论中Ontology与唯心、唯物的关系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这个关系，首先必须弄清Ontology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演变的情况，而不能只抓住它的某一方面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含义，以偏概全，以古典含义遮蔽其现代意义。所以在ontology中being第一种也是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应当是动词性的“存在（有）”。换言之，在ontology的上述三种主要含义中，存在论乃是本体（本源）论、是论的前提与基础。

在有关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存在论的争论中Ontology与唯心、唯物的关系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这个关系，首先必须弄清Ontology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演变的情况，而不能只抓住它的某一方面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含义，以偏概全，以古典含义遮蔽其现代意义。

根据中外哲学家的考证，ontology一词是由ont加上ology构成的[1]，即是关于ont的学问。西方哲学中表示学科名称的词根多源自希腊文，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在1613年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中最先采用这个方式构造了ontologia这个新词：在希腊文里，ον（on）是ειναι（还是einai）（相当于英文中的不定式to be）的中性分词，οντ（ont）则是ον（on）的复数形式，也就是说，on直接相当于英文中的being；郭克兰纽把ont与表示学科含义的Logos结合在一起，创造出ontologia这个新词，其本意当是表示“一门关于being的学问”[2]。

那么，on（being）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英文being是不定式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形式，因而being的含义取决于to be。而to be是一个系动词，它在行文中要随着主语的人称、单复数和句子的时态而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它所表达的意义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正是ontology在我国学界被翻译为多种译名的根本原因。从国内现有的对on（being）和ontology的翻译来看，主要有：（1）译为“有”或“万有”和“有论”或“万有论”；（2）译为“在”或“存在”和“在论”或“存在论”；（3）译为“是”和“是论”；（4）译为“本体”和“本体论”等，其中（1）、（2）两种翻译笔者认为基本一致，但是（2）似乎更容易被理解。这些翻译所表达的being和ontology的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以承认ontology的基本语言形式是以“……是……”为共同基础的。我们且以“树木是……”这样一个ontology式的判断为例，无论人们对这里的“是”做何种理解，这一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树木”的“存在（有）”（这个“存在”是动词性的“存在”，相当于on及英文中的being，而非名词性的“存在物”），而且这个“存在（有）”还不是一个作为总称的“树木”的存在（有），而是具体“存在”的这一棵或那一棵“树木”的“存在（有）”，也就是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通向真理”[3]的那个“存在”，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ontology中的“存在（有）”（on或being）。有了具体的一棵棵树木的“存在（有）”，才会有“树木”这一概念的存在，诸如“‘这棵松树’是‘树木’”这样的判断也才可能成立，进而也才可能有对诸如“树木”的“始基”、“最初实体”等的追问。所以在ontology中being（on）第一种也是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应当是动词性的“存在（有）”。

在此基础上派生的being（on）的其他主要含义，大致有两个：一是作为联系动词的“是”。“是”的含义也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万事万物千差万别，都可以问它们或者说它们“是”什么？早期的哲学家们于是会产生任何事物是否都有一种共同的“是性”的疑问，这可能是促成西方哲学和ontology开端的一个重要动力。直到今日，谈论“存在”问题也无法绕开这个追问，分析哲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莫不如是。由此进一步引出的“是什么”的追问，是某一具体的存在物所以如其所“是”而非他“是”的那个“是”，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本质论”[4]。二是“存在（有、是）”的“根据”和“本原”，即寻找世界万物（存在物）何以“存在”的根据、根源，比如追问世界产生的“始基”、“本原”、“最初实体”等便是如此，这也即一般所理解的“本体论”。

对being（on）的后面两个派生含义、特别是“本体论”含义的理解在中国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接受，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了我们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对于ontology的基本理解。然而，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说，在以上三种being（on）的含义中，动词性的“存在（有）”应当是更为源初和根本的含义。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意识到，不管是作为联系动词的“是”，以及相应的对作为“本质论”的“如其所是”的“是”的追问，还是作为“本体论”的“存在物之存在的根据和本原”，这两层含义其实都已先在地包含在对“存在物”之“存在（有）”的某种程度的领悟中了，倘若没有第一种含义为基础，后面两种含义就无以依存和生发；反过来，对于存在物存在之“根据”的回答，和作为系词“是”以及对于它如其所是的“是”的回答，其实也构成了对于“存在（有）”的一种道说和展开。也正因如此，这个以追问存在物如何“存在（有）”为根本的“存在论”才是ontology理论谱系中的基础和根本所在。换言之，在ontology的上述三种主要含义中，存在论乃是本体（本源）论、是论（包括本质论）的前提与基础。

这一点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史上也有逻辑依据。事实上，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包括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哲学家们那里已经开启了ontology就是关于“存在（有）”的学说的先河。如巴门尼德在他的残篇第八中第一次提出on（being，“存在”或“是”）范畴，希腊哲学由此“开始”了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即由自然哲学向“ontology”（存在论）的转变，这同时也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巴门尼德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有这样一个“存在（是）”，它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他不追问这个“存在（是）”是什么，而只描述这个“存在（是）”的特征：“它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灭，所以它是完整的、唯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它既非曾是，亦非将是，因为它即当下而是，是全体的、一和连续的。”据此，有的将on（being）译作“是”的学者指出：“由此我们可以试图说明的‘是’的意思：第一，作为某个东西而存在（‘存在’是‘是’所包含的一种意义）；第二，依靠自己的能力起这样的作用；第三，显现、呈现为这个样子。”[5]显然，他们也承认“存在”是巴门尼德的“是”的第一种含义，因为这是后两种意义的前提与基础。而且，巴门尼德和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们的思想是不同的，他不是寻找某种物质的始基，而是力求从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中抽象出其统一性，指出一条通向真理之路，亦即“人们苟有所思，必有实指的事物存在于思想之中，‘无是物’就无可认识，无可思索；所以宇宙间应无‘非是’，而成物之各是其是者必归于一是”[6]。也就是说，要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体而进行理性认识，那么它的前提应当是这个世界“是（存在）”，而不是非“是（存在）”，这就是巴门尼德的那句名言：“一条路是，[它]是，[它]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道路，（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路是[它]不是，[它]必然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完全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你认识不了不是的东西，这是做不到的，也不能说出它来。”[7]这里的“是”，其他许多学者译为“存在”或“有”。由此可见，即使将on（being）翻译成“是”，但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含义仍然应当是“存在（有）”。此外，应当看到，西语中的系动词除了语法意义外，还有“显现”（如上面第三种含义）、在场等实词意义，而汉语的“是”无法译出这一实词意义。然而，用“存在”一词来翻译“eimi”（on的分词形式），就能译出其中显现、在场的实词意义；因为汉语的“存在”一词是多功能的，可以充当动词、名词乃至形容词，因而能够传达“是”所不能传达的“being”这种动名词（on）意义；如果采用海德格尔那种“存——在”的翻译形式，还可以传达出eimi/being的源始意义。这表明，在巴门尼德那里，on（being）的原初和基础的意义应当是“存在（有）”，“是”的意义是引申出来的。但是，这两种意义都还不具备后世的“实体”、“本体”等含义。

注释

[1] 这段文字主要参考了俞宣孟先生的考证成果，见《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www.chuimin.cn)

[2]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 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第51页。

[4] 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

[5] 汪子蒿：《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第23页。

[6] 吴寿彭在《形而上学》一书的译后记，汉译本《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

[7] 汪子蒿：《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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