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
2025-10-01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人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教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亮明,尚恳不另麈教也。(https://www.chuimin.cn)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教《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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