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莱克的核心创作思想及浪漫主义文学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强烈的宗教、精神关注与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念交织着贯穿了布莱克的整个创作生涯。布莱克的神话体系一半根植于自己的创造，一半以圣经和古希腊神话为素材，是诗人思想深度、力度和架构力的全面体现。不仅如此，布莱克也以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艺术性被广泛认可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人，甚至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个诗人之一”。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受的正规教育很少，10岁开始学画，1772年随詹姆斯·巴塞尔（James Basire）学习雕版艺术，1779年进入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成年后主要靠制作版刻和插图营生。18世纪末的伦敦酝酿着激进主义的思潮，而布莱克的父母都是不从英国国教者，且持激进的政治观点，因而布莱克很早就接触到当时宗教界的论争和知识界的激进主义观念，这些对他有深远影响，令他对宗教、神秘主义和异见传统怀有终生的兴趣。《圣经》——尤其是先知书部分，不仅是他的灵感源泉，也给其艺术风格留下永久的烙印。此外，古希腊经典、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但丁等人的作品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婚后，布莱克开设了自己的印刷作坊，与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建立合作关系，后者是一个持激进主义立场的出版人和书商，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威廉·葛德汶、理查德·普莱斯和潘恩等激进主义者过从甚密。受这些人的影响，布莱克热烈拥护美国和法国革命，即便在同时代人经历幻灭而转向保守主义时，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雅各宾主义的革命思想，而他对革命的热望其实也是他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强烈的宗教、精神关注与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念交织着贯穿了布莱克的整个创作生涯。

研究者指出，“布莱克的宏大主题是启示录传统的‘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除受伊曼努尔·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神秘主义的影响外，他与18世纪晚期伦敦的千禧年主义激进宗教人士和其他不从国教派的交往也坚定了这一信念。”⁽¹⁹⁾斯韦登伯格（1688-1772）是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哲学家，50多岁转向神学研究，笃信通神论，将全部精力投入《圣经》的阐释，并叙述他在灵视中对神灵和天使世界的所见所闻。布莱克多少受到斯韦登伯格非正统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本人也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视自己为灵视者（visionary）或预言家式的人物，经常看见并和天使交谈。对他而言，这些并非想象的幻觉，而是清晰的灵视愿景。不过，布莱克认为想象力才是通向新耶路撒冷或人间天堂的途径，是人类获得救赎的根本。在长诗《耶路撒冷》（Jerusalem，1804-1820）中，诗人写道：“我不知道有其他的基督教和其他的福音书，我所知道的只是发挥神圣艺术想象力的身心自由——想象力，这真实而永恒的世界，而我们这单调的世界不过是其模糊的影子而已……”⁽²⁰⁾德国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1575-1624）是另一位影响布莱克思想的人物，他将上帝视为种种对立面的融合，诸如光明与黑暗、狮子和羊羔、慈悲与嫉妒等等，认为对立物相互冲突的过程创造了生命的能量，这也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布莱克的作品中也贯穿一系列的对立或对称，如天真和经验、理性与想象力、天堂与地狱等。他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认为永恒的对立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都是人类经验所必需的，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因而，他并不试图在作品中消解事物的对立面，而是在对立的紧张中给心灵以救赎的启示。他认为“最为核心的对立在于理性和宗教与人类创造力的对立”⁽²¹⁾，压制和反压制都是必要的，但在他看来，启蒙理性、体制化的宗教、王权，甚至传统的婚姻制度都代表着一种过度的压制性力量。因而，他的作品体现出反抗一切权威、束缚和体制化的压迫力量的革命意识，呼唤人类精神的解放，同时又对一切的被压迫者——如儿童、劳工、女性和奴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布莱克的诗歌从抒情转向预言模式，他创作了一系列的预言书，以繁复的象征和版画意象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世界。布莱克的神话体系一半根植于自己的创造，一半以圣经和古希腊神话为素材，是诗人思想深度、力度和架构力的全面体现。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埃德文·埃利斯（Edwin J．Ellis）是最早意识到布莱克在系列预言书中构建“象征体系”的批评家，尽管他们的阐释更体现了他们自己而非诗人本人的意思，这一观点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20世纪的研究者——包括诺斯洛普·弗莱等在内——试图从神话原型、象征、历史和社会等角度拆解其艰涩的体系架构，但这一神话体系今天依然是评论界争议和研究的课题。(www.chuimin.cn)

布莱克可谓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的一个异数，他在世时鲜为人知，与主流浪漫主义运动几乎没有联系，也不属于任何主要流派。直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吉尔克里斯特（Alexander Gilchrist）、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和叶芝等人的努力，布莱克及其作品才逐渐为世人所知。然而，整个19世纪批评界依然反复纠缠于威廉·布莱克究竟是天才、预言家、抑或是疯子的争论，其主要诗人之地位是由20世纪学者确立的。今天，他的名字已不可分割地与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到了一起。从他的作品中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重要的浪漫主义母题或艺术特征，诸如激进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思想、对理性主义、灵肉二元论、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的批评、浓重的神秘主义倾向、诗歌的神话、寓言和哥特元素，尤为显著的是他对想象力、创造力和个性的推崇等等。不仅如此，布莱克也以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艺术性被广泛认可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人，甚至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个诗人之一”。再者，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很难被归类，他不仅以诗歌著称，也以铜版画传世，其诗画一体，诗歌与版画插图很难分割开来，这也造成了其作品的多义和歧义性。1788年，在妻子的协助下，布莱克在自己的印刷作坊里发明了一种浮雕蚀刻技术，即用酸蚀法在铜板上刻出字和画的浮雕，印出画页后以手工着色，再装订成册，这就是他所谓的“彩饰版画”（illuminated printing）。“彩饰版画”自此成为他作品的主要样式。布莱克根据顾客需求自己承担雕版、印刷、制作和出售事宜，耗时的手工制法限制了其作品的大批量生产和流通，研究者认为这是阻碍他成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实践是诗人对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和商业化趋势的刻意挑战，手工制作的作品每件都是独特的、富于个性的艺术品，甚至不同版本的版画设计和染色都有差异。但另一方面，版本的个性化和多变也给研究者造成了阐释上的挑战。就版画而言，布莱克深受中世纪哥特式宗教和建筑艺术风格的影响，“他的画在文艺复兴后开启了不重形似而重精神力量的新路”⁽²²⁾，因而，他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艺术家。的确，我们很难将作为诗人的布莱克与其艺术家、出版人和书商的身份割裂开来，他的作品更准确地说是融视觉和文字媒介为一体的艺术品。评论家认为，布莱克给自己和读者带来的挑战在于他从根本上抵制现代世界作为一种“获取、组织、解码和传播信息方式”的专业化倾向，“这使得他和专业化促成的一系列社会进程相抵牾，诸如理性化、科学思维、职业化、工业化、商业化、体制化和现代化”。“他是综合者，是神话或隐喻式的，而非百科全书式的”⁽²³⁾，因而，在抵制现代生活核心层面的同时，他诉诸于“回归”策略，“力求归向他所想象的过去的存在状态，比如从科学向宗教、从现代趣味向古老的艺术风格、从堕落的现代社会向天堂回归”⁽²⁴⁾。或许，这一洞见为我们把握布莱克和其作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威廉·布莱克的核心创作思想及浪漫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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