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世纪末对鲁迅的挑战

20世纪末的人虽然没有19世纪末的人那么颓废，但似乎比19世纪末的人更加浮躁。跨世纪的人有一种优越，更有一种焦虑。人们无心去对20世纪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进行认真的反思，发表这种反思性的文章似乎也吊不起人们的胃口。人们更愿意在折腾来折腾去的炒作中，捞取名声和利益。于是，一会儿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到处都是大师，到处都是文化巨人，《中国文化巨人丛书》连徐志摩、朱自清、张恨水等人也列为“文化巨人”；一会儿又否定一切，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来了一个“斩尽杀绝”。而要论证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大师，在他看来首先就需要颠覆鲁迅，所以论证来论证去，就发现了鲁迅人格上的卑劣、艺术上的毛病：“有的人为鲁迅没有能得到诺贝尔奖抱不平，我说没有什么可以不平的，这很正常，鲁迅不该得。”^[1]在解构主义的消解思潮与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而导致的“国粹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一些论者不把一切打倒似乎就没有快意。这种假借外国思潮颠覆鲁迅的活动，很类似20世纪20年代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作家假借“外国进步思潮”对鲁迅的围攻。当时，看不惯创造社与太阳社这种情绪化行为的郁达夫，仿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了一首诗赠给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1] 载《芙蓉》，1999年第6期。

记得在90年代初，香港的《法言》文化杂志向我约稿，说是要“重估鲁迅的反传统主义”。我很明白他们想要我干什么，但是我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干。《法言》作为新儒家唐君毅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其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旨不言自明。那时，80年代末的风波刚刚过去，文化界又在“反和平演变”。由于笔者中鲁迅的“毒”太深，种种劫难总不能逃过。如果我能按照《法言》的文化倾向去“重估鲁迅”，可能我也不会遭遇种种的劫难。不久，我在《法言》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鲁迅激进的反传统，成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灵感来源。我想，这种观点在海外肯定很流行，记得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也持这种观点。我忍不住写了一篇题为《“五四”与“文革”：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运动》的读后感，在《法言》上发表了。然而，不知为什么，发表我读后感的那位编辑，很快就离开了《法言》。我当时有一种预感，觉得这种观点早晚会在国内出笼。

在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中，这种观点果然大行其道。王朔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1]一向以泼辣尖刻著称的王朔，在这里却是很含蓄，张闳就给王朔的话做了进一步的注释：

最让人难堪的是，鲁迅也是“文革”时期的思想偶像。他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关系暧昧。尤其是在“文革”高潮期间，鲁迅著作是唯一允许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鲁迅的言论（特别是其晚年的杂文）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一起，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字报”大量引用。在“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则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然而，为什么鲁迅的言论放在那些“大字报”中竟然是那么的恰如其分？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乃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地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现代作家呢？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难道鲁迅仅仅是一个被造反派“利用”了的思想家吗？^[2]

2000年11月28日，网易在文学栏目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他的仇恨政治学》，批判的调子更高，说是鲁与毛的“仇恨政治学”后来握手言欢，并且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极权主义统治的共谋。这就上纲上线到政治批判的角度，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把鲁迅“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被人利用，就要对利用者的行为负责，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黑格尔、尼采要对希特勒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责，上帝及其独生子要对西方许多集体自杀的邪教负责……“文革”期间被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绝非只有鲁迅的文本，《红楼梦》也是被钦定阅读的，而且要读三遍以上。“伟大领袖”还引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作为自己的“最高指示”。难道“文化大革命”还需要曹雪芹来负责吗？鲁迅的文体是现代作家中最有个性的文体，以至于王朔说鲁迅的文字“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而张闳却居然将这种苦涩、含混的文字与“文化大革命”那些直露乐观、千篇一律的“大字报”相提并论，甚至说在内容、文体乃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所以我怀疑这位批评家要么就是根本没读鲁迅的作品，要么就是根本没读“文革”时的大字报。

当然，从朱大可和张闳的论述来看，鲁迅似乎并不仅仅是被利用者，或者说他们不相信鲁迅仅仅是一个被利用的思想家。在他们看来，鲁迅以其“仇恨政治学”以及与“文革”天然的文化共同性，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一句常用语来问：事实果真如此吗？

表面看来，鲁迅具有恶魔式的否定精神，“文革”则说“造反有理”；鲁迅反传统，“文革”“破四旧”；鲁迅批孔，“文革”打倒“孔老二”；鲁迅的一篇杂文甚至直接被红卫兵弘扬为“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但是在根本的问题上，“文革”和鲁迅的文化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鲁迅是自由的朋友，专制的敌人。鲁迅的恶魔精神正是一种自由精神，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就说：“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让自由在“无邪”的束缚下，那里还有什么自由！“五四”时期，鲁迅向一切妨害人的自由发展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进行了恶魔式的颠覆。鲁迅后期，仍然是自由的歌者，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对于王鲁彦“对专制不平，又向自由冷笑”就很不满意。自由虽然有自由的弊病，但是与专制相比，仍然是进步的价值。鲁迅喜欢的裴多菲，不就有“若为自由故”，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抛弃的言论吗？但是，在鲁迅看来，“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的中国人缺乏对自由的热爱。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得自由，太平盛世的时候至多是遵守奴隶规则的奴隶，然而到了兵荒马乱的乱世，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鲁迅还告诉人们，自由需要人有强力意志去承担，因为鸟在笼子里虽然不自由，但是却有人照管它，但是自由的飞鸟却要独自觅食，还要独自去承受暴风雨的侵袭，独自去对付恶鸟的侵害。所以，软弱无力者是会逃避自由的。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却是造有“自由思想”的人的反，而且“文革”已经将自由送给了“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有“革命的专政”。怎么能将鲁迅与“文革”相提并论呢？

鲁迅推崇的自由是个人发展的自由，“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恰好是对鲁迅留日时期“任个人”思想的展开，就是让个人从束缚他们的礼教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追求自己的个性自由。鲁迅后期，也并没有抛弃个人在整体中的自由思想，否则，他批评屈原的《离骚》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就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文革”与鲁迅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发展的价值截然相反，而是泯灭个性，让个人无条件地汇入整体的洪流中，否则就会被这洪流淹死。所以在“文革”中，任何表现个人情感、个人兴趣和个人爱好的文字全被禁止了。讲感情只能讲“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是在消灭了个人的私心杂念之后出现的一种被纯化了的普遍感情。个人与“私”字总是相连，“文革”要“狠批‘私’字一闪念”。甚至在“文革”时期的文学中，也很少个人署名的，而是不题撰人，或者署一个“集体创作”，给人一种一哄而上、人数众多的感觉。如果说鲁迅在日本的时候是“任个人而排众数”，“五四”时期是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那么，“文革”恰恰是“任众数而排个人”，以“合群的自大”抹杀“个人的自大”。在这个方面，鲁迅和“文革”又是截然相反的：“文革”中的众数恰恰是鲁迅所要改造的阿Q，而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疯子”，也正是“文革”中的众数所要迫害的对象。

对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的推崇，必然不会抹杀人的情欲。事实上，任何自由的运动，都有放纵情欲的文化倾向。文艺复兴是如此，明代中叶的思想解放与浪漫文学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就对传统的节烈思想进行了抨击。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也欣然加以接受，并且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创作小说《补天》。当时汪静之出了一个爱情诗集《蕙的风》，其中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东南大学教授胡梦华发表文章，说是要含着眼泪劝青年不要写这种《金瓶梅》式的诗。鲁迅感到这种含泪的批评是阴险的，除了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的文章替汪静之辩护外，还在《补天》中对胡梦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女娲裸体的胯下，出现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一边含着泪水说是“国将不国”，一边偷偷向上望。郁达夫是当时写情欲最暴露的作家，鲁迅却对郁达夫评价很高，而且后来两人一起办杂志，相处甚好。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金瓶梅》也做了很高的评价。而“文革”则是一场以“无性”为特征的禁欲主义与风化主义的文化运动。在“样板戏”中，所有正面的男主人公几乎都没有妻子和情人，如李玉和、郭建光等等，所有正面的女主人公也几乎没有丈夫和情人，如方海珍、江水英等等。即使有，也不能让他们同场共戏，如李勇奇本来是有媳妇的，一上场就遭难，阿庆嫂本来是有丈夫的，但因跑单帮而不出场，柯湘是有丈夫的，还没有上场就牺牲了。所以李勇奇家与沙奶奶家都只剩母子俩，猎户老常家则只剩父女俩，而且老常不想妻，小常不思春：“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最典型的是《红灯记》，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祖孙三代全是光棍。从这个意义上讲，《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在胡司令结婚那天率领部队去“擒贼擒王”，显然有禁欲主义的象征意味。

不错，鲁迅反传统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在外在形式上似乎是相似的；但是实质上却是迥然不同。鲁迅反传统，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改造国民性，使得国民的精神由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鲁迅批孔，是因为孔子塑造的伦理架构不合于现代自由的人格发展。一旦鲁迅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又会给以客观的评价，鲁迅说孔子生前的境遇并不好，“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是鲁迅在批判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时候，却是一点情面也不讲。鲁迅从朱元璋那里，分析了迄今为止的革命，不过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觉得很可恨，到手之后就又变成宝贝了，而且奴才做了主子，他的横暴、残忍和摆架子，又远远在原来的主子之上。鲁迅从张献忠那里，分析了中国人对于得不到的东西，非要毁掉不可的国民心态。因为鲁迅开始对张献忠的杀人感到不可思议，敌他的杀，降他的也杀，后来才发现，原来李自成进北京做了皇帝之后，张献忠没落了，只有杀光天下百姓，李自成才能做不成皇帝，这跟那些末代皇帝在皇位保不住的时候，烧掉他所有的古董，心情是一样的。然而，“文革”却将鲁迅批判得更猛烈的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当成大英雄来歌颂，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中“民主性的精华”。“文革”对于孔子的批判，也并不是要将中国人的思想由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而是要强化秦始皇式的“专政”，而反对孔子的“仁义道德”。简单地把鲁迅的反传统与“文革”的“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不是很滑稽可笑的吗？

鲁迅在“文革”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他的“横眉冷对”的精神，是他“永远进击”的精神，是他杂文的“匕首和投枪”精神……正是为这，有的人喊出了“我的天！”也正是为这，有的人甚至上纲上线到“仇恨政治学”的地步。但是，笔者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反思，认为有爱才有恨、有“大爱”才有“大恨”，仍然是颠扑不破的逻辑。中国的儒家思想既没有“大爱”，也就没有“大恨”。儒家文化的现实性在于，没有地狱的永火去惩罚恶人，也没有天堂的至乐去奖赏善人，所以讲“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且爱有差等，爱父母与爱别人是不同的。墨子讲“兼爱”，有点爱无差等的意思，孟子就大骂墨子是无父无君的禽兽。相比之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就是一种“大爱”伴随着“大恨”的文化，一方面耶稣让人爱邻人亦即爱一切人，另一方面又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3]一方面这种文化可以“宽容”到打他左脸他把右脸也要转过来让你打的地步，另一方面耶稣又经常要把人丢进火炉里；一方面有个天堂在奖赏你，另一方面又有个地狱要惩罚你。但丁的《神曲》就是打他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让你打的基督教文化的结果，但是《地狱篇》那种对下地狱的人的残酷惩罚，连被称为“仇恨政治学”者的鲁迅都感到触目惊心，不能忍受。鲁迅爱中国而仇视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人，爱国民而仇视使国民麻木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统治者，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文人，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是以众数的力量迫害少数的人，而鲁迅对于孤魂野鬼总是有一种同情，对于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少数者也总是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鲁迅后期，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说她是个弱者。鲁迅发表《论“人言可畏”》，替阮玲玉鸣不平，因为她的自杀本来就与这些报刊的舆论有关，而他们在屠杀了她之后居然还在向她鞭尸。在这些方面，鲁迅总是站在少数的角度，反对多数的残酷。鲁迅几乎是呕心沥血地培养青年作家，除了被国民党枪杀的之外，胡风、萧红、萧军等成为文坛重要的鲜活的生力军。现在一些人以高长虹作为颠覆鲁迅的一个论据，说是鲁迅太霸道。但是，你培养、帮助的一个作家，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就到处攻击你，你会再转过右脸让他打吗？鲁迅仅仅是将高长虹吹捧他与贬损他的话放到一起公之于众而已，而且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没有否定高长虹和向培良的优点，这也能否定鲁迅吗？

鲁迅的确有恨，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没有恨就没有爱，大恨也伴随着大爱。那些声称自己只有爱而没有恨的人，往往是很虚伪的。主张宽容的王蒙，面对王彬彬的批评，不是也用了并非平等论战的方式进行报复了吗？因为正如鲁迅所说的，自称强盗的无须防，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损着别人的牙齿，还主张万勿报复者，这样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是鲁迅一生用痛苦经历得出的“道德箴言”，和“仇恨政治学”有什么关系？假定有两个人，一个老损着别人的牙齿，却主张宽容和万勿报复；一个从不去损别人的牙齿，却声称谁损我牙齿我要报复，你觉得哪个更可爱呢？哪个是假借着整体进行利己主义的勾当，哪个是尊重别人的主体人格也不想让别人侵害自己的主体自由？“文革”对鲁迅的歪曲在于，将鲁迅的“恨”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去“恨”也许鲁迅活着的时候会很爱的人，甚至去“恨”实质上的鲁迅式的孤独者，或者说白了，就是“恨”鲁迅生前鲜活的本人。鲁迅最好的朋友或学生胡风、萧军、冯雪峰等人，不是没有等到“文革”就在鲁迅的名义下被“恨”掉了吗？

至于鲁迅多好，还是少好，我倒是有一个与鲁迅多了不好的论调相反的看法。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人，那么，他不是被众数看成“异类”而将之处死或逼疯，就是被愚弱的国民给“克”了，变成一个供国民山呼万岁的“专制君”，或者就像鲁迅在苦闷至极的时候曾经做过的那样，泯灭强力意志而沉入国民中。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具有强力意志，是颠覆任何欺侮者的恶魔，那么，这个社会想不民主都不可能。所以，如果是一个想专制的人，在自己具有了强力意志之后，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也具有了强力意志。而鲁迅却是自己具有了强力意志，还终生念念不忘改造国民性，使愚弱的国民能够觉醒，以强力意志去承担沉重的自由。这么一个自由的思想战士，却被说成是“文革”极权主义的同谋，我的天！

[1] 王朔：《我看鲁迅》，载《收获》，2000年第2期。

[2] 张闳：《走不近的鲁迅》，载《橄榄树》，2000年第2期。(www.chuimin.cn)

[3] 《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6节。

王朔在近年从作家一摇而变成了批评家。评老舍，评金庸，评鲁迅……每一评，报章杂志几乎都予以转载，他自己也感到其乐融融，仿佛比当作家的时候显得更加威风。当作家的时候是让别人评自己，而现在是自己评别人，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好不阔气！他的李逵式的板斧的确吓怕了一些人，连所谓招数无穷的“武侠大师”金庸也有点战战兢兢，说是从来没有说过王朔的坏话，不知王朔为什么这样批评自己。那么，他的《我看鲁迅》都看到了什么？

王朔说，他小的时候读鲁迅没有感到鲁迅是个文学大师，甚至感觉还不如《艳阳天》。后来大了，觉得鲁迅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每篇都好。最差的是《一件小事》、《狂人日记》和《伤逝》，《一件小事》也就小学水平，《阿Q正传》虽然有思想意义，但是因为概念化太强，也不是什么好艺术。鲁迅较好的小说是《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药》，最好的小说是《故事新编》。鲁迅个性是有缺陷的，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则是文学成就上的缺陷。而且鲁迅凭着几个短篇和一大堆杂文，是够不上艺术大师的。鲁迅的思想是什么，他想来想去都想不出，“绝望”能叫思想吗？过去他之所以说鲁迅深刻，是怕别人说自己浅薄。现在思想解放了，才发现鲁迅的思想是一无所有。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遗漏了自己。鲁迅至今还存在着神化的现象，他写文章的时候都有点不安，所以最可恶的是鲁迅研究者和那些“活鲁迅”、“二鲁迅”。

说王朔的板斧砍鲁迅砍得全不是地方，并不符合事实。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何况王朔的智慧还要比臭皮匠高一点。譬如王朔说：“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己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跟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他的文学理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摆布。”而且“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王朔还说，“后人的效颦都要鲁迅负责并不公平。这就是榜样的悲哀，遭人热爱看来也不全是美事”。^[1]王朔在这里对鲁迅缺憾的描述，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可是立刻就有人著文，说是鲁迅写杂文好，写小说不好，写长篇更不好……我觉得把鲁迅的遗憾当作最佳选择，把鲁迅终生都说得完美无缺，还是造神论者的思维模式。一个短篇小说写得那么好还作过小说史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就写不出优秀的长篇？鲁迅后期在一些无聊的人事争斗中，浪费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这也是鲁迅的优点？

但是，王朔也有王朔内在矛盾的地方。王朔对于鲁迅后期在人事的争斗上而且文学理念也受到时代潮流的摆布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又认为鲁迅最好的作品是《故事新编》，而《故事新编》却主要是鲁迅后期的作品。鲁迅后期能出好作品，是对王朔批评鲁迅后期的颠覆。所以，王朔还是当作家吧，因为作为文学批评家，怎么会连形式逻辑也不顾呢？

对于王朔推崇《故事新编》，笔者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也就是在正经的历史叙事中，加上点“不正经”的现代调侃与讽刺，可能被王朔引为艺术上的知己。然而，且不说《故事新编》的后几篇艺术上有点“粗”，也没有《呐喊》、《彷徨》那种深在的悲凉情调感人；关键的问题是，王朔推崇《故事新编》，在另一个问题上又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也就是他冒着颠覆掉自己整个消解主义系统的危险。因为“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这些急于建构的思想家的最大不同，就是致力于颠覆和解构。《呐喊》、《彷徨》，尤其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都表现了这种颠覆和解构特征。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对鲁迅实质性的反传统的分析，主要也是以鲁迅的这两个文本为依据的。王朔作文以调侃闻名，以在神圣的偶像上吐痰撒尿著称，将自己扮成一种消解主义的形象。用他的话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有一个耍王八蛋的过程。但是，鲁迅在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而闻名于世的“五四”时期，恰恰是以颠覆与解构而著称的。鲁迅后期，倒是解构与建构并重，在《故事新编》批判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的同时，又弘扬了大禹、墨子等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中国的脊梁”。如果王朔是一个真正前后一致的消解主义者的话，就应该肯定鲁迅的前期，而部分地颠覆鲁迅的后期，这样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王朔对于“油滑”的褊狭的艺术趣味，却使他一叶障目，居然自我颠覆了自己的消解主义创作与批评系统。

必须指出，王朔的文章写得很真诚，没有不懂装懂的地方，仅凭这一点，就比那些开口闭口“三个伟大”的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来得真实和有趣。然而，正因为王朔的文章是真诚的，所以我也有点替王朔悲哀，通读王朔批评鲁迅的全文，稍有批评眼光的读者就会发现，王朔的审美眼光与他的文笔实在不成正比。而且通过王朔的批评，笔者发现，王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创作上顶多成为一个名家，而很难成为大家。王朔尽管抡着板斧，事实上他还是有点像孩子一般可爱。他的批评尺度仅仅是用《故事新编》来否定《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而已。托尔斯泰是从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评价莎士比亚的，萧伯纳是从现代新剧的角度评论莎士比亚的，所以他们发现了莎士比亚的许多漏洞。王朔即使对鲁迅的否定更激烈，如果富有深度的话，那么也不影响王朔成为大家。譬如，从怀恋传统而否弃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角度，如果否定得具有深度，那么照样可以成为创作上的大家。因为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不少大家是站在传统一边的。尽管这样一来，鲁迅是被冤枉了，然而这正是作家的批评与批评家的批评不同的地方。作家的批评只服务于自己的创作目的，而批评家的批评则要照顾审美的多样性。

王朔的批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你说好的，我就偏说不好。你说鲁迅的文学地位很高，我就偏说他一般，他没有长篇。你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伟大，我偏说这两部作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你认为《呐喊》与《彷徨》比《故事新编》好，我偏说在鲁迅的作品中，最好的就是《故事新编》。王朔说：“写《狂人日记》时鲁迅充满文学青年似的热情，文字尚嫌欧化，透着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吃惊，那种激烈决绝的态度则和今天的‘愤青’有共通之处，搁今天，也许能改编成摇滚。”从这段文字里，你会发现，王朔压根就没有读懂《狂人日记》。读懂《狂人日记》是不容易的，美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虽然赞扬《狂人日记》的“精湛技巧”，但是又认为没能“为这个狂人的幻想提供一个真实的故事情节”。夏志清的评论遭到了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鲁迅只选择最适合他的意图的那些现象，“以真正天才的艺术手法，成功地使一个具体现象的种种特点带上了普遍性”。^[2]后来夏志清在反驳普实克的批评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误读了《狂人日记》这部杰作。这就表明，王朔不仅没有读懂《狂人日记》，而且可能连与《狂人日记》类似的作品也没有读过或者读懂，像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拜伦的《该隐》、安德烈耶夫的《红笑》等等。而王朔对《狂人日记》的否定不仅态度显得极为草率，更重要的是，王朔无法与《狂人日记》那种现代性的感受发生共鸣。我们不禁感到奇怪，一个没有现代性感受力的人，还怎么能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

在否定《阿Q正传》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唯一获得国际盛誉的作品的时候，王朔显得较为谨慎。他说他本来以为这部小说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仅凭这一篇鲁迅就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后来在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的时候，发现这个好演员怎么也演不好，关键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再回去读原著，王朔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走的都是现成的观念，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王朔这一“看”，真是看走了眼。我很不明白这些当代作家到底读了多少书，否则，他们的艺术道路怎么会那么狭窄，审美尺度怎么会那么单调！也许，他们只能欣赏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无法欣赏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或者，他们只能欣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屠格涅夫的《罗亭》，而无法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更无法欣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城堡》。他们会说，《卡拉玛佐夫兄弟》到处都是讨论宗教、邪恶与拯救的艺术败笔，《浮士德》到处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些作品走的都是观念！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作品是比《一生》、《罗亭》等走人物的作品更伟大——用王朔的话说更“牛逼”的作品。

就《阿Q正传》的艺术技巧而言，有中国传统夸张式的传神技巧，有运用喜剧的笔法写阴暗惨淡的故事而产生的艺术张力，也有反语与幽默技巧的巧妙运用，而且《阿Q正传》的幽默已经从传统的幽默向现代的黑色幽默逼近——只是这种幽默虽然已经近似荒诞，但是还受理性的控制，而没有走向像《二十二条军规》那样非理性的荒诞。《阿Q正传》还大量运用了象征技巧，阿Q的画圆圈，若是不从象征主义的角度就无法理解——圆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概括，中国的世界观是循环的，历史观是一治一乱的循环，甚至戏剧都是大团圆。而整部作品又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尴尬命运，以及不进行文化改造会导致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如果说《狂人日记》以其对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全盘重估，可以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基督教文化的价值颠覆相提并论的话；那么，《阿Q正传》的文化内涵就可以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王朔认为《阿Q正传》无法与《祝福》相比，但是在笔者看来，鲁迅可以没有王朔推崇的《孔乙己》、《在酒楼上》和《祝福》，甚至可以没有整部《故事新编》，尽管这样会损失几篇优秀的小说，但是对鲁迅的文学地位并无巨大的损伤。然而，如果去掉了《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那么，鲁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光芒，就会黯淡得多。

王朔以《阿Q正传》难以改编成电影而加以否定，就更是没有道理。1930年10月13日，鲁迅在致王乔南的信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只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因此，既写小说又写电影的王朔应该知道，最“牛逼”的大作品有时反而不容易改编成电影。歌德的《浮士德》是当诗剧来写的，恐怕只是写给人读而无法上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与《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小说，恐怕也是无法改编成电影的。而且即使改编成了，也会将原来文本深刻的哲理内涵与文化内涵删削干净。《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改编成电影了，但是，一部富有深刻哲理内涵并体现了劳伦斯哲学的象征小说，^[3]却被电影改编成了一个普通的通奸故事。看一看本雅明对电影这种消解批判反思能力的机械复制的艺术的批判，再看一看小说对人类思想文化之呈现的贡献，就会知道，不能以电影改编作为衡量文学文本的价值的尺度。

鲁迅没有长篇而遭诟病，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鲁迅生前有人劝他作长篇，已经透露了这个信息。关于鲁迅没有长篇是个遗憾的说法，我基本同意上引王朔的看法，我要反驳王朔的是下面一段话：“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这段话是王朔“看鲁迅”看得最毒的一眼，也是他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最激烈的地方。而且杂文之论“堆”，短篇之论“个”，王朔已经表示了他对鲁迅的不屑。但是王朔没有想一想，鲁迅毕竟将艺术的触角伸向了杂文、散文、散文诗、中短篇小说、旧诗以及文学翻译、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考据整理的各个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的成就是王朔们目前还无法企及的，鲁迅为什么就不能当世界文豪？用文体来框定作家，与过去文学批评界用“创作方法”衡量作家是同样的荒谬。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个作家运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进行创作就是好的，运用“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创作就是坏的。人们没有想到，运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照样可以写出三四流的作品，运用自然主义或现代主义照样也可以写出一流的作品。像“文革”中的长篇《虹南作战史》不是文学史上少有的文字垃圾吗？而以中短篇名世的契诃夫不照样可以做文学大师、世界文豪吗？

当王朔思考来思考去，发现鲁迅的思想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意味了。王朔问鲁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正如小和尚问禅师“佛在哪里”一样。因为“是”意味着肯定与建构，“不是”才意味着批判、否定与颠覆。从肯定与建构的意义上说，鲁迅的思想的确没有什么，感时忧国的“民族主义”，由“进化论”而衍生出来的“中间物”思想，带尼采强力意志色彩的个性主义，对个性主义有所制衡的“人道主义”，不否定个性发展的集体主义，大概是鲁迅一生建构意义上的思想，而且除了感时忧国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思想在鲁迅的留日时期、“五四”时期与后期又不断发生变化，很难笼而统之地说他一生建构了什么思想，更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可言。而且鲁迅似乎也并不致力在中国建构什么“主义”。在“五四”时期，当周作人的新村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纷纷给人指出光明的未来的时候，鲁迅却拒绝当什么“导师”给人指路，他很实在地告诉青年，他也无路可走，他只知道路的前面是坟。因此，从消解主义的角度来认识鲁迅，就会发现鲁迅是一个异常伟大与深刻的思想家。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连同他数量较多的洞察国民性的杂文，揭露出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底蕴，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性的颠覆。而且鲁迅在深刻彻悟之后的批判与颠覆绝非仅仅对着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同时也对着他的主体自身，《野草》就是他面对着死亡无情地拷问自己的结晶。王朔暗示鲁迅在揭露国民性的时候漏掉了自己，事实上是对鲁迅的一种极大误读。从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可以看出，鲁迅小说里的许多人物都是以自己为原型的，可惜造神论者将这些人物说成是鲁迅批判的对象，而不包括他本人。鲁迅自己也说，他虽然时时解剖别人，但他又时时更无情地解剖他自己。王朔的看法，说明他没有细读鲁迅的文本，还在受着造神论者塑造的鲁迅的影响。

另一方面，王朔关于思想家的标准可能还受古典哲学的影响，以为要建构什么体系才称得上思想家。他不知道自叔本华以后，哲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存在的直觉领悟，对生命的天才洞见。他更不知道在生命哲学家狄尔泰眼里，托尔斯泰、梅特林克等作家都变成了大哲学家。王朔仅仅浮在生活的表层，写一些供大众消费的文学文本，自然不能使自己的创作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诸神隐退的时候以自己的文学之笔去探究诸神隐退的踪迹。但是，否认鲁迅是思想家，则是很可笑的。一向谦虚的鲁迅，有一次对章衣萍说：他的哲学都在《野草》中。王朔又怎么能抹杀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存在呢？

[1] 王朔：《我看鲁迅》，载《收获》，2000年第2期。

[2] ［捷克］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32页。

[3] 详见拙作《一个温情的反异化神话》，载《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