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下）：经济统制及其限制

九、经济统制

救国委员会在同意大举征兵的同时，已意识到它为养活如此众多的部队，尤其为解决军服、装备和武器等问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部分兵工厂集中在莫伯日、夏尔维尔、杜埃、克林根塔尔等地，敌人几乎近在咫尺。圣艾蒂安掌握在叛军手中；炸药制造供不应求。封锁使法国得不到德国的钢、印度的硝石、波罗的海的苛性钾、西班牙的苛性钠和意大利的硫磺。必须发展军火制造，复活对外贸易，并在法国找到新的资源。时间十分紧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这么多困难，更谈不上恢复均衡生产。如果把军需采办交给私人负责，军需商将勒索高昂的手续费；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将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价值降低到等于零。此外，整个法国犹如一个被团团包围的堡垒，如果救国委员会不进行干预，先为部队留下军粮，然后把剩余部分进行合理分配，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即使非军事人员也会为争夺食物而动起武来。形势逐渐迫使救国委员会不得不实行全国的经济统制。这是它采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项政策。这同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分不开的。

部队只征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需要留在后方的人也可缓征或免征；舞弊由此应运而生。许多人设法受雇于运输部门，逃避去军队服役。此外，公职人员仍留任原职。

对所有其他公民说来，大举征兵的决定无疑是一项军事动员令。所有人都是动员的对象，为有效起见，征兵必须从速进行。虽然整个征兵工作处于临时应付的状态，人们仍努力注意才能的发挥，但对政治方面的因素却很少考虑。大工业家佩里埃和沙普塔尔，银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国委员会的重用，虽然人们知道沙普塔尔同联邦主义有所牵连，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联系的外国人。科学家尤其得到器重，许多科学家站在革命的一边。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制造工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蒙日、旺代蒙德、贝尔托菜、达尔赛、富尔克鲁瓦改进了冶金业和军火制造业；伏克兰同沙普塔尔和台斯克瓦齐尔一起领导硝酸盐的研究。卡尔尼想出了精炼硝酸盐和制造火药的新工艺。救国委员会在默东设立了研究实验室，贝尔托莱、孔台、古依东·德·莫尔伏都在那里工作。人们试图用氯酸盐炸药制造炮弹，并在弗勒留斯战役中第一次把气球用于军事目的。沙普继续进行光线通讯的试验，并在巴黎和北部边界之间建立了第一条通讯线路。

所有的实物资源自然都进入征用之列。农民必须交出粮食、草料、羊毛、亚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出售他们的产品；私人的武器、国民卫队的制服，有时甚至被褥，也被征作军用。圣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万双鞋。原材料的征集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各种金属和教堂的钟，甚至还收集绳索、废纸、破布和草木；墙脚的硝土和厨房的炉灰被用于制造钾盐，板栗用于炼糖。所有的企业都为国家服务：森林、矿山、采石场、各种锅炉和冶金炉、染坊和造纸工场，织布工场和修鞋作坊。国家此外还积极建造新的工厂。必须加紧制造武器弹药，这就要求现有企业不仅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而且采用科学家发现的新工艺，进一步提高产量。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于工业技术的进步。

人的劳动和物的价值都受限价法令的制约。最高限价让商人仍有利可图，并给生产以一定的奖励。同流行的说法相反，在共和二年，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亏本，它们只是不能损害国家谋取巨额利润而已。归根到底，任何人没有搞投机倒把和发国难财的权利。

军队的服装和一般装备主要由地方当局通过开设被服和皮件工场负责解决。中央政权勒令屠宰场交出畜皮，用于制作皮鞋；染坊从国家经营的林场取得树皮充当鞣革的材料，保证日夜开工，不得停顿。塞甘在比扬古的一个小岛上，试验成功了一种快速鞣革法，该岛后来以塞甘命名。制鞋作坊的每个伙计每十天必须做出两双鞋。

武器问题仍令人十分担忧。1793年9月，巴黎动工建造一家生产步枪和刺刀的大工场。除利用私人作坊外，还安排工人在杜依勒里宫和卢森堡宫的两个公园，以及在原罗亚尔广场和残废军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此外，在外省，不仅让已有的工场复工，而且积极开设新工场；例如诺埃尔·普恩脱和拉克纳尔分别在穆兰和贝日拉克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厂址设在夏约的佩里埃工厂同位于卢昂附近的罗米依工厂开始使用青铜铸炮。费烈、普恩脱和罗默大大促进了法国中部和西南部的维埃宗、勒克勒佐、吕埃尔和阿布扎克等工厂的铸铁炮制造。

救国委员会显然在弹药工业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但也正是在这方面，它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就。由于硝盐货源不足，必须在国内自行解决。大量硝土终于在都兰地区发现，伏克兰亲临现场查勘；根据他的建议，科多尔的普里厄下令建立全国性组织，并实行统一管理。各地市镇当局指定硝土专家领导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并设置干馏工场。部分硝土专家于风月前来巴黎参加实习训练班。二十八所炼硝工场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设在圣热尔曼的大教堂。炸药制造工场同时在发展，最重要的工场设在格勒内尔和里博脱。(www.chuimin.cn)

这些成就虽足以使欧洲惊慌万状，但仍远未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的。例如，巴黎的步枪制造厂本应每天生产一千支枪，但实际生产量不超过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枪支也包括在内。春季战役期间，部队的弹药供应仍感到极大困难。困难表现在多方面。救国委员会不掌握生产进度；没有统计数字，经济统制也就不能进行。它不得不通过仓促的调查和大量的报表作粗略的估计。法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起步，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外，工人还有待培训，以使之适应新产品的制造和新工艺的采用，因此必须调动和集中工人，以保证生产的同步进行。最后，运输问题尤其严重。国内几乎没有运河，陆路交通很少维修，马匹车辆不但要满足军队的需要，而且要保证一般居民的衣食供应和土地耕种。当局不得不征用船舶和车辆，设立全国运输管理处，并为这一机构筹集必要的物资。假如救国委员会不用恐怖手段强迫所有公民作出应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压抑投机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极抵抗。

国家的经济大部分归国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过创办国立工场，或者间接地通过供应原材料和劳力，以及通过征购和限价对生产实行监督。有人认为，救国委员会有意识地实行生产社会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国引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顶峰。虽然经济统制在无套裤汉看来具有社会的价值，但它同共产主义毕竟毫无联系，因为它只是全面调节经济的各个环节，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一种结构改革。在风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民公会的某些代表可能对国家主义怀有好感；相反，救国委员会从来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为保卫革命而必须采取的临时措施。尤其，它在推行这些措施时也极其勉强。对于资产阶级所珍爱的经济自由，救国委员会始终留恋不舍，因而在几个月内曾背离了限价政策。救国委员会一方面在客观环境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国家主义，同时却注意限制国家主义的扩张。如同地方行政当局一样，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救国委员会成员只是出于救国的考虑才执掌了经济部门的职责；他们在思想上始终认为，这些职责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职权范围，只是额外地增添了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因此，一旦危机有所缓和，他们十分希望从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生产和运输状况不允许他们许诺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他们的观点更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显然，工业的分散迫使他们向许多小工厂的老板求助。这在蓬提厄、莫雷兹、蒂埃尔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救国委员会只要下道命令，就能将矿山收归国有和增加国立工场，而救国委员会却毫无行动。相反，卡诺公开反对国家直接经营由国民代表创设的工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不但费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长官僚主义。救国委员会对待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朗的。首先，人们看到，救国委员会对于把外贸管理交回给批发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场供应方面无疑对扩大经济统制的职责感到厌烦。

从1793年11月起，外贸完全集中在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为复活对外贸易，向国外派出受权经商的代理人；他们有权征用商船，在港口开设国家货栈。中立国商船重新备受欢迎：航行法暂停执行。交易双方在自愿基础上以铸币或货物充当支付手段。在波尔多和自由镇（阿尔萨斯的圣路易），设有专门委员会负责接待各种客商。法国同热那亚、瑞士、汉堡、哥本哈根和美国都达成了大笔购货协议。在货物进口恢复后，物资管理委员会为保证购货的支付能力，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国内征购中立国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丝绸和毛毯；动用缴获或没收的英国货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财产和国王的动产中挑选宝石、珍贵家具和艺术品用于出口。此外，根据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议，用等价指券强行收购外汇。风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为防止资本外流，强迫巴黎各银行家交出五千万里佛的外国票据。尽管无套裤汉反对，许多法国的和外国的批发商已开始重操旧业；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救国委员会更加毫无顾忌地干起来。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指出，遏制贸易对共和国损害甚大，相反，正确的政策是要发挥批发商的智慧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风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贝尔分子的决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间作出的），救国委员会准许除物资管理委员会统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产品出口，条件是或者进口受限价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为共和国换回铸币和外国期票，统一上交国库。在各大商业城市和港口，批发商组成的贸易经理处必须先垫出一笔兑换券，然后通过出口商品进行支付。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贸易经纪人纷纷回国，向中立国购货的业务从此移交给充当掮客的私商。在这些措施尚未获得重大成果前，雾月九日的命令终于下达了，但是对制造商说来，这个发展趋向仍没有变化。人们指出，用“贸易和供给管理委员会”取代物资管理委员会是换汤不换药。诚然，只要维持限价，即使容许私商活动，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救国委员会不惜违背法律通过放宽限价的措施为商人提供方便，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尽可能缩小经济统制的执行范围。它推行的供应政策就是一个证明。

当某个县拥有足够数量的粮食时，物资管理委员会便向该县征集粮食，供应军队和缺粮的各县。当然，供应的主要对象是军队，缺粮的县很少顾及。鉴于运输的困难，粮食分配不能做到绝对平均。物资管理委员会往往优先考虑供应邻近地区的军民，不惜使产地居民冒挨饿的危险，或者用以后再行救济的诺言敷衍塞责。可见，物资管理委员会丝毫不关心消费者的利益。雾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了磨坊管理法规，勒令磨坊将各种粮食混合加工，以便生产所谓“平等面包”。但物资管理委员会对这项法令置若罔闻，不予贯彻执行。它对居民甚至不实行定量供应，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在统计数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员均感不足的条件下，怎么保证粮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数村庄拥有磨坊的条件下，怎么实行对磨坊的监督？如果在全国给每个法国人分发粮食供应证，人们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证取得应该供应的份额？对于资本主义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胜任的事，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关粮食供应的全部事务都交给各县政府和市镇当局去完成，前者负责征购粮食和供应市场，后者负责监督磨坊、面包房和点心作坊实行混合加工，必要时实行定量供应。中央集权因而仍停留在浮面。危机在各地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但在不同的时间和以不同的严重程度表现出来。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市场供应有时能维持到夏末，殷实富户仍自己烤制面包，面包商也保留相当的自由。在大城市和法国南部，市场收市很早：农民的粮食一概由市镇当局收购入仓，经混合加工后，交面包房烤制，然后凭证供应居民。面包商实际上成了市镇当局雇佣的工人。市政当局有时也在济贫所或自设烤房制作面包：例如，特鲁瓦市的食品供应完全由当局一手包办。乡村的粮食种植者迫于无奈，使用了种种狡诈手段，当局则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对策。在许多村庄，恐怖统治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农场主至少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粮食，最可怜的则是那些管家和农业工人。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不得不恳求农场主出让一点粮食；至于是否按最高限价购买，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预。

对于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资管理委员会于风月仅公布了产地的最高限价。在这基础上，各县再加上运费、批发利润（通常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润（百分之十），编成大本的价目表。这项工作直到夏末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对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有限几种商品，国家尽量采用征购和征用的方法实行限价；救国委员会还容许许多宽免。至于一般消费者，国家听任他们自己去争得限价。最初，物资管理委员会曾给予消费者一些帮助。例如，委员会在奥尔良扣压了糖厂的食糖，在马赛勒令肥皂厂制造肥皂，产品在法国实行全国分配。但后来，救国委员会很快停止推行这些措施，并规定地方当局不得进行征购和征用。因此，无套裤汉除对商人进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又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商人即使不克扣斤两或以次充好，还可以进行秘密的黑市交易。这也正是农民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农产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飞速的发展。某些市镇向商人提供货源，对消费者实行定量供应。巴黎在实行了粮食的凭证供应后，于春季又增加了肉类供应证。在克莱蒙费朗，当局曾试图将屠宰场收归市有。由于缺少通盘筹划，各地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经济统制的受益者主要是军队。冬季的军粮似乎勉强能够维持。莱茵和摩泽尔军团把在1月新占领的帕拉丁地区的粮食资源罗掘俱穷。服装、靴鞋和其他装备显然仍嫌不足，但从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远没有共和三年那么困苦。相反，救国委员会却不肯包办民用供应。困难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当局确实做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为什么诺尔州当局对燃料油不肯实行征购，从而使投机盛行？为什么它坚持议价收购牲畜，而不实行肉食的限价？因为它要迁就手工业者和农场主的利益，就不能不这样做，还因为该州的无套裤汉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业者和佃农。店铺主和手工业者推行限价本是为了对付农民和批发商，没有想到在执行限价时自己却先受其害。鞋铺和面包铺对自己竟沦落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感到愤愤不平。对于受到更大限制的农民说来，牲畜和其他农产品的议价贸易是一种补偿。如果限价真正严格执行，无论农民或店铺主都将难以忍受；至于资产阶级，它早已渴望取消经济统制。所以，救国委员会最初为维护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革命团结，长期不肯断然实行限价，而在被迫实行了限价后，也尽可能把利益留给国家。

在雇佣劳动者看来，限价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根据限价的规定，工资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价格只上涨三分之一。但是，既然除面包价格外救国委员会并不强制执行限价规定，雇佣劳动者如果不利用战争时期劳力不足的有利时机，岂不反而吃亏！由于各市镇确定的最高工资限额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机谋取较高的工资。但是，至少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不能对工人作出让步，否则整个经济大厦以及指券体系会全部崩溃。工人骚动因此日益增加。救国委员会正确地看到，这里有敌人在趁机捣乱，在巴黎则尤其严重。它在征兵征粮的掩护下，坚决抵制罢工浪潮，对拒不复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胁。当收割季节临近时，它还想控制农业工人。它勒令农业工人受国家统一调配，而让各县政府去确定该县的工资，这样做是违背法律的。实际上，救国委员会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斗争行动，雇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让。革命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工作和面包，使之免受极度的贫困；假如恢复经济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还是工人阶级。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工人阶级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坏了限价而不受惩罚，怎么能强迫工人必须接受限制工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