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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委员会胜利:法国革命史下

【摘要】:六、救国委员会的胜利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已被救国委员会所否定,这在极端分子中带来了恐慌;科特利埃俱乐部以变节罪将肖梅特开除。罗伯斯庇尔似乎已同“宽容派”妥协,丧失了保证救国委员会内部团结的仲裁者立场。法布尔于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夜间被逮捕归案。虽然救国委员会没有对他们作出让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动。救国委员会当时的态度十分和缓。8日,圣茹斯特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

六、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至1794年5月)

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已被救国委员会所否定,这在极端分子中带来了恐慌;科特利埃俱乐部以变节罪将肖梅特开除。丹东一伙在罗伯斯庇尔的默认下,向科特利埃分子展开反攻。卡米尔·德穆兰创办了《老科特利埃报》,头几期获得惊人的成功:法布尔、布尔东、菲力波揪住龙森和文森不放,并于霜月二十七日(12月16日)让国民公会下令将二人逮捕。

与此同时,温和倾向开始抬头:霜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出版的《老科特利埃报》第三期对惩治嫌疑犯法提出了指责;三十日,许多妇女前来恳求国民公会释放无辜被捕的犯人,在罗伯斯庇尔亲自建议下,国民公会任命了一个负责复查案情的委员会。雪月二日(12月22日),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一名因囤积居奇而被判刑的商人恢复了自由,7月26日法令不久也停止执行。

通过对布硕特部长以及对海隆(政府的一名官员)的攻击,温和派的矛头所向已暴露无遗。布尔东早在霜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就提出清洗救国委员会,蒂翁维尔的梅兰主张救国委员会成员每月改选三分之一。罗伯斯庇尔似乎已同“宽容派”妥协,丧失了保证救国委员会内部团结的仲裁者立场。就在霜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把克洛兹从雅各宾俱乐部驱逐出去。比约和科洛当然不同意这个做法。救国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分裂,人们就可以要求改选,所有的人都以为,丹东将重新成为救国委员会的领袖。

如同在瓦尔米战役胜利后一样,丹东认为,既然祖国已不再处在危急之中,人们可以缓和镇压措施。他于12月2日大声疾呼:“我要求减少流血。”结束革命统治意味着对外和平;关于和谈的传闻到处在散布;伯恩施托尔夫在哥本哈根暗示他可以出来调停。如同埃贝尔一样,丹东也不是派别的领袖。但宽容派的策略和希望同丹东的一贯政策以及同他那见风使舵的调和立场正不谋而合。不幸的是,在主张宽容政策的人中有一批“腐化分子”,他们“因害怕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而想砸碎断头台”;由于丹东也有“贪赃枉法”的行为,人们只要把宽容派向前推进一步,便足以把它当作一个为“外国阴谋”服务的集团,并说这个集团同过激派怀有相同的目的,领取同等的津贴,只是采用不同的途径而已。

科洛·德布瓦从里昂赶回巴黎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于雪月一日(12月2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勇敢地为恐怖分子作了辩护。罗伯斯庇尔显然也有所退缩,再次揭露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双重危险。雪月六日,比约大概在取得公安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后,让国民公会撤销了负责复查案件和持宽容立场的“司法委员会”。不久,人们在雅各宾俱乐部对《老科特利埃报》大兴问罪之师;罗伯斯庇尔最初装出一副责备卡米尔不该乱捅娄子的样子;但是,卡米尔·德穆兰听到罗伯斯庇尔要他焚毁已出版的各期报纸时,立即对这种劝说进行反驳:“烧毁报纸不能代替对问题的答复。”第二天,即雪月十九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陈述了两派的论据,指出二者的势不两立,但他仍设法避免撤除卡米尔的职务。政府在同宽容派的斗争中掌握着更加有效的手段:它知道在已被逮捕的贪污犯中,一些人是宽容派的朋友,因而把贪污犯留作人质。对贪污犯的查处开始加紧进行。人们完全明白,法布尔所谓未经过目就在伪造的法令上签字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法布尔于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1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被逮捕归案。丹东要求援引11月的先例,在逮捕国民公会议员前听取被告的申诉,比约用明确的言辞对丹东进行威胁。另方面,到了雨月,马絮埃尔、龙森和文森先后被释放出狱。

救国委员会在局势稳定后,因派别斗争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德穆兰和菲力波继续在进行宣传活动;为了反击,埃贝尔分子大肆检举囤积居奇者,要求通缉反对6月2日行动的七十五名议员(罗伯斯庇尔没有把他们解送革命法庭受审),通缉在1792年的所谓八千人请愿书和二万人请愿书上签字的人以及路易十七。相反,兰代在救国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在他就联邦主义分子的活动提出报告前——这份报告始终没有提出——暂缓审理有关联邦主义分子的案件。对于去冬押来巴黎的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也没有进行审判。政府在外省同艾贝尔分子的决裂使无套裤汉处境不利。善于见风使舵的富歇同里昂的无套裤汉断绝了关系,果利在布尔也如法炮制。经过反复估量,宽容派并未丧失希望。虽然救国委员会没有对他们作出让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动。雅克·鲁在狱中自杀。卡里埃、塔里安、雅伏格、巴拉斯、弗雷隆等以推行恐怖政策而闻名的国民公会代表纷纷被召回巴黎;奥古斯丹·罗伯斯庇尔让贝尔纳·德·圣得在弗朗什–孔代地区结束恐怖政策。(www.chuimin.cn)

到了冬末,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政局不稳已发展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面包量少质次,肉类奇缺,农民由于害怕各区征购专员的横征暴敛,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科特利埃分子煽动无套裤汉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军火制造厂爆发罢工。罗伯斯庇尔正在病中,人们显然把希望寄托在比约、科洛和圣茹斯特身上。救国委员会当时的态度十分和缓。雨月十三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拨发救济款一千万;风月三日(2月21日),巴雷尔提出了新的全面限价法令。8日,圣茹斯特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9日,一项新的反囤积居奇法草案在国民公会宣读。科特利埃分子认为,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将彻底取得胜利。风月十二日(3月2日)龙森扬言要发动起义;十四日,埃贝尔指名攻击了罗伯斯庇尔。十七日科洛代表雅各宾派前往科特利埃俱乐部争取两派实现和解,但对方仍威胁要如同9月那样组织一次新的示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当局一再声称有人已武装了起来,而且狱中的犯人也正蠢蠢欲动。人们可以设想,救国委员会是何等的惊慌,即使逮捕一些人,也不足以使它安心。总之,救国委员会丧失了耐心,罗伯斯庇尔于风月二十二日(3月12日)出席了救国委员会,决定同埃贝尔分子作最后的较量。他把普鲁里、克洛兹、佩雷拉等外国亡命者列入埃贝尔、龙森、文森和莫姆洛集团,以便指责他们“勾结外国、图谋不轨”。所有这些人于芽月四日(3月24日)均被处死。无套裤汉竟毫无反抗,这一事实说明,国民公会的法令、对埃贝尔的指控、食物的分发以及革命军的分散都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五天前,法布尔、沙博、巴齐尔、德洛内等“腐化分子”已被提起公诉。在芽月九日至十日(3月29日至30日)的晚间,救国委员会决定增加丹东、德拉克鲁瓦、菲力波和卡米尔·德穆兰为委员。在公安委员会的支持下,科洛和比约显然觉得,在打击了左派后,必须也压服宽容派。比约从圣马洛出差回来后,得知埃贝尔分子已被处死,感到十分惊诧,他后来责备罗伯斯庇尔不该拒不对宽容派进行新的镇压。罗伯斯庇尔被说服后,立即负起了责任,他帮助圣茹斯特起草了报告,并在国民公会中使那些被惊呆的和吓得发抖的议员不敢为“早已腐化的偶像”辩解。被列入宽容派的还有:爱斯帕涅教士,他是著名的投机倒把分子;威斯台尔曼,据信此人历史上有污点;艾罗·德·塞舍尔,此人虽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但救国委员会早已把他撇在一边,因为他泄露会议的机密;古兹曼和弗雷兄弟,他们一起被控参与了“外国阴谋集团”。正如过去不让吉伦特分子辩护一样,人们以有人正阴谋进行劫狱为借口,阻止丹东进行公开辩护。丹东和其他被捕人犯于芽月十六日(4月5日)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仅是检举阴谋的一个序幕,另一批犯人,其中包括肖梅特、埃贝尔的遗孀和吕西·德穆兰,接着被处死。

这场危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革命运动历史上,埃贝尔分子的垮台标志着革命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从1789年以来,政府第一次抢先行动,把平民领袖消灭掉。接着,它又采取果断措施,完成自己的胜利。革命军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宣布解散;临时执行委员会,即各部部长,于芽月十二日(4月1日)被撤职;陆军部各司局在文森被捕后,已不受布硕特的控制,布硕特本人也于热月三日(6月21日)被关进监狱。州政府、市政府、公社议事会和警察局均经过清洗,改派可靠的人组成。巴什市长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1日)被捕。自芽月八日起,物资管理委员会控制了巴黎的面包和肉类供应。科特利埃俱乐部已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各区俱乐部在政府的压力下,于花月末和牧月纷纷宣布解散。被指控为埃贝尔分子的平民领袖从此感到心虚胆怯。巴黎的一些平民领袖被监禁,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布尔,自从国民公会代表阿尔比特离职调往萨瓦后,平民领袖被投入狱中。在里昂,富歇清洗了平民团体和市政府。在奥尔良耐,救国委员会特派员德马约将恐怖分子武装押送巴黎。经过这次打击,无套裤汉再也无力威吓救国委员会,政府的权威得到了恢复。

诚然,罗伯斯庇尔及其一伙仍指望沟通同平民的联系。但他们没有估量到风月惨剧的道义影响:在忿激派之后,杜歇老爹(2)和科特利埃分子已是无套裤汉的真正领袖。其中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救国委员会杀害了他们的朋友。既然他们自己不能主持革命专政,他们便开始与革命专政对立,并且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专政。眼看这些爱国分子被当作卖国贼而遭到打击,群众怎能不感到泄气和失望?救国委员会的经济政策现在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支持战争,毫无满足平民愿望的打算。在社会政策方面,救国委员会的措施是否足以使平民追随山岳派,那就更成问题了。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受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救国委员会迫使国民公会先后交出了吉伦特分子和丹东,以为能掌握国民公会的多数。这个估计完全错了;不但如此,国民公会不能饶恕救国委员会强迫它作出这些牺牲。国民公会出现那么多的空缺席位,这在议员的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种子,而恐怖的种子很容易长出反抗的果实。救国委员会之所以有力量,这是因为它在议会和无套裤汉之间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它一旦同无套裤汉断绝了关系,议会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加上内部又出现分裂,救国委员会的末日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