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实践论与中国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践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语言表现形式上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光辉典范。

浅论《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邬池雪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内涵。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实践论》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为了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了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实践论》在写作内容、语言等方面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光辉典范，对我们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1942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问题。尤其在复杂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教条主义会造成严重错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必须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环境、时代条件结合起来，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同样，在建设和改革中也必须如此。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关起门来搞纯粹的理论工作，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独特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创造出新东西，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的大国，积淀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概括和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新的内容。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中。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4]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又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深入浅出的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实践论》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身体力行。《实践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语言表现形式上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光辉典范。

1.在内容上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5]是《实践论》的副标题，这说明它的主旨是要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实现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尽快地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败强大的敌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却对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主要任务设置了巨大障碍。“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6]因此，批判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性质的问题就成了中国国内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实践论》就是从这个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实践论》论述了实践的规定性，研究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探讨了实践在真理的认识过程中的意义，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过程及规律。毛泽东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总是针对中国具体的问题，特别是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毛泽东在阐述其观点时，虽然引用了马恩列斯的一些观点，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7]但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有着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反思与总结，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升华与理论总结。

由于《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环境，实际地解决中国正面临的问题，同时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使得《实践论》的内容，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同时具有中国特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在语言表现形式上

《实践论》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通过向人民群众、古人学习语言，使《实践论》的语言词汇丰富，生动活泼，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认为人们的词汇是很丰富的，是生动活泼的，因此，要向劳动人们学习。《实践论》践行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它是中国人民群众的语言和“好的仍然有用”的中国古人语言的有机融合体。“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8]短短的一段话，毛泽东就连续使用了“知识里手”、“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等五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成语、俗语和俚语。其他如“跌交子”、“自以为是”、“发号施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束之高阁”等，都表明了《实践论》在语言形式上古今结合的特点。

第二，《实践论》的言说形式都是针对特定的中国对象，有的放矢。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宣传、鼓动的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语言必须采取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毛泽东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用“知”与“行”代替；再如在谈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说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9]这样的例子很多。结果，《实践论》的语言在表现形态上为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更喜闻乐见、更中国化了。(www.chuimin.cn)

三、《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意义

《实践论》写于1937年，距今已有74年了，中国的国情、世情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实践论》的精神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至今对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变现实世界的品格，使马克思主义必须成为面对现实、思考现实、改变现实的理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1]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在文学层面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民族性还是在时代性上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的结合不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的自觉的创造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文化有机结合，使之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2]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为各个方面的创新提供指导。

在理论创新的问题上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思想方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给我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作者简介：邬池雪，男，1981年生，湖北江陵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2009级研究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9]《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