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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兴起:合法化的文学研究形式

【摘要】:19世纪对于历史学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历史学自19世纪伊始,就注定了命运的改变。而在其命运转折点上给予重要支持的是在19世纪开始之前就已经显露端倪的浪漫主义运动。在文学研究界,浪漫主义主要针对18世纪在理性原则下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特别是新古典主义为文学艺术制定的种种法则和他们所设定的永恒理想,成为浪漫主义反对的主要目标。正是经由19世纪的空前发展,文学史才逐渐定型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合法化形式。

19世纪对于历史学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历史学自19世纪伊始,就注定了命运的改变。而在其命运转折点上给予重要支持的是在19世纪开始之前就已经显露端倪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最先在德国与英国开展,表现为对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以启蒙理想贯穿始终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抗与反思,理性至上的普遍原则成了众矢之的。以抽象的普遍理性作为确定性真理、知识来源的笛卡尔主义遭到了猛烈抨击,历史成了直接的受益者,由反历史转变为倚重历史,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发现理性原则之所以在现实中受到重创,就是因为过于抽象,强调形而上学,始终存在于真空中,远离了事物现象本身,从而远离了真理,于是“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必然,又一次被强调,而“回到事物本身”就意味着回到作为经验储藏所的历史中,历史作为真理的来源而被重视,于是,以此为基础,19世纪思想中显现出历史主义的倾向,[1]历史主义对于文学而言,不仅起到了开阔时空的作用,而且浪漫主义导致的倚重于历史的历史主义倾向直接将文学史研究合法化,并进而使之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更加具有权威,可以说,支配18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是在科学权威化语境中形成的,是从对科学的欣羡开始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的,将从对科学活动的观察中发掘的理性原则作为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理性原则及其话语便分享了科学的权威,构成了在知识领域甚至一切社会领域中最具有力量的模式,19世纪思想界对主导18世纪思想与行动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以历史替代理性成为真理的来源占据思想的核心,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同样是从科学权威化语境中推论出来的,历史作为真理的来源,自身便成为一种权威的知识形式。

在文学研究界,浪漫主义主要针对18世纪在理性原则下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特别是新古典主义为文学艺术制定的种种法则和他们所设定的永恒理想,成为浪漫主义反对的主要目标。浪漫主义坚持历史标准,强调个体化的历史意识,将文学纳入到进步的阐释框架中加以审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构成了一个臻于完美的序列,文学史就被描述为一幅进步的图景;历史意识的加强与对个体化原则的认可推崇直接导致了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发掘,与18世纪的世界主义立场相对,浪漫主义时期的研究者纷纷转向民族立场,以民族性作为研究基础,将文学史理解为体现了民族性的民族精神史。(www.chuimin.cn)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专门的文学刊物与社会评论杂志成为探讨文学问题的主阵地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专门的文学刊物中较为著名的就有《爱丁堡评论》、《季刊评论》、《普鲁士年鉴》等,文学研究者往往在这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甚至发起争论,围绕这些著名刊物,形成热烈的学术探讨氛围;19世纪出现的大量评论杂志,同样发挥了活跃文学探讨氛围的作用;其二,19世纪大部分的文学研究者都有在大学演讲执教授课的经历,特别在德国,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都被转移到了大学中,形成了学院派,这种转变与德国的大学改革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后的大学采用教学与研究并行的体制,研究职能在大学中被凸显出来,而且围绕改革后的德国大学形成了准特权阶层,研究获得国家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使得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领域愈益职业化。学术性文学研究无疑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而言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世纪,文学史得以“拓展到古往今来和各个民族”[2],而叙述性的文学史,也主要在19世纪才获得了真正的勃兴,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开创者,而在法国,西斯蒙第、安培、维尔曼等人相继投入到法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中,英国的文学史研究在18世纪后期沃顿之后很长时间陷于停滞,直到19世纪中后期盖尔为努斯、黑特涅尔、泰纳、布吕纳介等文学史家的出现,才真正地繁盛起来。正是经由19世纪的空前发展,文学史才逐渐定型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合法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