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纪的文学史整合与写作初尝试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18世纪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在观念上渐趋成熟，致使18世纪后期文学史兴起的条件已经基本完善，虽然文学史研究实践真正的蓬勃兴起还要等到19世纪，但是整个18世纪在文学史观念上的整合对于19世纪文学史的蓬勃兴起而言非常关键，并且在这个时期较晚的时候出现了在形式上可以称得上是文学史的著作。

文学史得以兴起，有赖于历史意识的普遍增长，历史意识，简单说来就是历史感，即关于存在于一定历史背景中的个体本身的认知以及对个体融入其中的历史进程的充分了解与把握。17世纪末18世纪初，关注文学个体性的趋势转向已经形成。这种转向得益于笛卡尔自然哲学广泛深远的影响力。

笛卡尔自然哲学在17世纪后期开始广泛传播，并在思想界形成普遍认同，出现笛卡尔主义，在笛卡尔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哲学思考的兴趣逐渐从宇宙论问题转向意识及其增长问题，在认识世界时，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意识对整个认识活动同时也是对知识生产所具有的关键意义，确立一系列主体认识原则，特别是理性至上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从主体意识的维度立论的。即使英国经验主义开创者洛克声明坚决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提出感觉经验论与笛卡尔的理性至上原则针锋相对，然而，二者间的分歧难以掩盖其共性，不管是洛克的经验主义还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其关注的中心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活动，以及这种意识活动对获致确定性真理知识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可以说，近代科学兴起的内在动因是由对事物本身的关注以及对确定性真理的追求这两方面共同构成的，尤其是兴起之初的16世纪、17世纪，推崇的实验方法以及观察归纳法都是强调在对事物本身的关注中获得确定性真理，因此，相应地，当时的思想界特别强调“回到事物本身”的立场，而到了笛卡尔的时代，数学、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数学，将人引入了绝对抽象的王国，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愿望引导人们将严密的逻辑推衍视为获致真理的可靠方法，进而发现了人的认识能力特别是抽象的人类理性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的主动作用，于是，笛卡尔确立了理性至上原则，强调一切事物现象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检验，真理同样是经由人类理性所确认的，这便高扬了人作为主体的意识，发现在从关注事物本身获得真理的致知路径中，包括人的理性能力在内的人作为主体的意识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人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随之提升，相应地，影响到思想界转向对人的意识的关注，在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关注中，笛卡尔主义是明确地表达了对人的经验感官知觉的不信任，强调只有凭借理性（他们所谓的理性限于在数学领域中发展到极端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理性）才能获得可靠认识，这种观念遭到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的强烈质疑，在洛克看来，事物现象本身被人所关注，进入到主体的视野中，首先是呈现为主体的感觉经验，所以我们在认知活动中唯一可以凭借的就是人的主体意识中的感官经验，而笛卡尔强调的人类理性在洛克看来过于抽象，远离了事物本身，无法由此获得对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也就是说，笛卡尔在对事物本身的认识中走向了对绝对理性的关注，而洛克在同一目标下则走向了对感觉经验的强调，二者关注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因此，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思想界实际上总的来说转向了人的主体意识，彰显出对人自身能力的一种信心。

正是对人的信心的提升，使得人开始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为宇宙自然，为社会立法，凭借普遍的人类理性成为立法者，而且所有事物都要在普遍的人类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这在18世纪的人们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在自然中发现了普遍的法则，被认为有着支配作用的自然法则在认识与改造自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这个时期，人们便对法则产生了信赖，甚至痴迷于在各个领域、各项事务中发现普遍性法则，而且人们相信凭借自身的能力是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即便是对笛卡尔理性至上原则有所质疑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丝毫怀疑，他们只是怀疑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绝对的、抽象的、脱离了事物本身（或者说排斥了人类的感觉经验）的理性原则，认为凭借这样的理性是不能获得事物现象的普遍法则乃至真理认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怀疑人在发现普遍法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他们归结为人的感官经验能力，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通过人的感官知觉获取关于事物本身的经验，这种能力才是人在探寻真理时可以完全信赖的，他们对人类感官经验的能力富有信心，凭借这样的人类自身的能力，是能够发现普遍性法则进而获致真理认识的。这个时期由于对人的立法能力的普遍信任，人们在各个领域开始热衷于探寻普遍法则，以期能够更好地认识并控制这些领域内的事物，一方面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对真理的欲求；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使其有利于人，实现人的目的。

文学领域的新古典主义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上述所分析的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出现的，至少可以说是契合了这样的语境。新古典主义试图发现关于文学、文学作品、创作活动的若干法则，并期望以这些法则去规范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发现法则或者说规律这样的尝试本身的必要性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关于发现法则的意愿是非常合理的，这种意愿想法和行动符合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求与对普遍原则的倾心，就像在科学实践中一样，正是同样的渴求与行动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因而，法则的发现，规则的制定至关重要。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法则、标准只可能是唯一的、确定的，任何情况下都普遍有效的，相应地，关于文学的理想也是唯一的，这是因为他们眼中自然是最完美的，而且只有一个自然，自然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被证明存在着统一、普遍的永恒法则，人要做的就是趋近于自然这个完美的典范，所以，新古典主义者研究自然这个典范，设定文学作品所要达到的理想，完美理想的作品必然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而且作者、读者在感受力与智力方面拥有统一的活动机制，人性在整个18世纪被假定为普遍的，因为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同样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得出判断文学的普遍标准是可能的。由于自然的永恒不变性，文学的理想标准、文学的法则也是普遍有效的。热衷于探讨规则的新古典主义者们从古典权威那里发现了被确立的古老规则，于是，他们便征引了这些古老的规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古典主义者们盲目地推崇古典权威。

实际上，新古典主义者作为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理性至上原则是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推崇理性而非古典权威，在文学艺术方面尊崇了古典权威的意见，恰恰是他们运用理性做出的选择，而非盲从权威，制定规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以智力与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者根本上来讲信奉理性的文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信奉理性的文学观念不代表着他们认为理性就是全部，就像他们不相信文学创作纯粹是非理性的一样，所以，天才、灵感、想象这些代表非理性的措辞并不被理性主义者所极力排斥，信奉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们强调的是理性对创作活动的驾驭支配，非理性因素必须在理性的指引下。甚至就读者而言的“趣味”也必须是经过理性协调的“标准趣味”，理性是制定标准所遵循的首要原则。新古典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模仿自然”，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依葫芦画瓢的自然主义；其二，抽象的理想化，推崇理想美。

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理论表面上的统一掩饰了理论内部孕育着的分歧，导致后来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必然瓦解，分化为自然主义、情感主义与特别强调想象力的艺术。韦勒克认为，这种分化与“现代历史意识的觉醒”有关，所谓历史意识，即“承认个性与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发展相结合”^[16]，恰恰是发展这个概念使得文学史编纂成为可能。总的来说，历史意识、个性与发展意识，以及古籍研究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加之过去对文献的积累，再以一种急切地应用于自己时代的意识去“浸透”这些材料^[17]，才出现了文学史的编纂。只有与新古典主义彻底决裂，才可能萌生出真正的历史意识。

可以肯定，自洛克的经验感觉论发起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攻击之后，知识问题成了自然普遍关注的核心，而感觉经验论也形成了一套心理学原则、方法，心理学逐渐被认同为一种新的、基础性的科学，随之，导向了对个人感觉经验的承认，加之此时在这种思想氛围的感召下或者说至少是与这种思想氛围相契合而强调个人主义的宗教改革的进行，助长了对个人经验的强调，由此高扬了个人精神；而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个人权利同样被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导向了自由主义；反映在伦理道德层面，对个人经验的重视导致道德标准趋于主观化。思想氛围中的倾向同样对审美领域、文学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观念层面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这一时期审美、文学领域经历了概念更迭：从强调抽象的到关注个人的、主观的、具体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成了‘原创性的’、‘创造性的’天才”^[18]；韦勒克指出：“对作为个体的诗人的兴趣的增长显现在对传记的日渐浓厚的兴趣中，这些传记不仅记述了有关于诗人的外在史，而且力图勾勒出诗人的精神性以及他们的个体心灵成长史。”^[19]这些都昭示了与此前不同的转向。在早期，诗人的作品被视为非个人的甚至客观的产物，而从这个时期开始，诗人的创造过程获得了人们的更多关注，而且创造往往被设想为个人化的；表现着作者个性的过程，“‘原创性’成为对抗模仿、反对所谓的法则惯例以及否定亦步亦趋于固定类型样式的标签”^[20]，人们意识到，“创造的进程无法被观察或者度量，因而被构想为从根本而言是非理性的，是人们心灵中潜意识作用力的结果，是情感、意志力，甚至热情、激情与灵感的产物。这样的创造过程被认为是理想的、完美的”，^[21]而且，为了与晚近诗学中强调的机械主义的、纯粹理智的写作方式相抗衡，创造过程的上述理想认识还被投射到过去，认为过去具有原创性的、真正的诗歌正是被创造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诗人的创造过程，而且经由这个创造过程产生的作品都被想象为非理性的却又足够逻辑的。更多人对这样的创造过程及其产物表示出赞叹，将之比拟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甚至类比于植物，凸显这样完美的自然造物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被人工制作出来的。

非理性主义的解释倾向也体现在诗歌艺术的欣赏中，读者作为审美鉴赏的主体展现的个体化心灵状态成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以对“趣味”、“爱好”等术语的偏向支持了审美中的个人标准，以此取代了抽象美观念。可以肯定，在审美中对于“趣味”的标举强调，尽管最终会使得审美活动陷入无政府状态，然而却仍旧有其重要价值，即将审美鉴赏活动引向对艺术作品激起的个人或民族反应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个体化与特殊性由此赢得了更多关注，而且正是由于将注意力转向了读者、听众的个人心境，鲍姆嘉通创立了美学，致力于审美研究。此外，“趣味”术语本身易于将审美导向无政府状态，不久便被普遍意识到，沙夫茨伯里等人为此提出了“趣味的标准”这一观念，意在将趣味与判断结合起来，使得趣味的概念一定程度上诉诸理智，受到理智的牵制，韦勒克指出沙夫茨伯里此举恰恰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做了准备^[22]；休谟出于同样目的，将趣味的标准建基于一致的公众意见与民族国家经验。

显而易见，与“个体性”相关的“趣味”、“天才”、“创造”、“灵感”等新的概念一开始便被视为非理性的，他们确实提升了个体的价值，但是也使之神秘化，也就是说，虽然个体本身连带上述这些新的概念被认为非常有价值，但是很难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因而，人们发现唯一具有可行性的研究策略是将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倾向于认为孤立地研究个体不仅不可行，而且更是没有意义的。于是，研究诗人所在的环境，力求对其处境感同身受，以便富有同情地深入诗人的心灵，这种做法在18世纪再寻常不过了。对于环境的研究包括语言、风俗、礼仪、气候等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一切事物，力图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地准确理解研究对象，同样，研究古人的作品，也必须调查、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所在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属国家的风俗制度礼仪，所以，休谟要求批评家将自身置于和观众一样的境况中，吉朋强调研究古典文学就必须拥有与希腊罗马人一样的观点。然而，在18世纪随处可见的这类主张并不能被视为表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方法，并且，在实践中导致了批评标准的相对性，同时，对于人们的不同观点意见、艺术的不同类型、地区国家间的不同习俗也表现出越来越宽容的态度，使得研究者对于早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当然在这些领域中的观点也异常杂多，争论非常激烈。可见，尽管在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18世纪取得了伟大的进展，然而，他们的看法却依然是非常模糊笼统的，而且现在看来是偏离了研究对象的具体环境，这个世纪的批评家们固执地强调所谓的气候理论，可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相当粗糙的，并且显出了教条主义倾向。科学的因果理论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声誉造就了气候理论的普遍流行，气候理论只有当被扩展并重新解释以至于囊括普遍的地理条件和风俗时才能被认为是接近于并符合实际的文学状况的。18世纪的文学批评中，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也常常被强调，这个方面主要聚焦于社会的政治条件与宗教状况对于文学的影响。

洛克的心理学，特别是“白板说”，以及沙夫茨伯里的道德情感主义，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8世纪的原始主义。在文学中，原始主义导致了原始诗歌与现代文学的对比，原始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远古质朴、简单的生活而非现代的奢华生活构成了真诗产生的环境，原始社会鼓励真实情感的热烈表达，而现代社会中则充斥着虚伪做作、冷酷无情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原始主义传达了对回归自然的渴望，特别是在诗歌中，构筑了他们的理想。这种理想的核心是回归自然，原始主义者的表述使得自然以及自然诗的概念首次以统一的面貌流行于18世纪，在他们看来，简单质朴的风俗孕育了真正的诗歌艺术，这种见解是对当时不少人信奉的艺术进步论的反驳。从原始主义者的立论逻辑中，不难发现，他们为原始诗歌辩护、反对现代文学时强调的是风俗或者说社会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艺术能够在古代取得伟大成就，恰恰是因为一个质朴、简单、生动、迷信的社会为诗歌的繁荣营造了合宜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指出了社会对文学的影响，但是对这种影响却缺乏一种具体、详细的实际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实际上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始终都倾向于以模糊笼统的方式界定社会条件。不难发现，在18世纪，借助社会史来阐明文学是相当困难的一项任务，而反过来，这个时代惯常的做法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史，这个方面操作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甚至，在18世纪，研究文学的人并非总是本身就对文学非常感兴趣，他们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古物研究者，他们研究文学的意图非常明确，因为文学作品中囊括了他们研究社会历史所需要的有关于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也就是说，文学是作为他们的社会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受到青睐的。

18世纪德国思想界及其后始终异于英法而有自己的轨迹并在19世纪后对欧洲思想产生持续性影响，有赖于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沃尔夫重新解释了莱布尼茨，最终使得德国既能够避免绝对抽象的笛卡尔理性主义对感觉心理的忽视，又能够避免洛克经验主义走向极端导致的对普遍理智的否定，沃尔夫实际上开启了智能心理学，鲍姆嘉通正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创建一门感觉的科学即美学。实际上，德国思想重视历史的切身感受，历史主义倾向明显。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的推崇，抽象出古典主义理想美的程式，作为艺术的本质，同时，注重感官体验，他以生动、具体的感官经验和历史意识传达抽象的古典理想美的程式。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以强烈的感官主义描绘了作为个体的艺术作品，以历史主义意识，深入到历史情境中具体阐明古典艺术的魅力，力求将单纯对古物研究的兴趣与艺术进步的历史结合起来，注重艺术风格自身的演化，为研究艺术本身历史提供了典范，对致力于文学史编纂的赫尔德以及施莱格尔兄弟产生了深远影响。

赫尔德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立场转向对民间诗歌、民族历史传统的回归。赫尔德作为第一位文学史家，为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发。1776年赫尔德在《关于现代德国文学的断想》导言中，提出“应当写一部清晰描绘文学整体图像的著作，其中的每一行都关系到整体的意义。”^[23]这里，赫尔德实际上是提出写作一部与过去不同的文学史著作，一部世界文学史著作，要求注重历史联系。赫尔德关于文学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从最早的写作尝试……直至诗歌艺术最优美的精华”^[24]都在他所设定的文学范围内，要求追溯“［文学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各个地区、时代、诗人的不同风格为根据”^[25]；他对文学史的功用与意义进行了描述，认为文学史应当显现出“启迪精神”，即“为人们的‘自由与精神振奋’指明道路，为促进‘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并成为‘人民进步的引导者’”，要求历史应当关注现在与未来^[26]，即文学史以民族精神为旨归，强调对文学精神的把握，同时他还要求“文学史家抓住‘国家之间、时代之间、天才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如此，使得“人类精神的历史”与“人类思想的历史”得以升华^[27]，可见，赫尔德的文学史，实为文化史。赫尔德对理想中的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意识，他看到在德国“不同趣味，各种诗歌流派，五花八门的思想派别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既没有首都又没有共同利益，既没有一个有权势的支持者，也没有一个能够制订法则的天才”^[28]。赫尔德的文学史设想所依据的是社会学的说法，强调文学的背景，气候、种族、习俗、地貌、政体与文学的关系都是他所关注的，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赫尔德的文学史构想不仅对扭转当时沉溺于古籍整理研究的学界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还影响了19世纪施莱格尔兄弟对文学史相关理论问题的阐释。

据韦勒克分析，18世纪早期出现了普遍的文学历史这样一种观念，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人们的信念密切相关，人们相信诗歌是普遍性的，被推崇为完美的古代诗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每一个不同地区中诗歌的起源甚至诗歌所历经的阶段（特别在早期）都是大致相同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对诗歌起源的探究，18世纪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导致了诗歌的兴起^[29]，而普遍的精神需求又是基于这个时代所信奉的普遍人性，所以，诗歌被认为在不同文明、不同地区中是普遍的，从根本上有着共同的起源。在阐明诗歌起源时，诗歌被比拟为生物有机体，强调诗歌是自发生长的，因而诗歌经历若干阶段也体现了一种自然运行，而这种自然运行是由出于理性和事物本性的内在需求所推动的。正是由于将诗歌比拟为生物有机体，这样一种观念导致在解释诗歌内部的变迁演替过程时倾向于循环论，阐释者认为像有机物的生长一样，诗歌逐渐上升到一个顶点，趋于完美后，就自然开始一个下降的衰落过程，然后再重新选择合适的土壤，周而复始地上演这个循环过程。不难发现，循环论的阐释模式显现了一种生物宿命论。可以肯定，这个时期认为存在一个普遍的文学历史，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纯粹的逻辑推论过程，而他们所描述的普遍的文学历史进程同样是研究者基于普遍人性而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推论出来的，他们强调这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18世纪研究者在涉及文学历史时所体现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这个时代昭示的思想氛围是相契合的，具体而言，18世纪的学者们普遍信奉理性原则，倾心于绝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即使是历史，在他们的意识中，也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历史便显现为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能够凭借理性推演出来的。因而，对文学起源以及文学历史的研究，也套用了同样的理性模式，在这个方面，即使是休谟这样的经验主义者也没能例外，这样的模式根本上是反历史的，所以，18世纪产生的普遍性或者说一般性的文学历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根本上是缺乏历史意识的，仅仅体现了研究者的理想与信念。实际上，在18世纪的学者们看来，普遍性文学历史是构筑在关于普遍人性的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非常可靠的，根本不用考虑特殊性的时空因素，他们的问题在于将推论的历史等同于历史的实际，而且认为实际的历史进程也必然按照他们所设想的一般性的历史进程展开。在他们的文学历史中，文学是由内在的、机动式的自力不断推进的，而诗人、作家们在这种运动中并没有被视为个体性的存在而予以关注，他们强调的是作为集体的、普遍性的人类创造，他们所推出的一般性的文学历史可以被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是一种反对个体性的普遍模式。

18世纪显现了对语言历史的关注，文学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在语言研究方面提出的新观念为文学史研究中观念的整合提供了参照模型。这个时期，语言学与美学一样都经历了由唯理论到心理感觉论的转向。具体而言，笛卡尔、莱布尼茨等思想家都显现了对语言的关注，他们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功能甚至被等同于数学符号，企图在语言与事物、语言与思想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固定关联，运用语言就像使用数学符号一样，可以实现清晰明确的表达目的，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语言观念；洛克力图将语言心理学化，为审美领域由“趣味”概念导向的主观主义倾向奠定了基础；贝克特割裂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固定关联，视语言为科学进步的障碍，在他看来，由唯理主义者们赋予语言的那种认知力量应该遭到质疑，他将语言与个体性联系在一起，语言指涉的是关于事物的个体化的与民族的观念；沿着心理学化语言观念注重个体性的倾向，在对语言起源的探究中，逐渐凸显了情感主义和表现论，与审美理论的倾向是一致的，语言最终被看做表征着人类心灵及其发展的必要部分，这一点对于文学史而言意义重大，历史不仅可以被表现为书目和传记的收集整理，还可以指涉对艺术的发展变迁轨迹以及有关于民族、人性的活动的记录，叙述历史成为可能。

18世纪在观念层面上逐步整合了关于文学史的理论，使得叙事型文学史的出现在18世纪末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可能能够变为现实，还需要在文学史研究所必需的文献材料方面做足准备。

首先，这项工作在18世纪主要是经由作为旧形式的文学史研究——编目和写作传记——展开的。同时，新的文学史的观念逐步落实在旧形式的文学史研究中，一定程度上使之发生改观，特别是历史意识的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文集的编辑整理在18世纪后期对文学史研究所需的相关文献的积累而言意义重大，另外，评论与注释得以集结在一起独立出版，这种形式实际上显现了日后出现的专题论文的雏形。然而，这些形式虽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储备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但是它们仍然不可能凭借现有的形式在文学史研究方面走得更远，正如韦勒克所说：“用韵文诗的形式写作的历史显然远离了学者的研究目的；集体传记，将个体作者孤立起来，对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连续性观念构成了一种自然对抗；而系统的详细评论，虽然对于单个段落的解释而言非常有价值，但是却阻碍了总体观点的形成与历史标准的运用。”^[30]

其次，政治历史编纂学开始注意到文学，并且在民族事件的叙述中体现出关于文学发展的理解，但是内容的博杂与形式的混杂都使得这类著作看起来像“大杂烩”，韦勒克特别指出，即使是首次将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并强调伏尔泰意义上的文明史的休谟，在他叙述非政治事件时也只是呈现给我们由“随意的事实”组成的“混乱无序的目录”，其中的章节附录包括段落在内看上去都是将各类事物混杂在一起，在涉及英国文学评论部分，包含了很多乏味的老生常谈，常用的评价术语不外乎“趣味”与“判断力”，总之，休谟在其史著关于文学的叙述部分中，存在不少惊人的疏漏，其评论也只是松散地结合了批评性判断，而且几乎不包括历史维度的考量。

再次，18世纪后期出现了关于单独文类的历史叙述，为文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准备，主要致力于对戏剧、史诗、小说与中世纪传奇的历史性探究，尤其是中世纪传奇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历史兴趣，传奇小说的起源成了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学术话题，这种兴趣对19世纪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而历史的观念在关于诗史的叙述中表现得更为具体，此外，在18世纪，甚至显现了对批评史的关注兴趣，批评的种类借此得以区分，特别意识到一类新的现代批评，即聚焦于文本自身的批评，主要是版本的鉴定、校勘与文本含义的解释，当然，研究者对此态度不一。综合而言，这个时期关于文学史形成了较为连贯的叙述，倾向于将文学的历史讲述为一系列的事件，在这些方面的实践构成了文学史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一旦文学史作为研究形式在观念层面与文献材料层面的准备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当观念和学识都已经具备时，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文学史研究才可能实现，叙述型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可以被视为文学史研究兴起的标志。从欧洲范围来看，叙述型文学史的大量涌现发生于19世纪，然而，英国在18世纪后期以托马斯·沃顿的《英诗史》和《关于斯宾塞〈仙后〉的观察》（1754）（从形式上看，《关于斯宾塞〈仙后〉的观察》是将注释与评论独立集结出版而构成的），特别是前者，以叙述英国诗歌历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

首先，《英诗史》显现了沃顿对所选主题的领域有着清晰的界定，他将书命名为“英诗史”，实际上也只以英语诗歌为研究对象，并不涉及如拉丁语、盎格鲁—撒克逊以及苏格兰等其他语种，也不涉及戏剧、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虽然沃顿与后来19世纪的大部分文学史家不同，他在文学史叙述中没有特别固执于民族性、民族传统这些观念而将语言视为最高评判基准，以此隔离欧洲文学，使欧洲文学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统一体，但是他又确实始终以英语诗歌的发展为叙述中心，仅仅将盎格鲁—撒克逊方言和古法语作为英诗发展的背景略微有所涉及。

其次，沃顿对于批评家与古物研究者的区别有明确意识，意识到应该主动运用选择与价值评估的原则来对待历史，他虽然没有确立一个非常明晰的文学批评标准，不是以艺术审美的价值作为标准，但他的标准肯定也不同于纯粹的古物研究者，甚至不同于历史学家，他嘲笑了古物研究者对古代事物表现出的极端好奇心和渴求的欲望，强调运用现代批评中的趣味与天才等概念来评估研究对象的价值；在叙述英诗历程时，沃顿并不满足于仅仅收集、汇编关于诗歌历史的材料，而是有意将这些材料置入一个基于根本原则并内含着历史的和文学的价值的宏图规划之中，韦勒克指出，沃顿所强调的规划主要是指体现着“从粗野到优雅”、“从野蛮到精致”这样一个过程的进步观，他的历史叙述中洋溢着身为现代人的优越感，在沃顿所处的启蒙时代流行着以光明与黑暗相对举的隐喻，这个隐喻贯穿他的历史叙述中，不难发现，他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判断力、礼仪和哲学”颇为自豪，与同时代人一样，沃顿以“反历史”的姿态叙述历史，从他对以往时代所贴的标签中可以看出，“野蛮的”、“无知迷信的”、“愚昧的”都是他加诸历史的常用限定语^[31]，可以肯定，沃顿是主张将进步观念扩展至文学领域的，追寻诗歌不断完美的进步历程，构成了他的叙述主线；相应地，沃顿接受了古典主义者关于英诗诗律逐渐趋向规则化的观点，另外，沃顿并未局限于探讨英诗在语言与诗律方面显现的进步趋势，夸张的隐喻、明喻以及幻想都是他基于文学进步观所贬斥的。

再次，《英诗史》之所以能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决不可能是陷于时代偏见中的平庸之作，必定在新的趣味与观念标准上有所建树，蕴藏着深邃的历史思考，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沃顿既接受了流行于当时的文学进步观念和新古典主义理想化的评价标准，同时在他的历史叙述中表露出对于中世纪哥特式诗歌艺术风格的极大兴趣和赞赏态度，尤其被哥特式新奇生动的想象所震撼，沃顿以一种同情式理解深入到对中世纪诗歌的历史思考中，表达了对中世纪风格的真实感受，可以说，在沃顿这里，对古典主义标准的认可遵循与对中世纪哥特艺术所特有的栩栩如生的想象以及崇高性风格表露出的赞赏结合了起来。

对此，韦勒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具体来讲，他既反对将沃顿的历史姿态仅仅视作为成熟的浪漫精神所进行的准备，又反对我们轻视构成沃顿历史姿态的两方面因素的任何一方。在韦勒克看来，如果纯粹以19世纪的立场来看，沃顿给予中世纪文学的赞誉毫无疑问地可以被认定为昭示了浪漫主义趣味的一种先锋姿态的显现，然而，从沃顿所处的时代而言，在沃顿态度的两方面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是相互耦合的，而并不存在龃龉。韦勒克指出，沃顿虽然接受了早期想象性诗歌与现代雅致化诗歌之间相互对立的观念，但是，与同时代人一样，沃顿也看到了以绝对抽象诗歌的理念而论，朝向现代诗歌类型的历史进程并不完全令人满意^[32]。沃顿虽然几乎不能被描述为一个原始主义论者，但是基本上沃顿确实接受了古人因富于想象力而更有诗意这样一种设想，而且，他认为幻想的热情是所有原始民族都具有的特性，使得语言富于修饰性，在沃顿看来，富于修饰性的语言与富于想象力的诗歌（特别是民间神话）并不是社会状况的产物，而是兴起于东方后来才传入西方的，而浪漫式的虚构同样也必定是从东方传入欧洲的，因为西方气候只适宜产生“冷酷贫乏的概念”^[33]。从这个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解释中，不难看出，沃顿遵循的是一种理性主义教条，强调以普遍的、古典的、理性的趣味对抗反复无常的、地方性的、东方的或哥特式的趣味，在此基础上，沃顿建立起关于浪漫式虚构的起源理论，这个理论将东方作为浪漫（传奇）的起源地，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向西方传播了浪漫（传奇）这种艺术形式与风格，十字军东征又强化了关于浪漫（传奇）的趣味，后来东方探险确立了夸张性描述的风格，使之得以在大量的传奇故事中不断繁殖。在沃顿看来，学问和教育与诗性创造是冲突的，因而，再进一步就必然会认同原始主义者的观点：淳朴简单的风俗培育了诗。由此，沃顿认为浪漫的风俗相较于古典的古代能更好地服务于纯诗的目的，当知识和学问增加时，诗歌越来越少地涉及想象，转而模仿真实的生活。所以，由现代社会进步而确立的良好的判断力以及批评的准则实际上并不利于纯粹诗歌，相较之下，中世纪的风俗、制度、传统以及宗教则有利于诗歌的繁荣，甚至中世纪的“无知与迷信”虽然悖于人类社会真正利益的实现，然而却滋生了丰富的想象^[34]，于是，纯粹的诗歌、真正的诗歌自然易于在哥特式趣味的传奇想象中，而现代社会的进步使我们失去了最有益于诗歌繁盛的一整套风俗、一系列社会机制。韦勒克指出，沃顿分析了这么多，并非意在确立虚构比真实更有价值，仅仅是想说明一定的虚构对于诗而言更有价值，沃顿的遗憾在于随着社会进步，骑士精神与民间神话不再能为诗人们所用^[35]。

可见，沃顿在关于英诗的历史叙述中，一方面承认现代文明甚至现代趣味的进步，另一方面又为想象性寓言世界的消逝而遗憾，这两方面出现在同一个叙述框架内实际上是逻辑的结果。在沃顿看来，结合早期与晚期诗歌优点的英国文学时代达到了自然的顶点，实现了真正的理想，所以，他采纳了赫德的观点，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由于融合了想象与理性，所以是“最富于诗意的时代”，是“黄金时代”^[36]，在这个时代中，各方面实现了一种平衡，迷信的程度足够利于诗歌的发展，而改革本身也还没有达到摧毁一切幻想与迷信的程度，理性对诗而言发挥着引导的作用，通过抑制民众的盲从与轻信倾向，产生一种“文明化的迷信”，同时保留了足够供给诗性装饰的传统与想象，而这种传统与想象又不至于荒唐到违背常识，批评还没有完全扼杀想象，讽刺也没有毁灭幻想，科学还未使幻觉枯萎^[37]，这样的时代，在沃顿看来，为真正原创性诗歌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莎士比亚与斯宾塞及其伟大作品便诞生于这个时代。总之，一切都最终使得想象与理性处于平衡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沃顿依循这样的逻辑，在观念上为英诗的发展进程划分了三个阶段：原始的、想象的阶段；为伊丽莎白时代所实现了的综合了想象与理性的阶段；以判断力与正确性为标志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终对沃顿而言以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来看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尽管可能招致想象力与诗歌的消亡。正如韦勒克所意识到的，以对时代的认知而言，沃顿最终与黑格尔达成某种默契，坚信理性之光将会驱散迷信的雾霭，连带着驱散想象力的薄雾^[38]。可以肯定，在沃顿及其同时代人看来，理性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想象力的衰退。值得强调的是，沃顿所谓的发展根本上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因为在他的叙述中将诗歌视为人的情感力量的产物，这是他的基本假定，依据这个假定才推论出理性力量的增长导致想象力源泉的干涸，因此，韦勒克指出沃顿的发展概念衍生出的是一套历史哲学，本身并不是文学的艺术发展意义上的一个严格的文学概念。^[39]

此外，从沃顿为诗歌划分的三个历史阶段（尤其是第三个阶段）来看，他认为文学不过是阐明社会历史的一系列“文档记录”，而“想象—理性的概念实质上是一个关于社会演变的意识形态概念”，沃顿并非将文学视为“对这个朝向理性或当今中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的回应”，而是仅仅以文学“作为一个阐明关于古代风俗的孤立珍品的信息采集器”，显而易见，沃顿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文学，强调文学在阐明古代服饰和习俗方面所具有的用途，关于文学，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学的特殊价值在于“忠实地记录时代的面貌特征，保存最生动独特的、给予人深刻印象的风俗”^[40]。他要求古物研究转向展示人类社会风俗的进步，阐明社会历史；甚至在解读诗作时他也强调这些作品“基于真理与真实”，“展现了古代社会风俗的画卷”^[41]。在声明以文学阐明社会进步的同时，沃顿意识到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然而这种意识仅限于断定社会制度或者社会风俗是否有利于文学，并且这种断定是没有被具体分析过的。

显然，他对于以文学再现社会更为关注，在他看来，诗人的任务就是公正忠实地表现社会，可以说，时代、社会对于文学而言是最好的辩护词，文学中的一切最终都可以归因于时代。总而言之，沃顿对于文学史研究意义重大，通过他的写作实践，叙述性文学史研究由可能变为现实，虽然在历史的实际写作方面，沃顿没有显出任何成功，但是将前辈与自己的研究所积累的大量文献材料组织进一个有序的框架内，显现了他超凡的能力，而且，沃顿有意识地根据确定的原则选择和评价文献材料，甚至还意识到了在一个价值框架内作为准则的“表现”的必要性，这一点同样体现了一种进步；此外，他采纳了历史分类，运用了“年代”、“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伊丽莎白时代”这些时间标注概念；他将进步阐释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即他所谓的进步是围绕着从想象到理性的心理进程实现的，从而将心理学的概念扩展为社会意义层面上的概念；他与同时代人一样，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关注，始终将文学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文学的价值被他局限于阐明社会风俗风貌，而关于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具体分析。可见，19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大多问题已经被沃顿所涉及并较为清晰地表述出来了，应该肯定，虽然沃顿在观念方面并没有什么超脱时代的创新见解，但是，仅仅从他使真正的文学史成为可能（至少是在形式上）这一点来看，就足够为人所称道了。

18世纪后期沃顿以《英诗史》确立了文学史研究这一形式，他的意义更多地是在于从形式上，即确立某些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将前辈学者与自己通过研究积累的大量文献材料合理地纳入到整个叙述框架内，形成一定的叙述主线，但是从文学史研究这一整体来看，沃顿的问题在于没有挖掘出新的观念，甚至他的历史评价标准仍然是流行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原则，科学权威化语境下形成的理性话语在启蒙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即便是英国洛克等人开启的经验主义，虽然有意与理性主义一较高下，但它本身也同是科学权威化语境的产物，二者都关注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意识能力对于以科学为中心的知识领域以及知识的获致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同在于，一者强调理性能力，一者强调感官知觉经验，而后者在理性话语一统天下的18世纪开启另一转向，特别是在它的发源地——英国，具体而言，感觉经验论延伸出心理学，理性认识论逐渐转向心理学，由于承认感觉经验，随之认同了个人体验，个人主义、个体权利获得支持，个体精神备受推崇，体现在审美、文学领域，首先，由于以研究感官经验为对象的心理学成为科学，确认了以个体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审美、文学的自身价值，使之在知识领域中的身份合法化，成为学术研究，激发了进行审美研究、文学研究的兴趣；其次，导致审美、文学领域内部概念术语的转换，使个人、主观、具体、心灵、精神、创造、自由成为最有魅力的措辞，原创性成为最高的标准，天才成为对作家最高的评价，总的来说，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开始为人所关注，与个体化原则相关的历史意识渐趋增强，历史维度构成有价值的参考坐标，相应地，探讨文学的历史或者说在历史中构建文学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些与感觉经验相关的术语由于与非理性有着某种关联，研究起来很难操作，18世纪的学者们尝试以理性原则予以统摄引导，于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状态。沃顿在具体分析史实时，至多是结合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将文学的历史进程对应于从想象上升为理性的心理过程，实际上，作为他历史叙述主线的这个心理学轨迹最终仍然指向他所信奉的理性原则，与同时代的启蒙主义者一样，在他看来，历史最终也只是证明了理性至上原则，以理性原则评判、质疑甚至否定以往历史，根本上来讲是“反历史的”，关于这一点，首先，从他所划分的英诗历史三个阶段中可以看出，对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即使理性带来的社会进步在驱逐过去历史中的愚昧与迷信的同时必然连带摧毁利于诗歌艺术繁荣的社会环境，致使诗歌艺术最终消亡，他也一如既往地将这样的社会视为终极理想，由此，显而易见，沃顿的“进步观”不可能上升为19世纪流行的无限进步的“发展观”，一则因为在他的历史叙述中，他所处的18世纪已经是他设想的历史的最后阶段了，在这个阶段，社会历史已经到达了顶点，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再则，具体到诗歌的历史，在他看来，理性力量的增长导致想象力的衰退，进而最终导致诗歌的消亡，所以就诗歌自身而言，随着社会进步，它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就是消亡，所谓发展更是不可能的了；其次，从沃顿对于文学价值的限定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独立的价值，或者具体说他没有将审美特性作为文学的评价标准，而是强调以“表现”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而表现的内容又是指向社会的，即将阐明社会风俗风貌、描绘真实生活作为作家的主要职责，当然也将之视为显现文学的价值所在的根本标准，同时强调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始终都将文学置于与社会的关系之中考察，换句话说，沃顿在对文学作为独立体系而应该具有的内在的个体性价值不够重视。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肯定，文学史勃兴所依赖的“个体化”原则与“发展”观念（历史意识）这两个要素在沃顿这里还未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沃顿《英诗史》在文学史研究的总体进程中，意义更多源自形式。而“个体化”原则与“发展”观念到19世纪才充分彰显，真正的历史意识也才更普遍地被认可，历史本身的价值逐渐被挖掘出来。

[1]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1.

[2]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3]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12—13.

[4]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www.chuimin.cn)

[5]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22—23.

[6]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24.

[7]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24.

[8] Ibid.，p.25.

[9]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26.

[10] Ibid.

[11] Ibid.，p.27.

[12]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29.

[13] Ibid.，p.30.

[14]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32.

[15] Ibid.，p.40.

[16]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7] 同上书，第26页。

[18]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49.

[19] Ibid.

[20] Ibid.

[21] Ibid.，pp.49—50.

[22]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51.

[23]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4]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5]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26]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2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28]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29]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69.

[30]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145.

[31]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180—181.

[32] Ibid.

[33]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188—189.

[34] Ibid.，p.191.

[35] Ibid.，p.192.

[36]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193.

[37] Ibid.

[38] Ibid.，pp.193—194.

[39]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195.

[40] Ibid.，p.196.

[4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