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现代性调整:政治哲学视野研究

四、转型过程中政党现代性的维度之调整

（一）政治功能的转向与调整：统治到治理

当政党获取执政的时候，如何实施和确保政治权力的安全、规范和高效的运行，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政党治理理念的兴起，人们逐渐将关注点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人们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理想政治管理模式期盼。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就较早提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曾经从国家角色的角度，将治国的理论分为新旧两种，将治国的理论分为新旧两种，旧理论代表的是统治的观点：“有效的管理就是所谓的强国家（the strong state），即一个明显地区别于市民社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因而能够抗得住社会压力的国家。国家越强大，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能力就越强。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程度决定着国家独立自主的程度。” ⁽²⁴⁾新理论代表的是治理的观点：“有效的治理意味着国家紧缩开支，变得不那么强有力而取低姿态，国家作为一个几乎并不比其他方面重要多少的合作者，与私营利益集团一起在网络中发挥作用。……这就无异于从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过程向相互影响的过程转变。” ⁽²⁵⁾可见统治面对的问题关乎权力的行使；治理面对的问题关乎权力的分享。在统治的观点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必定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治理的观点看来，一个现代国家应当是一个适度的国家。“人们似乎在放弃‘单方面的控制’而转向‘从双方或多方面进行思考’，人们开始重视相互的需要和能力，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社会政治系统的（不良）特征及其治理。” ⁽²⁶⁾在这种转变中，不难看出旧的统治形式偏重社会的统一性，忽视或无视社会的多样性；新的治理形式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希望更多地兼顾社会的多样性。用斯莫茨的话来说：“统治只存在于界限清晰的领域，而治理则是与世界秩序不可分的，而且不限于单一的活动领域。不可能存在没有世界秩序的治理，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治理的世界秩序。” ⁽²⁷⁾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变化导致政治统治的功能发生很大的调整，那么对于承接主要政治统治功能的政党来说，更要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演变，加强政策调配的力度尽快实现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整合各个方面的利益，维持社会的多样性。由统治型政党向治理型政党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保权力运行由控制向治理转变。传统的政党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政党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统治追求的是一种线性的权力结构，权力沿着层级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流动，治理追求的是一种网络化的多中心结构，权力的流动呈现出网络状的特征；从权力的主体来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传统统治强调的是一种“单一中心式”的主体，而治理强调“多元多中心”的主体；从政党权力的运作来看，统治侧重于行政式的外在控制，治理侧重于法治式的参与、激励等等。在组织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相对于传统的统治观念，政党借鉴治理或善治的理念或模式对解决国际层面、政府层面或社区层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党治理是指政党引导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通过治理政党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二是充分尊重各个政治主体的平等与自由。治理型政党和传统政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尊重多元的政治主体，并在政治生态环境中，与其他主体间保持一种合作、协商、对话的关系，从而推进一定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这些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党组织，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另外，各种主体间的力量并不要求完全一致。政党通过治理加强政党与国家的合作、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党与政府和非政府的合作、以及政党与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当代学者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就善治的内涵提出六个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责任性，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善治的过程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从善治标准的本意来看，法国学者阿尔钦塔拉认为：治理作为一个技术性的手段可以降低政治敏感度。此外，“善治”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要减少政府的作用而使之更有效率，而且是要将部分社会权力从政府和公共部门转移到个体和私营部门。在持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人看来，这种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实现‘良好管理’，而且最终将利于促进民主这一更高目标”。 ⁽²⁸⁾ “善治”的提出显然某种变化：放弃了它的章程所规定的政治中立态度，表示关心发展所需的某些政治条件，诸如合法性、公众参与变革、法律的地位、司法行政、人权和新闻自由。它还宣称支持非政府组织、工会及市民社会的各种运动。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治理与善治》一书的主编俞可平在引论中指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²⁹⁾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它在公民对体制的认同和政争之间保持理性平衡的能力。只有对体制的认同，没有对政治的争论，这个社会就会缺少自由，缺少活力；相反，只有政治的争论，没有对体制的认同，这个社会就会脱轨、失序。理想的状态是体制尊重政争的合法性，政争以对体制的认同为前提和限度。值得注意的是，治理不是民主制度的替代物，而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治理的机制需要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运作；另一方面，治理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性质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旧的统治方式已经过时，新的治理方式要求公共权力的行使以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与合作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能力趋于制度化。因此有人说“治理”是“民主的民主化”，至少是代表了一种新的民主精神。它们与各政党一起构成了治理型政党的结构性要素。只有那些能对这些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回应并与之互动的政党才能称之为治理型政党。

（二）政治权力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型

如何看待政治权力是单一中心还是多中心，一般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即经典现代政治观和后现代政治观。经典现代政治观认为世界是“一个被划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设计者和设计的遵从者——其中第一类人让设计符合自己的心愿，而第二类人既不希望也不能够去窥探行动计划并抓住它的全部意义—个的世界；一个作出对它自己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选择的世界。” ⁽³⁰⁾ 在这个世界中，“个人一直被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规戒性的、规范化的、全方位的权力网络中，这个权力网络监视、判断、评估和矫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场域中并没有‘基本自由的空间’，权力无所不在。” ⁽³¹⁾这种权力经过决策者的装饰和玩弄，再投放到生活世界之中，并对其进行操刀管制，造成了生活的窒息，使多元差异的社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正如利奥塔所指出的：“决策者力图采用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按照这样一种包含元素可通约性和整体确定性的逻辑来管理这些社会性云团。他们为了权力的增长而献出了我们的生活。” ⁽³²⁾而且“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宏观的领域，而是在编织控制、管理之网的过程中，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连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能幸免。” ⁽³³⁾人的多样的主体性、人与人的复杂关系和人的丰富的生活方式遭到了湮灭，“它遮蔽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分散变化的多元性、个别化的话语系列、各种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单一规律、模式、统一体或纵向体系的事物。” ⁽³⁴⁾政治现代性内在的丰富都被格式化了。后现代政治观认为，政治现代性自身的场域中，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只存在多元的抵抗，权力不是高高在上的单向流动与控制，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在社会的局部和毛细血管层次上扩散和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关系性和流动性的权力，“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具有高度不确定的品格，而切是可以获得、抓住或分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可供争夺的权力源泉或中心，任何主体也不可能占有它；权力纯粹是一种结构性活动，对它来说，主体只不过是无名的导管或复产品。” ⁽³⁵⁾后现代政治观认为宏大叙事要遭到解构，关键在于中心权力的解构。他们认为：“既然权力是分散且多元的，那么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必然应当是分散多元的。” ⁽³⁶⁾他们断言宏大叙事的陈述中，“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的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代替。” ⁽³⁷⁾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缩小官僚政治的和官方领导的范围，反抗等级秩序和官僚秩序，也就是分散有机的社会政治结构。” ⁽³⁸⁾在社会领域中，到处充满了解放、交叉和多元叙事，其目的是将个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解放出来，促使其自由发挥，促使其成为抵抗的支点，促使其成为新的主体，促使其协商交流。后现代政治拒绝一种普遍思维的主体，反对以一部统一的国家机器撰写的宏伟政治，反对单一的主角，政治现代性的魅力在于它是处于一种游牧的状态，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从一种组织到另一种组织，到处布满民主、自由的点，这些点是流动的，具有生命的活力。流动的点可以消灭等级，可以相互容易协商和沟通。在众多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大师中，鲍曼采取的角度可谓新颖独到，在其重要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的一书中，以“流动”（liquid）一词，不仅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暗示了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从而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solid）的现代性到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关于权力的那种单一、压迫和秩序的力量已遭到拒斥，权力也应当是相对和流动的。“因为权力是自由流动的，世界也必须是没有藩篱、没有障碍、没有边界和边境检查站的。任何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尤其是扎根于领土疆域内的严密的网络，是一个必须在前进道路上予以清楚的障碍。” ⁽³⁹⁾政治现代性中的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它在无数个点上体现出来，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某人可以获得、占有的一种物，权力纯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活动。实质上“社会是由多种权力、臣服以及对抗形式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场域，它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的场所或某种根本性的矛盾。” ⁽⁴⁰⁾随着社会各种自治组织、团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党传统政治功能受到挤压，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由无限转向有限收缩。从政党的政治理念来看，已由经典现代政治观转向和后现代政治观。政党治理的主体已由单一中心结构转向强调“多元多中心”的治理主体；从政党的权力运作来看，已由传统的侧重于行政式的外在控制，转向侧重于法治式的参与、激励等，同时强调透明化、责任性、参与性。政党在确保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引导其他主体在增进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仍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最终实现多元优态共存。

（三）治理方略的传承与创新：以妥协包容应对多元社会

随着二十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深刻变化，传统政党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发展到今天，包括其单向度权力运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成为窒息党员民主的桎梏，这种治理方略日益显得与现实相脱节，其功能也由以往的富有成效而日趋失效，一旦政党治理失效直接导致政党发展陷入危机，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说：它未能及时觉察那些早已飘然而至却又无法回避的变革。结果它被社会孤立起来。另外，党的垄断权力的几十年里，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唯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它的能力就慢慢地衰退。 ⁽⁴¹⁾另一方面，“政党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工具。领导民主政治的党，自身也应当是民主的”， ⁽⁴²⁾“极权主义是科层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极端，它毁灭了民主程序。”要想在多元主义的格局中维系现代国家的存在，必须得益于理性化的妥协主义。也就是说各种多元力量能够在谈判和妥协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就必须要求一种代表各种社会利益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存在以包容性应对多元差异的社会。多元主义承认差异和变化，尊重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并力图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特别是政治多元意味着权力的多样化，为实现各种利益提供了途径，为协调各种利益提供了场所，创设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面对多元的诉求，政党应当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同时遵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仅仅靠意识形态的垄断才能整合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例如，德国社民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建立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表明多元化社会业已是其谋求广泛政治对话的一个前提。为了在多党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欧洲一些社会党力图把自己“改装”成为具有全民性质、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党，能够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接受的党，同时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争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认可和支持。英国“新工党”和德国“新中间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人口结构在较短时间发生的变化，由文化与宗教差别引起的摩擦甚至冲突，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民族认同更具有开放性，建构一种超越任何愤懑的社会正义感，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也就成了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而这种反映多元社会的包容性具有丰富的含义，包括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生活目标。

无论如何，一个在现代性社会视域中生存的政党，面对新的多元社会治理必须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刷新。这一点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执政党尤为重要，也就是执政党的施政策略不仅仅要代表基本阶级，也要代表更多阶层的利益；不仅仅是充当协调人，更要推出最能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以缓释由于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差异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要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家协会、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要求，就必须把政党以外的各种政治资源汇聚起来，促进它们的交往和联盟。这是因为当今社会分层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分化，政党不可能大包大揽，而承担各种功能的社区体现了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多元社会治理作出特殊的贡献。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动物保护组织、女权运动、社会责任运动等共同体的出现，它们的影响力堪比政党、政府和企业界，且往往具有全球性的规模，这个社会力量谁也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政党都要重视社群和市民社会理论，一个多元的社会，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或社群）之间应该保持某种平衡，否则，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政党不能仅仅依靠某种谱系来垄断对政治的参与，它必须对社区紧张甚至失序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把不同层次市民社会合作的意愿整合到政党的治理体系中。

作为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是现实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并向往达成共识与统一的现实需要。在面对多元的社会，政党可以依据协商民主这种新兴的民主范式，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协商民主的核心则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通过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达成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平等、参与、对话、公共利益、理性和共识作为协商民主的方式，诉诸直接民主、协商论坛、公共理性、协商宪政和司法实践，不仅对代议民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政党功能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完善。因为，协商民主促使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协商民主制度现实的政治目标，并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理解。首先，协商民主能够培养出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共道德精神，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的平等与尊重的道德精神；其次，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协商民主能够使人们看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承担责任有利于促进共同体的繁荣；再次，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形成包容与合作精神。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各种文化团体之间就会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从而成为建立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协商民主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超越已有政治模式的意义。例如，对问题与批评的创新性认同、对社会发展轨迹的社会批判，甚至一些政治替代性选项的提出，都更多地源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协商与对话的主体主要包括政治积极分子、媒体、政治评论家、知识分子、社会运动鼓吹团体以及普通公民，依据公共领域进行展开，可以说对政党和政府而言起着一种“预警系统”的作用。政党可以借助协商民主，在促进决策的合法化、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及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等方面表现出政党的现代性价值，通过讨论、审议，并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过程中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同时促进了自身决策的合法化。在当今差异多元的社会中，政党的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

【注释】

(1) （德）克劳斯·冯·贝米：《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政党》，高韦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页。

(2)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版，2004年，第84页。

(3) （法）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刘燕清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65页。

(4)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148页。

(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8-149页。

(6) （英）拉斯基：《我们时代的难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5页。

(7)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理”与自由——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8)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9)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2-133页。

(10) （法）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刘燕清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7页。

(11)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12) （英）芭芭拉·亚当、贝克等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版，第341页。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50页。

(14) 《二十世纪世界史》，上卷，第284页。

(15)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4-243页。

(16) 顾俊礼主编：《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www.chuimin.cn)

(17)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3页。

(18) Berlin Appeal of the Council of Chairpersons and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12-14 Jan．Berlin．

(19) 史志钦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政党变革》，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20) See Sara Parkin, Green Parties: An International Guide（London：Heretic，1989）， pp．327-30．

(21) The EGP, European Elections Manifesto of 1994，p．29．

(22) Ibid，p3．

(23) The EGP, Green Strategy for the 1999 European Elections．p3．

(24)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25) 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26) 詹·库伊曼，“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27) 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28) 参见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和滥用”，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9) 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 选自于：《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0)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版，第82页。

(3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版，第63页。

(32)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版，第7页。

(33) 常士誾：《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79页。

(34)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版，第50页。

(35)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版，第59页。

(36)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版，第65页。

(37) 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362页。

(38) Marcy Darnovsky.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Tempel University Press.1995.p.38.

(39)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版，第21页。

(40) 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227页。

(41) （俄）尼·雷日科夫著：《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166页。

(42)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