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政党发展的研究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

一、经典现代性政党的发展向度

经典现代性政党一般主张宏大叙事，强调集中与统一，政党组织按照科层制，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结构为特点，注重对社会进行控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总体性政党、政党寡头和党国体制型政党等。

（一）总体性政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是世界政治大动荡的年代，也是世界政党嬗变的时代。期间世界政治舞台不仅活跃着资产阶级一些传统的政党，还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法西斯政党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党。这些政党的活动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面对上述政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葛兰西以当时的经典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开展了对政党共同体发展的深入思考与研究，他认为，政党不但表现为一定阶级的，而且表现为社会其他劳动群众的，即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他认为政党不但具有阶级性，同样具有社会的“总体性”，且阶级性往往是内含于社会“总体性”之中的。正是基于此意义，葛兰西提出了“总体性政党”的概念。他认为：“虽然任何政党都是社会集团的，且只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可是某些政党却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单独一个社会集团的，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同时成功地使本集团得到联盟集团的拥护，在这些集团的协助下发展，……所以，政党成为总体性的。” ⁽¹⁾葛兰西认为，“总体性政党”是个一般性的政党概念，泛指经典现代性社会中各国一般政党，既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也包括资产阶级政党。他曾指出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也属于“总体性政党”，这种政党“规定君王（或共和国元首）‘统而不治’的宪法条款正是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的法律表现”。 ⁽²⁾葛兰西同时认为，虽然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成为总体性的”政治共同体。但两者之间在利益代表等方面还有很大差别。

“总体性政党”第一要旨，首先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性”的利益，具有综合协调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功能。葛兰西认为政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个人、具体的个体，而只能是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和复合成分：在其中，被人们认识了的，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动表明自己集体的意志已经形成。历史已经产生了这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第一个细胞，它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通的、总体的、集体意志的所有胚芽。” ⁽³⁾葛兰西认为“总体性政党”和其他一般政党的区别主要体现为：这种类型政党能够集中代表社会“总体性”的利益要求，显然政党具有宏大叙事的功能。这是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一个方面的含涉。

“总体性政党”理论涉及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总体性政党”的根本目的总要建立“总体性国家”，并取得领导与支配的权力，这直接由它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性质所决定。葛兰西说：“在现代世界中，政党（总体性的，而不是派别的）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发展成为国家（总体性的国家，而不是机械的政府）。”所谓“机械的政府”就是指封建主独裁统治的古代、中世纪式国家。所谓“总体性国家”，主要表现为：国家不但有专政的职能，而且主要是有“领导权”（指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职能，国家因而是“加上了专政的领导权”。国家“领导权”的职能通过“公民社会”——即家庭、学校、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来实行；国家专政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即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来实行，所以国家又叫“政治社会＋公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历史发展到了现代，“总体性国家”已经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这要归诸于资产阶级在理论及实践中所完成的变革。葛兰西又认为，资产阶级政党为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始终解决不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因而到底没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只有以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进而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本身，建立真正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总体性国家”。只有致力于同化整个社会，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同时消灭无产阶级及其国家，且能够表现出这一过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统一的” 真正的“总体性国家。” ⁽⁴⁾

“总体性政党”理论涉及的第三个方面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性政党”必须建立“总体性世界观”——“能在整个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思想和行为方式实行改造的……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能够发展的国家思想”。这一方面的内容是由第一、二方面的内容所决定的。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社会政治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中，“总体性政党”、“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世界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必然关系：“总体性政党”建立“总体性国家”，在此基础上是“总体性世界观”；“总体性世界观”又反作用于“总体性国家”和“总体性政党”，使它们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如果没有“总体性世界观”而要建立或巩固“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犹如一个人失去灵魂以拯救他的国家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政党精神正是国家精神的基本成分。根据葛兰西的表述，所谓“政党精神”和“国家精神”都是“总体性世界观”的表现。缺乏“政党精神”或“国家精神”就表明不存在着“总体性世界观”，因而就更谈不上“总体性政党”和“总体性国家”的建立或巩固了。 ⁽⁵⁾

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第四个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和社会化功能。葛兰西认为“总体性政党”要实施“总体性功能”——“教育的”、“组织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葛兰西认为，所谓“总体性世界观”的建立，实际上是“总体性政党”要使自己的世界观及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本阶级及全社会其他劳动群众所接受和拥护，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为一个社会“总体”力量，为建立“总体性国家”而行动。葛兰西认为，政党要系统地研究和发现决定自己阶级的本质的因素及其发展过程，并进行理论的和教育的活动。对于“总体性政党”，“问题的关键是指导的和组织的功能，即教育的或者知识分子的功能。一个商人不是为了做生意才参加政党；一个企业家不是为了以较少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才参加政党；一个农民不是为了学到新的耕作方法才参加政党，……在政党中，经济社会集团的成员超越了其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具有民族和国际特征的、总体性活动的代理人。” ⁽⁶⁾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报纸、杂志、电台往往是“总体性政党”实施“总体性功能”的重要阵地。“总体性政党”就应该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关键。在葛兰西看来，他们的社会活动构成了历史中精神、文化、知识和理论的能动作用的“中介”；“他们一存在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总体性功能”，“或者说他们是社会总体组织和上层建筑复合体的‘功能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中）精心制作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带有社会集团发展、生活和形成的一般特征和条件。……政党要精心制作自己的组成部分（那些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经济’集团的社会集团的成分），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完整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机发展过程中所有活动和功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⁷⁾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探索与应用具有独特的方面，虽然其理论论述并不十分完善和精当，如他通常用“社会集团”一词代替“阶级”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党的阶级性。把当时社会中的政党界定为“总体性政党”，很显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尽管如此，葛兰西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际，独创性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认为政党只是就其本质特征而言才是阶级的，而在通常的活动中，政党共同体表现为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因而具有“社会总体性”，成了“总体性政党”，强调了政党在综合与协调各种利益方面的独特性，这是他对现代性政党理论最大贡献，葛兰西强调“总体性政党”要建立“总体性世界观”，并努力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实施教育、组织的“总体性功能”，使其“总体性世界观”及其指导下的产物——党的思想纲领和政治路线为全社会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护。这种“总体性政党”观是与当时经典现代性社会发展一致的。

（二）科层制度与“政党寡头”(www.chuimin.cn)

近代政党产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组织民众在现代民主进程中通过共同体有理性、组织地参与政治、表达利益，并将社会上纷繁芜杂的个人、团体和各个阶层的诉求整合为明确的政策性诉求，并加以实现与分享。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部分新崛起的政党，信奉暴力和专政的原则，以高度的组织化、纪律性为武器，以政变或武装斗争为手段夺取政权，并在掌控政权后把自身的科层制度（官僚体制）用来控制整个国家和社会，并以科层制运作的模式来构建政党体制，这类政党被命名为官僚型政党。这类政党曾经一度风行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组织竞选、动员投票，还负责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规定道路、创设政府、制定法律、发起改革等工作，实际上起着国家长期领导集团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政治的关键在于政党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运作，因为政治现代性的进程实际上取决于政党共同体的现代性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科层制政党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最早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的当首推德国学者罗伯·米谢尔斯。他在《现代民主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提出了“政党寡头”问题，认为这是政党自由理念之下政党的发展规律。这种政党观认为，随着现代政党规模的庞大，政党走向了专业知识的时代，形成了政党的组织化体系化，导致政党的组织操纵在极少数的精英手中；这些人控制着政党的日常政务，在实际上影响政党政策的决定，党员只有服从党领袖的领导。政党寡头铁律的中心内涵：这类政党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寡头领袖的组织，政党的各个组织围绕少数政治精英组成的权力轴心，依照等级秩序展开，社会其他政治共同体被边缘化，政党内部等级制明显，权力纵向发展，少有横向展开。政党越大，这一现象也就越严重，距离民主的理念也就越远，广大普通党员对党内事务就越无发言权。米谢尔斯还以社会学的方法从技术与心理层面分析政党寡头铁律产生的现实基础。尽管这一理论受到了学界的批评，但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政党实践证明这并不完全是凭空杜撰。苏联共产党和德国法西斯政党制度的发展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种模式的政党共同体的特征表现：一是高度的组织化。政党不但控制着国家和社会，而且政党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组织，这种权力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结构。通常情况，在殖民统治下自主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独立后都有强大的官僚型政党出现，原因之一，他们在反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领导了群众斗争，国家独立后执掌政权乃是众望所归，而在斗争中所形成的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也自然而然流传了下来。原因之二，政党的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即国家政治资源集中于党，而党的政治资源集中于领导层、甚至党的领袖一人身上。例如，伊拉克国家中复兴党，萨达姆就是通过复兴党牢固地控制伊拉克社会的各种政治资源，萨达姆在执政后是依靠复兴党的“提克里蒂权力集团”来巩固他的权力的。而在印度国大党，尼赫鲁家族也是通过家族势力的渗透国大党的各级核心部门，长期将党的实际权力控制在手里。从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和索妮亚·甘地，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持久影响绝不仅仅是家族威望的简单延续，而更多的是权力体制上的连续性，这种权力的连续性更多通过国大党共同体反映出来。原因之三，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传统和经验。由于这类政党长期垄断现代性政治资源，并很好地把执政意识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结合起来，善于驾御国家政权和控制社会，因而得以长期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很好的证明。2001年10月25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提名中，在11个集选区中没有遇到对手，仅此就赢得所有84个议席中的55席，第10次蝉联执政。这是1991年以来，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在反对党没有竞选半数以上议席的情况下，在提名的当天就赢得蝉联执政，这也是自1959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党连续第32年执政。类似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专业集团政权、马来西亚的“巫统”、印度的国大党，都有数十年以上不间断的执政经历和经验。能够在执政地位上长期存在的官僚型政党，一般说来都对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发展立下过赫赫功勋。许多政党扮演的是“国父”的角色，是他们不断的宣传、鼓动和斗争促进了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的生长，使许多部族、土邦、部落联合起来，一跃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现代性政治资源非常少，而政党就成为最宝贵的现代性政治资源。作为落后国家中罕见的现代性政治资源，这些政党还起到了教育群众、改造社会，协调利益冲突，赋予现政权以某种合法性等重大作用，成为实现政治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展开，这种政党生存中同样遭遇到诸多的困境与挑战。因为官僚型政党毕竟是应时代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首先不能很好解决政党自身的民主化问题。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官僚型政党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在苏哈托和专业集团党的领导下保持了30多年的增长，而在经济形势逆转之后，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走向崩溃。其次，它并不能有效地执行政党的参政功能，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更是连续执政达40年以上。由于巫统在马来西亚是“党国合一”，曾有“巫统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就是巫统”的说法。但在此前的1999年大选中，执政党国民阵线虽仍取得193席中的148席，但比起1995年大选的161席已明显逊色。更严重的是，国阵的核心——最大的马来人政党——巫统席数锐减，几乎是靠着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等华人政党的支持才保住了执政地位，而马来人选票的流失率竟在50%以上。核心党政治权威的削减无疑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巨大，这也是所有官僚型政党执政的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再次，因权力的集中所带来的腐败现象，破坏了这些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设在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0年《腐败直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腐败显现明显。例如，印度尼西亚在该国际组织所调查的90个国家中位居第85（最腐败的尼日利亚位居第90位）。谈到腐败与金钱政治，印度尼西亚人耳熟能详的词语是KKN（corruption，collusion and nepotism，印度尼西亚语缩写为KKN），意思是‘腐败、勾结与裙带’。同马来西亚的巫统相似，许多寡头式的政党在社会现代性演进期间纷纷陷入困境之中。

（三）党国体制型政党

党国体制型政党主要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性社会进程中逐渐产生形成的。这类政党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基础的政党，而是直接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 ⁽⁸⁾这种党国体制型政党与一般政党体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党化国家（party-state）趋势明显。党化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 ⁽⁹⁾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实施垄断并通过权力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

党国体制型政党是国家在政党推动下获取现代性资源，实现的是现代化的变态形式或另类态样，政党主宰国家权力结构，并全面影响社会。该类型政党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它是后发型政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超强的支配作用。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探讨“后发”理论意义，其意义难以显现。犹如美国相对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它们的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型”的。在那些后发的政党—国家的社会中，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以来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变化表现为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感，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因为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二，结构功能的特殊性。从国家权力结构上看，表现为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合并完成统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集中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得以完全达成。从国家权力的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并辅以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增强权力运行的合法性以及工具性。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它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方式，来重构各种社会的结构，以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和每一个社会类型内部的‘变动空间’。” ⁽¹⁰⁾其三，社会动员的特殊性。一方面，政党主动进入社会把政治因素注入社会运动，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秩序性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同时，又把政治因素楔入民族转型过程之中，促使民族从文化伦理民族迅速转变为具有政治和斗争经验的民族，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政党对于国家支配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其四，政治理念的统一性。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政党的政治功能得以凸显。从国家统治的治理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上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从以上对党国体制型政党的特征分析来看，二十世纪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党体制是党国体制型政党较为典型的代表。这类政党共同体垄断社会所有资源，这种垄断，不仅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精到于对制度层面、精神甚或与日常生活的绝对垄断；同时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把社会多元意识形态规训化并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普遍性和实然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各方面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密切相关的，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 ⁽¹¹⁾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不愿意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通过政党，把政党与国家合拢，把政党与社会合拢，把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合拢，把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度关系，改变为政党对国家和社会全面实施控制的单一维度关系。党在国家和社会之上、党在国家和社会之外。例如在前苏联党国体制型社会里，“政治决策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一个社会很难允许人们对那种被政治权威动听地称作‘共同意愿’的东西发生质疑。” ⁽¹²⁾这种党国体制型政党同样对二十世纪上半期间中国两大政党的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¹³⁾列宁导师的一些训词不幸成为两党信奉的真理。孙中山对列宁式的崇尚政党的权威性就非常赞同，他认为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 ⁽¹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构方式则更加突现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从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贯彻到国家组织结构，这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与此同时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一方面以保姆的资格，精心哺育和培养社会的元气；一方面以导师的资格，认真规划和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

这些在经典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形成的政党模式，深深打下的时代烙印。经典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强调科层制与控制，偏重于工具理性与效率，提倡统一与秩序。当这些被引入政党管理体制的时候，政党共同体便全面主宰了国家生活，垄断了一切资源，吞噬了富有活力的社会生活。在政治上，经典性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因为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它的根本缺陷就可能立刻暴露出来。这类政党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该类型政党的治理方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以科层制为结构支撑。（2）以寡头式或少数人集权为显著标志。（3）以强制性指令为主要执行手段。有相对严明的纪律规范约束，必要时以强制性手段开除党员。（4）有重效率轻民主的取向。（5）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传统大党治理方略注重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措施、颁布各种约束党员的规章制度；强调党的中央组织制定政策，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奉行上层领导倡导，下级组织者和普通党员被动参与。（6）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控制。这些治理方略大都形成于政党创建初期，带有比较突出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痕迹，但却长期沿用下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却渐渐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而趋于保守。但是，“任何综合总是谨慎地、相对地、严肃地对待内部的多样性。统一性不能靠自身来超越多样性。” ⁽¹⁵⁾时代发生的变迁是不可回头的流水，是不可以用真理进行规划的多样性。“由事件组成的历史既不是朝向一个终极目标的运动，也不是相同事实或相同循环的无限重复。它是随时间流动的纯粹连续性和多样性。” ⁽¹⁶⁾如果企图为一个社会或为历史整体指明一个决定的原因或根本，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愈加明显。同时，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也不得不容纳异质因素。这类党国体制型政党在后现代性社会中，要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和政治资源，并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