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礼与社会语言学研究：面子威胁行为的参数及作用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最为重视血缘关系。然而，在伦理道德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德”所表现出来的超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影响力。由血缘关系延伸开来的权势关系变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

6.1.2　估算面子威胁行为的三个参数在中国传统文化礼貌现象中的作用

Brown和Levinson（1987）认为人们在实施言语交际行为时，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在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行为冒犯面子的程度三个因素来决定自己将采取什么样的礼貌策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Wx＝D（S，H）＋P（S，H）＋R x这个公式过于简单化。在某些情况下，某一个因素会占据主导作用，不是简单地相加。

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社会关系的定义，到目前为止专家学者没有一致的意见。Brown和Levinson认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的大小要根据双方交往频率的高低和双方交换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包括面子）来估算。亲近的社会关系通常由互相给予和接受积极面子来建立维持。这个定义也比较笼统化。它注重了利益的一面，忽略了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最为重视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不仅是私人关系，还包含着伦理道德内容和政治内容。这种关系由古延续到今，衍生出从血缘而伦理而政治的社会建构，“有其真实的历史渊源”（李泽厚，2008：80）：

这种由家而国的“伦理”追求，即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政治秩序。在这里，伦理即政治，殷周时代以至春秋，所谓邦、国“八百诸侯”等等即是这种氏族——部落——部落国家。因此父子、兄弟、夫妇并非只是个体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而是一种公共的政治体制和规范。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和骨骼的家长氏族为单位，氏族社会的首领当然要首先能够在本家族本氏族本部落中得到承认，树立权威和地位，然后才能进一步团结，联合其他氏族、部落、部族以“一统天下”。只有了解这一历史事实，才能了解为何孔门强调“孝”为政治的根本。在氏族社会里，传统、习惯和权威是长久形成，并代代相沿的，不能轻易改变它们。

这段话还突出了由血缘关系延伸过来的权势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在以孝为本的道德核心之中，父子、母子、兄弟等血缘关系孕育了隐形的权势关系，进而衍生到君臣的绝对权势，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中孕育的相对权势。

Brown和Levinson还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志趣相投的一面。也许与西方社会实用主义盛行有关，他们的观点显得比较功利。“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一些关系并非要以交往频率和利益来衡量。在多大程度上交际之间有共同语言，是衡量彼此社会关系亲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古代有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之美谈，西方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红楼梦》中宝玉和湘黛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宝玉和湘云自小便熟，常在一起玩耍，但是自从黛玉来后，便和黛玉最亲。这不仅仅是因为宝黛朝夕相处，而是他们心性相投，不以功名俗务为念。

另外，社会相似度也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双方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的相似或接近通常会带来彼此之间情不自禁的认同感，比如冯紫英和宝玉。

由于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几乎没有可能讨论明白。我们来看看Brown和Levinson估算面子威胁行为的另一参数——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在他们的概念中，相对权势主要有三个来源：官方或非官方；物质控制（经济上和身体上）；通过超物质力量对他人行为的超物质控制。他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的个人权势来源于此，或是这三者的重合叠加。然而，在伦理道德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德”所表现出来的超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影响力。李泽厚（2008：54）说：(www.chuimin.cn)

远古的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便演进为一种泛道德主义而成为思想主流，延续两千余年。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在这里，形式原理即是实质原理。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一直影响到今天。由于它已发展成为非常完备复杂的制度规定、理论系统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理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

泛道德主义几乎变成一种超物质力量，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实施着无所不在的超物质控制。这种控制有的是来自于官方的统治机构，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集体自律。由孝而忠，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权带着家长制的特征，因此即便是来自于官方的权势，也带着家长制的伦理色彩。上下级官员之间，幕僚之间，都弥漫着家族制的称兄道弟气息。由血缘关系延伸开来的权势关系变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我们在第三章分析《红楼梦》各层面礼貌现象的时候有所涉及，就其主干而言，我们把它分为绝对权势（主要指君臣之间）、人伦权势（如父子之间、母子之间、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等级权势（上下级官员之间，主仆之间，包括小姐丫鬟之间、公子仆人之间以及上等仆人和下等仆人之间），还有人伦权势和等级权势的交叉（如妻妾之间）。自然，在相对权势关系中起到作用的还有第一章我们讨论过的诸如年龄、财富、学识、体力等多种因素。比如柳湘莲痛骂痛打呆霸王，便是体力因素在起主导作用。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参数——在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冒犯面子的程度。Brown和Levinson认为，威胁面子的行为可通过以下两点来判断：第一，说话人是否要求听话人为他提供服务（包括占用对方的时间）；第二，说话人是否要求听话人为他提供物品（包括非物质的信息，表示尊敬和其他面子偿还行为）。如果符合其中一点，便威胁到对方的面子。至于威胁对方面子的程度如何，要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检视。这点我们已经在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适用性这一部分做过一定讨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一些特定关系下的言语行为并不构成面子威胁，比如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职责、义务范围内的事情。这里不再一一重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就那些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而言，不同的言语行为威胁面子的程度确有不同。第三十六回中，史湘云被史家的人接回家去，她叮嘱宝玉：“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向王熙凤请求资助时，说得极其婉转。她先是做了一番铺垫：“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恰巧贾蓉进来被打断了。凤姐料理完贾蓉的事情后，刘姥姥接着说：“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后，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还鼓动板儿也说话：“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刨去湘云与宝玉、凤姐与刘姥姥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势关系差异，要求经济上的资助比提醒老太太接人，在中国文化中，威胁对方的面子程度要大得多。再加之凤姐和刘姥姥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亲密，相对权势关系明显，但是刘姥姥又不得不求助，便采用消极礼貌策略，迂回婉转地实施言语行为。

上述三个参数在人们估算自己该实行什么样的礼貌策略中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它们三者绝非如Brown和Levinson所说的简单相加。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之中，权势关系占据绝对位置。即使在元春和父亲贾政之间，由于君臣之别，交际双方在言谈中表现出来的君臣之礼大大超过父女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人伦关系演变而成的垂直型的等级社会中，社会关系和权势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权势关系占据了主要地位，如兄弟之间、婆媳之间、上下级官员之间、主仆之间、妻妾之间、上下等丫鬟仆人之间等。在母子之间、祖孙之间的言语行为中，除了传统社会规定下的双方既定的权势关系以外，总的来说，似乎相互间比较亲密的社会关系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交际过程往往充满了笑骂戏谑，日常生活的场景较多，展现了充满温情的人伦关系。祖辈对孙辈经常带着无原则的溺爱，他们之间采用的礼貌策略非常多样化，不似君臣之间和父子之间比较单一（中国传统社会中，君父通常直言不讳，臣子和儿子则惟命是从，充分给予对方积极面子）。

我们还观察到，在上述几种关系中，由于存在等级差别，权势关系明显，权势高的一方较少使用非公开策略实施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和不实施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这两种礼貌程度特别高的策略。权势高者发出各种指令，权势低的一方接受指令。指令一般相当明确，不采用迂回的策略。而权势低的一方在作出某些请求或其他时，则会考虑到自己的面子够不够大，要求对方所做之事难度如何，而采用上述两种迂回策略。

另外，在相对比较平等的关系中，如妯娌之间、朋友之间和小姐之间等，视双方的社会关系亲密程度和所做之事难度如何，双方也会采用这两种礼貌程度较高的言语行为。比如第七回中，宝玉问秦钟是否在上学，秦钟和其父虽有意去贾府私塾中学习，但是秦钟却只是表述了自己目前没有业师的事实，而没有表达想去塾内就读的意愿。当宝玉主动提出请秦钟一起入学时，秦钟才大喜过望，表达原来就有此意。入学之事，作为秦可卿这位宁府长媳的弟弟而言，并非十分困难，但是双方初次见面，尽管一见如故，毕竟还是隔着距离，所以秦钟不肯直接擅言，以免交浅言深，不合礼貌。

《红楼梦》中礼与社会语言学研究：面子威胁行为的参数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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