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的理论价值

2023-11-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学者已经从发明社会学思想中获得的遗产发明社会学思想虽然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繁荣之后走向消退，但给后人留下的学术遗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需要深入分析发明社会学思想对新技术社会学或者建构主义的价值。在发明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奥格本最早讨论了文化和智力与技术发明的关系，他认为需求、智力能力和文化基础是发明的三个基本来源。

1．学者已经从发明社会学思想中获得的遗产

发明社会学思想虽然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繁荣之后走向消退，但给后人留下的学术遗产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研究者从发明社会学中汲取有益成分，形成了他们的新见解。第一个方面的遗产是巴萨拉和彼得洛斯基（Henry Petroski）都讨论过的技术进化的组合累积模式，他们都强调典型的反英雄主义和决定论意识^[37]。在评价吉尔菲兰、奥格本和厄舍尔时，巴萨拉认为他们都强调小变革的长期累积导致新产品的产生，厄舍尔将“顿悟活动”引入发明过程的设想引起了人们对个人创造性的关注，但他仍相信重大发明是由一系列小发明的累积整合导致的。从发明的累积变化理论来看，变化是缓慢的，却是不可避免的，留给少数天才人物进行大胆革新的余地很小。在此基础上，巴萨拉提出了自己的进化理论：既承认意义较重大的技术变革——这类变革常常与著名的发明家联系在一起，也承认长期积累的微小变化。所以，他既接受产生急剧的技术变革的时期，也接受技术平缓发展的时期^[38]。第二个方面的遗产是莱顿（Edwin T．Layton）所阐释的设计的格式塔理论^[39]，以及弗格森（Eugene Ferguson）发展的格式塔心理理论，并使之成为其技术中的“非语言思维”中的重要部分^[40]；第三个方面的遗产体现在莱顿对19世纪下半叶的技术的“科学的进化”方面的描述：当技术从数世纪前的旧工艺传统的基质上脱离，并嫁接到科学上的时候，“切割—尝试”（cut－and－try）的传统经验主义就可以借助科学中的有力工具以得到有益补充^[41]。

2．发明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可以形成有益互补

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代表了技术哲学研究的另一种进路，这种进路对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社会学（SST）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明社会学思想与当前的新技术社会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成为技术建构主义思想的萌芽。分析新技术社会学思想，可以发现某些思想的缺失导致理论的不完整，并且影响了其解释力，而半个世纪之前的发明社会学思想仍然可以作为新技术社会学的有益补充。所以，需要深入分析发明社会学思想对新技术社会学或者建构主义的价值。

美国技术史家休斯（Thomas P．Hughes）回顾了1958年技术史协会（SHOT）创建时所确定的研究主题，认为奥格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7年，坎兹伯格邀请了19位学者组建成一个咨询委员会，准备建立一个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奥格本位列其中。在筹委会上，大家首先分组讨论即将组建的协会的主要研究领域，奥格本希望能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个话题上展开具体研究，同时研究发明的过程。1958年，技术史协会及其会刊《技术与文化》创建，致力于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研究^[42]。所以，奥格本学派对发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主题至今愈加活跃。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在西欧兴起，并迅速扩展到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股从社会学视角对技术进行考察的潮流，其核心是探讨技术是如何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般认为，1984年7月在荷兰屯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举行的以社会建构论为主题的研讨会及1987年该次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正式形成。比杰克认为，广义的社会建构论包括这次研讨会和论文集中的所有文章，主要有三种独特的分析框架：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T）、系统方法（System，SYS）、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同时，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纲领性的四条原则——因果性（causality）、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的启发，社会建构论克服了传统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内在不足，打开了所谓的技术黑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内容，被冠以“新技术社会学”的称号，以呼应20世纪早期的“旧技术社会学”。

通过比较发明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可以发现新技术社会学理论中的不足，而与早期发明社会学理论和新技术社会学恰恰能够形成有益互补。

首先，新技术社会学的考察视角过于微观，对技术的解释范围较窄。

新技术社会学研究者和发明社会学研究者都采用了技术史的研究路线。休斯认为，技术史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对发明或发明家做编年式的叙述，而应该关注与技术发展相伴的宏观社会经济和微观管理决策过程，并要打破内史与外史的界限，将所谓的发展背景与技术本身共同视为一个大系统。在技术史领域，反映这一思想的成果主要有休斯的《电力网络》（1983）、康斯坦特（E．Constant）的《涡轮喷气发动机革命的起源》（1980）和科万（R．Cowan）的《家庭主妇工作的增加：从壁炉到微波家用技术变化的反讽》（1983）等，这些成果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恰如早期吉尔菲兰的《船的发明》。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新技术社会学的考察视角过于微观，对技术的解释范围过窄，对社会结构等宏观背景关注不够。例如，鲁塞尔（S．Russel）等人指出，社会建构论忽略了技术发展中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单纯描述某一技术的微观发展过程不足以揭示技术发展的动力问题^[43]。此外，新技术社会学在探索技术发展的动力时，除了通过研究相关社会群体或行动者的直接利益、问题和解决方案所揭示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基本的因素呢？很明显，早期的新技术社会学并没有对技术社会选择的文化、智力、社会起源及其相关问题加以分析^[44]，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建构主义理论才开始转向宏观层面上探讨技术的建构过程。

在发明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奥格本最早讨论了文化和智力与技术发明的关系，他认为需求、智力能力和文化基础是发明的三个基本来源。在发明社会学思想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详细的论述，并且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当一定的文化条件具备时，发明就是不可避免的，吉尔菲兰和肯普佛特均对此持肯定态度。吉尔菲兰和后来处于发明社会学边缘的研究者施穆克勒都分析了发明的经济根源。从前述发明社会学思想中体现的对于发明者天赋问题的摇摆态度可以看出，在寻求发明的影响因素时，发明者的智力因素是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话题，直到最近，新技术社会学研究也较少涉及发明者的智力问题。例如，通过创新的案例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明，从创新一开始，技术、科学、社会、经济、政治等要素就已经被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和经济分析相互交织成无缝之网（seamless web），社会背景被嵌入技术客体之中^[45]。吉尔菲兰在1935年总结的发明的社会原理中就指出：发明只能从特定的某些发明者手中产生，发明的方向、频率和效率都由发明者深思熟虑的行为所决定，这些发明的结果也是和发明者的绝对数量、智力、个性、发明的动力强度、时间、思想以及所拥有的机械设备等因素相对应的。

发明社会学思想中包含了多元的发明动因，这能补充新技术社会学对发明考察角度过于微观的不足。

其次，社会建构论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后果^[46]。

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兴起时，主要探讨了社会对技术形成的作用，理论主线是“社会—技术”，忽略了技术的社会后果。虽然建构论在90年代对技术的社会后果方面有所侧重，但社会影响仍未成为建构论关注的主要部分^[47]，这也是很多学者对建构论批判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如果建构论不关注技术的社会影响或社会后果，那么社会建构论就只能对技术变迁提供理论解释，而不能提供规范性的价值关怀。(www.chuimin.cn)

发明社会学理论主线是“社会—技术—社会”，所以建构论的某些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发明社会学，而且发明社会学还可以对建构论进行有益补充，因为在发明社会学那里可以找到丰富的关于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发明社会学研究者考察的主要话题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寻求推动和阻碍发明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关注新发明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使在他们研究发明的预测问题时，也多是对发明的社会影响的预测。发明社会学对发明的社会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发明的社会影响的一般理论架构，如发明对社会影响的本质、影响的基本规律、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及影响的连带作用等；二是结合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和预测发明在各领域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即将带来的后果。例如，在《最近美国社会趋势：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报告》中，奥格本和吉尔菲兰共同撰写了《发明和发现的社会影响》，在《技术趋势与国家政策——以及新发明的社会意涵》的报告中，吉尔菲兰撰写了一章题为《发明的社会影响》的报告。在两份报告中对发明的影响部分，不仅提供了发明的基本理论，而且详细分析了发明对工业、劳动力、交通、娱乐、教育、法律、秩序和政府等各方面产生的后果。

所以，发明社会学思想中关于发明的社会后果部分，可以充分弥补技术的建构理论在这方面的空白。

最后，技术建构论者夸大了偶然的作用。

所有的社会建构论者都把技术的发展看作是偶然的过程，有许多非技术因素参与其中。但技术的变迁并不是依循固定的单向路径前进，也不能由经济规律和内在的技术“逻辑”来解释，只有通过大量的技术论争，技术变迁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不同的个人或群体，以及享有共同概念框架和利益的社会群体参与技术论争及其战略决策，为的就是从反对者那里赢得胜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使技术定型。因此，建构论者过分夸大了偶然因素在技术选择中的作用。

在发明社会学研究者中，罗斯曼探讨了偶然在发明活动中的效用。他认为好运只提供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几乎所有偶然性发明的案例都显示，机遇只出现在发明者持久和仔细地探索之后。所以，发明中的偶然背后隐藏着一定的必然性。发明社会学关于偶然因素的分析与技术建构论对偶然因素的处理可以相互中和，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技术是如何进步的。

综上所述，早期的发明社会学自然地为现在的新技术社会学提供了一些思想来源，但是尽管它们在探讨相似的问题：文化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两个学派之间只有一小部分相似之处。社会建构论从根本上是反决定论的，它既没有采用组合累积模式，也没有把发明聚焦于个人行动上，而是强调人工物最终稳定在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协商的结果之上。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模型里，个人心理不再作为主要因素，也不需要涉及人类本质的原始解释。当现代学者使用新技术社会学来分析和指导现在的技术发明活动时，早期的发明社会学理论依然是一个重要补充，这也是重新挖掘奥格本时代发明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所在。

3．充实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

奥格本学派的发明社会学理论对技术哲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补充。技术哲学如何从发明社会学思想中获益呢？可以从学派的研究主题、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寻找答案。技术哲学一直关注的研究主题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在人类心智、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和价值。发明社会学则关注发明的本质、进化模式和发明的社会影响。

在发明社会学中，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者研究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这种研究拓展了技术哲学研究的领域。在发明社会学研究者中，有很多关注发明的社会因素的社会学者，有深入剖析发明过程的技术史家，有强调内生性的历史研究者，还有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加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发明当作一种社会活动，将其放在社会环境中间去考察，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解读，具有实证性、历史性和客观性，由此与技术哲学和技术发明史区别开来。

发明社会学采用经验的、实证的方法研究发明的产生，这可以帮助技术哲学在微观层面探索技术的进化。技术哲学中有很多预设的结论，如关于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的结论、技术影响社会的途径、不同类型技术的特征等。通过经验研究可以支持或者反驳这些预设结论，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经验结论，这有利于技术哲学产生更为实际的哲学理论：到目前为止，哲学主张和概念都有一些经验部分，它们有可能会被证实、修正或被新的研究结论所取代。对于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技术伦理研究，这种微观的技术研究是尤为重要的。

发明社会学理论中有很多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的案例研究，这种微观层次的研究弥补了技术哲学传统的宏观研究的不足。技术哲学通常关注于技术发展、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而发明社会学着眼于技术发明阶段，两者在研究内容、范围上的互补，使得研究主题更为全面，思路更为开阔。

发明社会学为技术规范的和可以评估的哲学分析和技术的影响都提供了丰厚的基础，通过这一路径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技术可以有不同的部分来分析社会性的影响甚至建构。发明社会学不仅给技术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路径，而且也在探索技术和哲学中一直存在哲学追问。尽管我们还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充分挖掘发明社会学的思想精髓，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它为技术哲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

奥格本学派：发明社会学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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