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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揭秘中原大战内斗内行

【摘要】: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八三)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九月一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九月九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棋、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九月九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页三三六)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九月十八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页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十月十五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