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舌战群儒，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叶参座舌战群儒

“大家知道吗，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

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64页

《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前，有一段展示诸葛亮军事外交才能的故事：出使东吴，舌战群儒。

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即现在部队的参谋长。

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叶剑英时任八路军总部的参谋长。“叶参座”——毛泽东这样称呼他。他也像军师诸葛亮一样，有一段“舌战群儒”的经历。后来，此事被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赞扬为“立了大功，打了大胜仗”。

时隔一千七八百年，诸葛军师和叶参座都曾经“舌战群儒”。毛泽东以诸葛军师之舌战而喻叶参座之舌战，那么，二者的“舌战”都是怎样的情形呢？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舌战群儒”有一段精彩描写：

（鲁）肃乃引孔明至幕下。孔明逐一相见，各问姓名。施礼已毕，坐于客位。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器宇轩昂，料道此人必来游说。

张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

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

昭曰：“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

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遂答曰：“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力辞之。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危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以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见怪！”

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诸葛亮凭三寸不烂之舌，一连挫败了江东名士张昭、虞翻、步骘、薛综、陆绩、严畯、程德枢等人的轮番进攻，释难答疑，唇枪舌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打击了东吴主和投降派，巩固了孙刘联盟，坚定了东吴君臣的抗曹决心。

我们再看叶剑英的“舌战”：

事情起因于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1939年12月，蒋介石怂恿阎锡山两个军四个旅在日军五千余人的配合下，在山西进攻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决死队，摧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攻占了边区所属的宁县、镇远等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1939年冬至1940年初，蒋介石明火执仗，下令39集团军石友三部进攻冀南等地区我驻军，下令97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抗日军民对来犯者以迎头痛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把专搞摩擦的何绍南部赶出了绥德警备区，1940年又消灭了朱怀冰部三个师。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千方百计寻找借口，要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再度下手。

1940年2月底，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在重庆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邀请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会议主题是检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冬季攻势的作战问题。

蒋介石知道：新四军参谋长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日寇的作战，无法赶来重庆参加会议；叶剑英参加会议也是孤军奋战。

蒋介石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的真实意图，是准备利用这次会议宣布18集团军的“罪状”。主要罪状是“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制造摩擦”、“破坏军令政令”。

为此，蒋介石连续召见国民党的各军参谋长，向他们面授机宜，要他们对的叶剑英群起而攻之，在全国掀起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

如此险恶的用心，立即激起所有同志的极大愤慨，叶剑英挥动拳头，一字一顿地对大家说了八个字：“针锋相对，坚决反击！”

恰在这时，传来了延安的指示：毛主席完全同意叶剑英赴会，并要求做好准备，将计就计，利用这次会议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对他们的诬陷之词坚决给予回击！

情况紧急，军事组的同志日夜加班，整理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由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写了个材料，准备在蒋介石讲话后再完成最后发言稿。

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于3月初的一天，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室内，一百多名将军济济一堂。叶剑英扫视会场，形势很明朗，是一百比一。他不动声色，他的特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蒋介石走入会场，穿一身戎装，在主席位置上站稳，目光阴郁又不失犀利地扫一眼将军们，将两手轻轻一压：“坐吧。”话音未落他自己先坐下了。

会议由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主持，他特意宣布，参加会议人多，每人发言不超过30分钟。

叶剑英自然明白这规定的弦外之音，那是让国民党的声音充斥整个会议，而代表共产党的叶剑英只能有30分钟的发言机会。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的预谋。

蒋介石开始训话，他以严厉的口气宣布会议宗旨：“今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在用阴森冷峻的目光环视会场之后，提高了嗓门：“据很多人向我报告，这次打得不好的原因，主要是18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掩护叛军、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等不法行为造成的。当然咯，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是要调查的，我们要整肃军纪！”

蒋介石戛然而止，眼光盯着叶剑英的座位，他不太长的训话如一个动员令，会场上一些人顷刻鼓噪起来，第一个跳起来发言的是天水行营的盛文。

他说：“我们第二战区没能完成任务，是因为新军叛变，而18集团军公开掩护他们，反过来袭击我军，不让民众与我军接近，致使我军处境十分困难。冀察战区的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等，也都分别受到18集团军的袭击，我完全拥护蒋委员长要彻底追查责任，严整军令军纪的决策。”

一俟盛文气呼呼地坐下，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34集团军参谋长罗泽等拍案而起，他们或侃侃不绝，或吵吵嚷嚷，内容只有一个，历数18集团军的“罪状”，要求讨伐18集团军。

蒋介石城府深，始终绷紧一副面孔，只是用眼神对杀伐者表示同情、赞赏和鼓励。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面对强手，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沉默。他一天没发言。然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军们都明白，叶剑英不会沉默，眼下的沉默愈久，反而愈增添几分令人生畏的气氛。

散会回来，叶剑英立即召集军事组开紧急会议，针对会议上国民党对我军的攻击研究对策，调整补充已经准备好的材料。

第二天，会议轮到叶剑英发言时，会场陡然一静。与会者虽然各怀心思，却个个拭目以待，要看叶剑英如何过此一关。

“委员长，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叶剑英望定蒋介石，两个人目光碰撞，各无退缩，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个平手。

叶剑英是儒将，发言兼有文人的儒雅和武将的声威，慷慨而不失仪，激昂而不忘礼。(www.chuimin.cn)

“首先谈作战问题。众所周知，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战场的重心。从战略上讲，18集团军坚持在华北抗战，在这个战场不斗争一天也待不住，怎么可能游而不击呢？必然要同敌人作全面斗争！”

蒋介石垂下眼帘做静听状，然而，从黄埔军校时期就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叶剑英明白，蒋介石的习惯是，心里“怦然”才会耷拉下眼皮听人讲话。

“18集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和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积极奋战，花费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成绩，计比较大的战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余人……”叶剑英侃侃道来，总结出几十个数字。蒋介石几次掀眼皮，终于又垂下来。对这些数字他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叶剑英有言在先，这是按照了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一言不慎就要自打耳光。

“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广播稿，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18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做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叶剑英借日本人之口又借蒋介石之口：“由于18集团军战功卓著辉煌，多次受到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叶剑英边说边取出一份份嘉奖电大声宣读。读罢，将目光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很多人报告18集团军游而不击，委员长的通令嘉奖你们是没看到还是别有用心？”

“嘀铃”一声，主持会议的军委会参谋长刘斐按响电铃，用官腔宣布：“按照规定，30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

叶剑英并不看刘斐，只盯紧蒋介石：“委座，你要求彻查的问题我还没讲完。怎么办？”

蒋介石的目光再次与叶剑英相遇，这一次他没能坚持住，避向一边，望住刘斐：“这样子吧，继续讲下去吧。”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是摩擦问题。”叶剑英首先承认各战区和集团军所提出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后分析摩擦原因。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18集团军时，蒋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来往电文和信件的照片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然后双手呈递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低头一件件审视信件，看毕，气急败坏地“嘿”出了声，这不能不是他情绪颓丧的失态。

这一来，全场顿时哗然，那些尚有民族之心的将军们便趁势轰然而起，大骂张荫梧与汉奸无二致，对18集团军表示同情。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之后，那些比较正直、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将军们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在一片桌椅错动声中，起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是绝大多数。

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慢，并且愠怒地瞪了一眼何应钦。何应钦急中生智，马上又瞪了一眼刘斐。刘斐还算有眼色，立刻宣布“散会”。

这声宣布太突兀，太急促，蒋介石还是觉得丢了面子，不等侍从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本来，他计划将这次会议作为讨伐共产党、八路军的动员会的。没想到竟然被叶剑英赢了主动，唱了主角，他十分恼怒一些不争气的部下，使他的计划不能如期实施。

蒋介石愤怒也罢，气恨也罢，他的计划宣告失败了。这次反共高潮终于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这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间，使我军为挫败蒋介石的阴谋有了足够的准备。

叶剑英那天参加会议归来，一进门，新四军参谋处长肖正岗便蹦了起来，喊着：“嘿，打了个大胜仗！”同志们闻声涌来，将他围在中间急切询问。肖正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进行“实况转播”。

事后，董必武眯着眼，胡子在嘴角欢快地蠕动着说：“叶参座，打了个大胜仗，这叫做叶剑公舌战群儒。”

全国参谋长会议以后，叶剑英把他的发言稿和会议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非常赞赏，把叶剑英在会上的发言批给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看。毛泽东批道：“这是1940年3月，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请同志们看一看，这个讲话得到了广大的同情。”（齐鹏飞：《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红旗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第155页）

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军委参谋长，他对雷英夫说：“你跟我回延安去，我给你安排个合适位置。”

叶剑英和雷英夫回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有一次，毛泽东因雷英夫的文章写得好，对叶剑英说，要见一见雷英夫。那天在王家坪的晚会上，三个人在一起谈话，毛泽东抬眼望一下叶剑英，想起什么似地问雷英夫：

“哎，听叶参座讲，他舌战群儒那篇稿子是你写的？”（李智舜：《毛泽东与开国少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03页）

“我动了动笔，其实算不得我写。”雷英夫见毛泽东认真打量自己，忙做解释：“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报纸和文件上都有。以此为核心，结合南方斗争实际，这种结合是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写成文字，我只是抄抄写写、剪剪贴贴，一晚上就赶出来的，好粗糙。这可不能算我写出来的呀——”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起来。望一眼叶剑英：“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就看会抄不会抄。叶参座立了一大功，也有你一份儿。文章我看过，抄抄是有，还有写写嘛，也不全是抄，方针、政策定了，你当然不能另搞一套，但全部文章的完成，你还是抄得少，写得多嘛。”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

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这篇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话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强调说：

“叶剑英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红军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为我军赢得了时间，这是个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

从1940年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到1945年的中共党的七大，毛泽东多次赞扬叶剑英“舌战群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关于诸葛亮“舌战群儒”，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6月7日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国时关张（指关羽、张飞——引者注）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行，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53页）

■诸葛亮舌战群儒

孔明“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服主降派，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

毛泽东以“舌战群儒”嘉许叶剑英，是因为他“舌战群儒”挫败了专搞“摩擦”反共的顽固派，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

诸葛亮面对的是江东众多文士，叶剑英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百名将军。

叶剑英以其文韬武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诸葛亮胜利后被刘备“封为军师”，叶剑英胜利后被毛泽东提议选为中央委员。

梁代刘勰在评论春秋战国纵横家外交论说的作用时，曾经说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诸葛亮和叶剑英的“舌战群儒”，何尝不是三寸舌胜百万师呢！

毛泽东关注军事外交，珍视口才、文才、人才，喜欢《三国演义》人物诸葛军师的能言善辩，更喜欢爱将叶参座唇枪舌剑挫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