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兵法与银雀山文献《吴问》揭示改革家商鞅

2023-11-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商鞅之前，除儒、墨两大显学及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人物之外，孙武的兵家之教对当时及战国时代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探讨商鞅思想的来源，孙武的兵家之教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36]与之相应，《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类，首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37]，次列《齐孙子》八十九篇、《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孙武的军事思想立足于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将土地耕种面积、粮食产量与兵力数额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虑。

在商鞅之前，除儒、墨两大显学及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人物之外，孙武的兵家之教对当时及战国时代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商鞅后来在秦国主持变法和对外征伐的事迹来看，兵法、兵书自当在商鞅的学习范围之内。因此，探讨商鞅思想的来源，孙武的兵家之教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

孙武，生卒年已不可考，约与孔子同时，为春秋末年人。他本出自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于吴王阖闾，在“吴宫教战”，吴王“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35]由此推知，孙武为将、从政经历主要在吴王阖闾在位（前514—前496）的十余年间。

《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36]与之相应，《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类，首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颜师古注曰：孙武，臣于阖闾）[37]，次列《齐孙子》八十九篇、《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孙武的军事思想立足于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将土地耕种面积、粮食产量与兵力数额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虑。如《孙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38]这里讲的正是古代的算地出卒之法。此处的“度”指“度地”，即对土地面积的丈量，“量”指粮食产量，“数”指出兵员额，“称”是指敌我实力优劣的比较。概言之，即土地面积决定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决定出兵员额，出兵员额决定敌我优劣，敌我优劣决定战争胜负。

可见，孙武的军事思想中蕴含着对“农”与“战”关系的深刻认识。而这一思想也被商鞅所继承，《商君书·算地篇》在论述土地和战争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治理国家应做到耕地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六，这样“方土百里”之内才能征调“战卒万人”，“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39]

自《汉志》以来的传统目录学著作，一般将孙武归为兵家或兵权谋家的代表人物，而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杰出军事家，往往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孙武也不例外。银雀山出土的《吴问》篇可以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孙武本人是一位有远见的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在《吴问》篇中，孙武对晋国六卿灭亡次序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六卿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力度，并预测晋国将归于亩制为二百四十步的赵氏之手。这些观点体现出法家思想的特色，并且被商鞅行之于秦。[40]

总之，在商鞅之前，先秦思想学术正处于酝酿发酵时期。春秋末年帮助吴国显名诸侯的孙武学说在战国时代流传颇广，其兵学思想和主张改革的政治思想对吴起、商鞅等人均有影响，而其军事思想则主要被孙膑等兵家人物所继承。春秋战国之际，儒、墨两家并称显学，而以李悝、吴起为代表的“刑名之术”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初现成效。由于门徒甚众，儒、墨之思想主张流传广泛，商鞅对之也很熟悉，特别是墨子学说对商鞅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相对于儒、墨的迂远空言，商鞅本人更为喜好务实的刑名之术，因为他迫切地渴望建功立业。

[1]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卷6《八佾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2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80页。

[3]〔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3“周末风俗”条，〔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67页。

[4]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92页。

[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页。

[6]〔汉〕贾谊撰：《新书》卷1《过秦论上》，四部丛刊子部影印江南图书馆藏明正德乙亥吉藩刊本，第4页。

[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7《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5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36页。

[9]杨宽：《商鞅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页。

[10]郑良树：《商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90页。

[1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第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05页。

[12]〔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0页。

[13]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20《泰族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05—1406页。

[14]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2《俶真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8页。

[15]〔汉〕司马迁撰：《史记·商君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36页。

[16]〔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1《强国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4页。

[17]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21《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9页。

[18]〔汉〕司马迁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50页。(www.chuimin.cn)

[19]需要说明的是，墨子的学说虽因先习儒而保留了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包括仁、义、忠、孝等名词术语，但其内容和特点与儒家大不相同。最明显的例子如“义利观”，在儒家那里，“义”以礼为最高标准，凡符合于礼的言行即是义，而把“利”理解为私利、私欲，并认为对于利的追求必然会妨碍义的实行，从而在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曰利”，走向了道义论。而墨子则既贵义又尚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其所尚之“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认为“利人”“利天下”是仁者从事的最高目的，达到了义利观的统一，这无疑是一种功利主义思想。

[20]〔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18《八说》，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25页。

[21]郭沫若：《孔墨的批判》，载《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

[22]有学者认为此李悝即李克，详见钱穆：《魏文侯礼贤考》，载《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3页。

[23]杜正胜：《从爵制论商鞅变法所形成的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6本第3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537页。

[24]〔汉〕班固撰：《汉书·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4—1125页。

[25]〔汉〕班固撰：《汉书·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5页。

[2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

[27]〔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1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2页。

[28]〔汉〕刘向撰：《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8—519页。

[29]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2页。

[30]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

[31]〔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4《和氏》，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6—97页。

[32]〔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六论之《开春论第一·贵卒》，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83页。

[33]〔汉〕刘向集录：《战国策·秦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34]〔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0《议兵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6页。

[35]〔汉〕司马迁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1—2162页。

[36]〔汉〕班固撰：《汉书·刑法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85页。

[37]孙武的著作从初见吴王时的兵法十三篇，后来又有所补充增加，到《汉志》记载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其中有无后人附翼部分已不可考。目前《孙子兵法》主要版本有三种：其一为曹操注本及其后的十家注或十一家注本。东汉末年曹操选择对《孙子兵法》中的十三篇进行注释，淘汰了其余各篇，后来的“十家注”均以曹注为首，并形成了魏武帝注本和“十家注”（十一家注）本。其二，武经七书本。北宋神宗时期钦定《孙子》为武经七书之首，是为武经七书本。其三，银雀山汉简本，是目前最早的版本，其中有不见于现存十三篇的佚文，应为《孙子兵法》的失传部分。

[38]李零：《吴孙子发微·形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7页。

[39]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44页。

[4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第6—13页。

孙武兵法与银雀山文献《吴问》揭示改革家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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