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次变法的起始年代。其次,商鞅第二次颁布变法令的时间。[5]总之,商鞅变法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变法令的发布始于秦孝公三年,其后明确记载颁布新法令的还有孝公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等。可以说,秦孝公在位的二十四年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和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
2023-11-22
战国初年,法家的先行者李悝、吴起二人已经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并在魏、楚等国推行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对商鞅的思想和变法实践影响最大者当首推此二人。
李悝(前455—前395)[22]辅佐魏文侯,行“尽地力之教”,结果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商鞅在游宦之初,首先来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李悝的治国之道必定是商鞅私下里研习揣摩的重点,故而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商鞅“私淑于李悝,膺服‘尽地力之教’”,[23]并不过分。
李悝对商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治国之道——“尽地力之教”及“平籴之法”。《汉书·食货志》对之记载甚详,其文曰: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24]
紧接着分析了五口之家治田百亩的收入支出情况:
“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去赋税及口粮,仅“余有四十五石”;再除去祭祀及衣服花费,所余钱“不足四百五十”;若遇“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则可能会入不敷出。“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25]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及“平籴之法”对商鞅影响很大。《商君书》中的《垦令》《农战》《去强》《算地》《开塞》等篇,主张大力开垦荒地,同时控制好粮食的流通,保证农业和农民不受到伤害;商鞅制定的法令也有所谓“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鼓励民众努力生产。
其次,即李悝所创之《法经》。《晋书·刑法志》云:
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26]
此外,《魏书·刑罚志》亦云:(www.chuimin.cn)
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27]
这说明李悝和商鞅制定的秦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可惜《法经》今已亡佚,李悝的刑法观念,据《说苑·反质篇》记载:
魏文侯问李克(悝)曰:“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源)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28]
由《反质篇》可见,李悝主张对富裕者的无谓浪费以及旧贵族的奢侈生活享受,要加以限制。这些思想倾向显然对商鞅有直接的影响,《商君书·垦令篇》云:“声服无通于百县”,“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贵酒肉之价,重其租”。[29]《壹言篇》曰:“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30]
卫人吴起(前440—前381),曾先后仕于鲁、魏,屡建战功。后至楚,楚悼王任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对于商鞅而言,吴起的意义更为特殊。
同为卫人的吴起,作为商鞅的前辈,他游宦各国,既立下卓越的战功,又有不俗的政绩。最后因为在楚国主持变法而遭到旧贵族的报复,惨死于乱箭之下。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对吴起的言、行应非常熟悉。吴起之惨死非但未能使商鞅却步,反倒令他坚信法家之学确为强国的必由之路;而且从一开始外出干禄,商鞅就选择了取霸中原的魏国,因为李悝、吴起曾在这里行法家之策,他给自己找到了恰当的起点。
吴起早年以善用兵而出名。他曾学于曾子,事鲁君。在鲁国时率军打败强齐,并由此声名鹊起。至魏后,文侯以起为将,他又率兵攻下秦国的河西五座城,于是被任西河守。吴起能被楚昭王重用,也首先源于他精于用兵之道。吴起至楚后又显露出卓越的治国才能。他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31]此举从简政出发而达到强兵之效。有鉴于楚国地大民少且分布不均的特点,吴起还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32],这样既打击了强宗大族,又开垦了荒地,实现了富国的目标。秦应侯范雎曾称赞吴起,“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33]
虽然由于楚国的公族势力庞大,吴起的改革最终归于失败,但他的这些治国之道后来被商鞅行用于秦。在商鞅身上,处处可见吴起的影子:
商鞅在秦国变法取得成功,在秦主政期间,他也曾多次率兵出征,荀子称他为“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34]传世本《商君书》中亦保留了不少关于用兵之道的言论。商鞅变法时特别指出“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对秦国宗室贵族也明令“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垦令篇》中有对“禄厚而税多”者“赋而重使之”“均出余子之使令”等针对贵族的举措。为厉行法治,商鞅还有过黥劓太子师、傅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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