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始自江南运河开凿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避免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有效控制江南地区，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在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了由京口至余杭的江南运河。正是在这个时候，隋以来的南北大运河漕运管理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司马光所谓的“置驿官”正是预示着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系统化、常规化的开始。江南运河的开通，使得杭州成为南北大运河水运系统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自此杭州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大幅提升。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为了避免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有效控制江南地区，隋炀帝于大业六年（610）在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了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的出现，才真正打通了京师长安、洛阳等中原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体系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时候，隋以来的南北大运河漕运管理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官、草顿，欲东巡会稽。”^[5]司马光所谓的“江南河”，北起今江苏镇江京口，向东南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及浙江嘉兴，然后折向西南，经石门、崇福、长安、临平，再沿上塘河到达杭州城区。

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以后，又在杭州城东、城南开人工河道（今杭州中河、龙山河），经杨浦而至白塔岭附近，进而可通至钱塘江。司马光所谓的“置驿官”正是预示着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系统化、常规化的开始。(https://www.chuimin.cn)

运河沿线城市的漕运管理乃至制度的完善，依赖于运河交通系统的完善与沿线重点城市经济的繁荣。江南运河的开通，使得杭州成为南北大运河水运系统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自此杭州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唐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卷三一《地理下》载：“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6]魏徵等人不仅在当时就确认了杭州城商业的繁荣，河道的发达，也指出由当时京口至余杭的江南运河沿岸已经形成了一批颇具规模的江南城市群。如丹阳（今江苏江宁）、宣城（今安徽宣州）、毗陵（今江苏常州）、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新安（今安徽徽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嘉（今浙江丽水）、遂安（今浙江淳安）等江南重要州郡。

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始自江南运河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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