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漕运系统完善，文化与历史研究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从春秋时期东南地域运河河道的形成，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江南运河以钱唐为南端，再到汉朝钱唐县治理钱塘江及西湖等水利工程，让我们从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观察到杭州运河系统建设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变动趋势。

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其中以荻塘、破岗渎、上容渎和浙东运河最为重要。荻塘是江南运河向浙西山区的延伸，西起浙江湖州南，东至江苏望平。破岗渎东起今江苏丹阳西南延陵镇西，西至句容东南，沟通句容东南赤山湖与秦淮河，是江南运河向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延伸。南朝萧梁时，破岗渎被废置，在句容县东北句容阿、洛阳河之间另开上容渎，这一段运河实则也是江南运河向建康的延伸。南朝陈时，上容渎被废，再修破岗渎。隋朝建立后，建康不再作为国都，江南运河恢复从京口入长江，破岗渎最终被废。^[49]荻塘、破岗渎、上容渎的兴修和废置，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在浙西地区河道体系的调适与完善。

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所记 “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50]是目前所见关于浙东运河的最早记载。《嘉泰会稽志》载“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指西兴运河）以灌田”^[51]。这里所记之“运河”被当地人称为萧绍运河，史称西兴运河^[52]，俗名关河，其实就是浙东运河的西段。文献中所指贺循（260—319）乃是在晋惠帝时期（290—306）的会稽山阴人。他在永嘉元年（307）二月至九月只做了半年左右的吴国会稽内史，其间他疏浚了一部分的萧绍运河。在钱塘江和浙东运河交汇处，还设置有西陵埭。^[53]西陵在萧山以西，今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东晋至南北朝（南齐以前），西陵设埭，^[54]被称为浙东运河第一埭。如上记载，足见浙东运河是杭州沟通浙东地区重要的航道。浙东运河西起西陵（今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钱塘江边，向东经今萧山、钱清、柯桥，至会稽郡城（今绍兴），由郡城出都赐堰，然后循鉴湖以东至曹娥江边，过曹娥江后又东至姚江，然后直达海滨。当然，浙东运河河道形成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关于春秋至西汉、东汉、晋唐、宋代、明清等不同时期的浙东运河变迁的示意图，^[55]可参考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中的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南北朝时已然在钱塘江和浙东运河交界处设置西陵埭，可以说明钱塘江与内河舟楫往来频繁，需要蓄水调度。而南北朝时期的会稽郡为经济要区，水路行旅繁忙，前文所载贺循“凿运河以灌田”的功能，显然已经不如运河的漕运功能。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

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据《资治通鉴》卷一三六记载，至迟在南朝齐武帝（483—493）以前，杭州运河已经修有西陵埭、柳浦埭、浦阳北津埭、浦阳南津埭四大极为重要的渡口和码头，俗称牛埭。^[56]它们是南北朝时期江南运河沟通钱塘江两岸、浙西、浙东地区最为重要的运河交通设施。当时的西陵埭、浦阳南津埭属于浙东会稽郡永兴县，柳浦埭和浦阳北津埭隶属于吴郡钱唐县。现今而言，这四个古渡口和码头均在杭州境内。具体来说，柳浦埭在今日钱塘江北岸杭州南星桥三郎庙一带，时为钱唐境内河道与钱塘江沟通处，因两者水位高低不同，故设埭以便利通航。浦阳北津埭在钱塘江北岸，今杭州江干区龙山山麓六和塔一带。浦阳南津埭在钱塘江南岸，今位于杭州萧山区闻堰镇。

南北朝时期的钱唐柳浦埭已经是“通陵江”、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上游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漕运物资在钱唐柳浦埭聚集后，又通过“通陵江”、浙东运河和钱塘江运往太湖流域、浙东地区、金衢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南齐书》记载了南齐武帝永明六年（488），西陵戍主杜元懿与吴郡会稽行事顾宪之有关“关税”征收建言争论。这次争论的背后体现了这段运河上的贸易情况：

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https://www.chuimin.cn)

世祖指示会稽郡访察杜之奏议。

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曰：“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他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由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运，草木含泽，其非事宜，仰如圣旨。然掌斯任者，应简廉平，廉则不窃于公，平则无害于民矣。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

世祖并从之，纳之而止。^[57]

这段史料的大致意思是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增加西陵牛埭等关口的税收。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则认为：“牛埭设置的初衷是应急救济和方便百姓，而地方官员却增收关税以扩大自己的业绩，置百姓生活艰苦不顾。”所以顾宪之认为杜元懿的奏议违反了施政根本。最高统治者听取了顾宪之的观点。虽然杜元懿的建议因顾宪之的反对没有被采纳，但是我们从上述史料中明确了解到西陵等四埭早已实行了“戍前检税”管理制度。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如果没有商贾在杭州运河及其周边区域大肆贸易、货物进出钱唐以集散，官方又如何收取如此多的牛埭税。特别是西陵戍主杜元懿作为西陵渡口的管理者，他预测将西陵埭、浦阳南津埭、浦阳北津埭、柳浦埭交给他管理一年，他还可以再多收缴四百万多的税收。这个四百多万的税收预测，定不是他满嘴胡言，空穴来风。柳浦埭等作为钱唐县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关口，往来商贾之多，物资体量之大，远胜西陵埭。这才是他做出此类预测判断的根据。

南北朝时期钱唐县柳浦埭居于重要的漕运贸易地位。江南运河、钱塘江南北岸以及浙东运河均离不开钱唐漕河物资的运转。通过前文分析太湖流域、江淮流域乃至浙东流域运河河道的建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以钱唐为漕运集散中心的构建态势，钱唐漕河的建设也从外部向钱唐境内漕河转移。此外，钱唐境内还有各种闸口、栈道设施的建设，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运河漕运。明万历年间（1573—1619），嘉兴李日华（1565—1635）《紫桃轩杂缀》载：“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塘北抵御儿口’，乃其证也。至今有石门、陡门之名，而其迹则湮于阡陌久矣。”^[58]该时期，杭州运河系统由外向内的发展变迁，跟杭州漕运经济兴盛，跟杭州军事要地的地位密不可分。

杭州运河漕运系统完善，文化与历史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