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和弘扬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转换中国哲学研究范式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前所述，“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一秉“疑古”态度，在此态度之下，传统思想文化经学主体被蔑弃，中国思想之“经义”“礼义”根本被肢解、抹杀。恢复和弘扬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转换中国哲学之研究范式，首先必须改弦更张，彻底舍弃“疑古”态度。“疑古”思潮，导源于胡适。事实上，“信古”“疑古”“释古”态度之最终落实，是为古书辨伪问题。

未来中国哲学创新之首要问题，是如何“走出疑古时代”，转变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1]。如前所述，“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一秉“疑古”态度，在此态度之下，传统思想文化经学主体被蔑弃，中国思想之“经义”“礼义”根本被肢解、抹杀。其流弊所致，竟使得礼乐经学等“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几无任何正面意义、现代意义。冯友兰虽然提出了看似公允、持平的“释古”之说，并自认为以此“科学合理”态度，定能“融会贯通”，得古史之真相。而正如本书前列所论，能秉持冯氏“释古”态度者，实为谢著及其“谢无量范式”。冯著则取较之胡著更为偏激的“疑古”态度，其最终呈现的，不过是“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下既不“中国”也不“哲学”之所谓“中国哲学史”而已^[2]。回顾中国哲学史学史，不难发现，“疑古”态度是断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及灵魂之总根源，当下仍以此态度讨论传统文化之“返本开新”，实乃缘木求鱼，断无前提与可能。恢复和弘扬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转换中国哲学之研究范式，首先必须改弦更张，彻底舍弃“疑古”态度。未来中国哲学研究，应当以赋予新意的孔子“述古”态度找寻“回家”方向，唤醒真实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而求其“归根复命”“旧邦新命”之现实出路。

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之说，其起点和根本内容，是如何对待及处理古书的态度问题。“疑古”思潮，导源于胡适。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论及写作“可靠的”中国哲学史，特别强调须下“述学”这一“根本工夫”。所谓“述学”，分搜集史料、审定史料、尽去不可信史料、贯穿条理可靠史料等四步。冯友兰“释古”所谓“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要不出胡适“述学”内容，其根本即为史料辨伪问题。胡适“述学”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料，“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来”；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材料，“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3]上古史不可信，诸子之说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如此一来，审查古书的结果，便是否弃古书、怀疑古史，号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只有两千五百年哲学史可讲。等到顾颉刚发扬师说，倡言“疑古”，流风所扇，以西化为目的，以所谓“科学方法”为标榜，痛骂及丑化传统，断裂并支离破碎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便成为我们百年来认知传统的常态和“正统”。(https://www.chuimin.cn)

事实上，“信古”“疑古”“释古”态度之最终落实，是为古书辨伪问题。从本书上篇研究不难得出结论：谢著著述态度既不盲目“信古”，更不轻率“疑古”，而确乎施行了“科学合理”之“释古”态度。通览谢著，其对传统成说，始终抱持尊信之态度。因此，在论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时，谢氏就能够既按照中国传统主流经典文献权威说法，安排论著体例，又能依从传统学术固有脉络、问题及方法，条列呈现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固有内容。必须指出，谢之尊信，不是盲目信从，而是始终秉持客观理性之“释古”态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谢著辨析伪书这一问题上。如前所述，谢无量在征引所谓伪书时，既不一概抹杀，也不盲目信从。其去取伪书原则是：尊信古征，否弃臆说；考辨精义，伪中求真；信则传信，疑则阙疑。谢氏《孔子》《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等著作，对孔子删述“六经”之原委及方法，知之颇深，论之甚详，深谙孔子“删述‘六经’”之旨。深究可见，谢对待古书的态度与方法，不仅仅限于“科学合理”地“审查史料、融会贯通”之“释古”态度，而是更进一步取法孔子删述“六经”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态度。缘此态度，谢氏才敢于并善于伪中取真，深入细致、征实不诬地呈现了五千年“整全的”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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