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职业学校渝校的整体概况伴随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内迁，1938年1月，黄炎培、江恒源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达到重庆，与当时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贾观仁一同商议筹建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校址的选择是当时建设渝校的基础，江恒源、贾观仁等人在寻觅适宜校址的过程中，幸得当时巴蜀学校校长周勖成的大力帮助，周校长同意拨出该校一部分校舍以供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建设之用。因部分师生返回上海，学校的各个学科也相应发生了变......
2023-10-14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生活》周刊的创办与影响
【摘要】：1925年10月，职教社创办《生活》周刊。为了更迅速地传播职业教育的消息和理论，反映当时店员、学徒等的生活和要求，职教社决定创办《生活》周刊。早期《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仅有二千八百多份，多为赠送，影响力不大。《生活》还将自己盈利的一部分资金捐献给职教社作为职业教育经费。可以说，《生活》周刊与职教社二者之间是“形离而神不离”，仍然联系密切。
1925年10月，职教社创办《生活》周刊。当时社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业务不断扩展，而作为社的机关刊物的《教育与职业》每月才刊行一次，且偏重理论研究。为了更迅速地传播职业教育的消息和理论，反映当时店员、学徒等的生活和要求，职教社决定创办《生活》周刊。《生活》周刊在第二期发表了“编辑者言”，阐明办刊的目的是“同人信生活是依据职业为中心的。欲图生活之圆满，须先得适当之职业，所以本刊愿揭出各种职业之性质与青年择业、安业、乐业的准则”[42]。黄炎培也在《创刊词》中说明了办刊的目的：“天生人，予人以生活之资也，乃受焉而未尽其利；且予人以生活之才也，乃备焉而未尽其长，则生产问题起焉。一部分人享优越之生活，致他人求最低度之生活而不得，则支配问题起焉”，“人与人相处而有社会问题焉；究之，则人与人之生活问题而已矣，国与国相处而有国际问题焉，究之，则国与国间之生活问题而已矣”，“吾鉴夫此问题意味之日益严重，与其范围之日益广大也，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合力以谋此问题之渐解，作《生活》”。[43]由此也可以看出，此刊物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关心各类社会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活》上的栏目主要有论坛、修养类、平民经济问题、平民职业状况、平民生活素描、各地风俗谈等。在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地报道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如“人力车夫的生活”“学徒生活写真”“贫苦农民的生活”等专题文章；二是有关青年修养的专论，涉及青年人如何确立理想、如何为人处世等问题。
早期《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仅有二千八百多份，多为赠送，影响力不大。不过在1926年10月，由于主编王志莘调入工商银行，职教社把当时为社编辑股主任兼中华职业学校教务主任的邹韬奋调来掌管《生活》，这样《生活》开始转变发展理念，影响力大为增加。邹韬奋接办《生活》之后，不仅保留了早期《生活》的两大特色，客观报道下层人民生活状况和青年修养两方面，还注入了新的内容，如开辟了读者信箱、每周大事记、小言论等新的栏目，其中“每周大事记”体现了时事政治色彩，“读者信箱”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栏目，由邹韬奋亲自答复，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此外《生活》还开设过一些知识性的栏目，如长篇小说连载、海外通讯等。在邹韬奋的掌管之下，《生活》逐渐由关注教育问题发展到研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而且这份周刊很快成为一份代表大众利益，为大众作喉舌的周刊，成为呼吁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的号角，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发行量也由数千份增加到了十余万份。邹韬奋曾说：“当时《生活》周刊还在职业教育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孙诸先生都只是雇员，原没有支配的全权，但是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全把这件事看做文化事业，一点没有从中取利的意思。”[44]还说：“《生活》周刊经我接办了以后，不但由我全权组织，而且随我个人思想的进展而进展，职教社一点也不加干涉。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是附属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权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职业教育社诸先生对我始终信任，始终宽容，始终不加以丝毫的干涉。就这一点，《生活》周刊对于社会如果不无一些贡献的话，我不敢居功，我应该归功于职业教育社当局的诸先生。”[45]伴随着邹韬奋的思想日趋激进，《生活》周刊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认为：“《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出发点了。”[46]不过，黄炎培等职教社的领导人尚不愿过多地卷入政治活动中，担心影响到社的基本事业和自身的发展，因而1930年《生活》周刊独立经营，成立了书报代办处，1932年7月代办处扩充为生活书店。邹韬奋也感慨地说：“幸而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深知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不妨让它分道扬镳，向前干去，允许它独立，由生活周刊社同人组成合作社，继续努力。在这种地方，我们不得不敬佩职业教育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远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47](www.chuimin.cn)
独立经营后的《生活》周刊，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左倾，如邹韬奋曾在1933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在中国鼓吹社会主义，同情中国的苏维埃运动。”[48]虽然《生活》周刊极力地伪装自身，但是还是被国民党察觉到其真实目的。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文禁止各地邮局邮递《生活》，打算彻底封闭《生活》，10月邹韬奋流亡海外。1933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市禁销《生活》，最终《生活》被迫停刊，停刊号登出了编辑部的“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一切对于民众呻吟呼喊的压抑，都是徒劳的。”[49]虽然后期《生活》周刊脱离了职教社，独立经营，但又没有完全与职教社脱离，其主要干部如徐伯昕、孙梦旦等均为职教社社员，而且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王志莘等人也积极支持《生活》的一些社会性的工作。《生活》还将自己盈利的一部分资金捐献给职教社作为职业教育经费。可以说，《生活》周刊与职教社二者之间是“形离而神不离”，仍然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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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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