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书法艺术发展

秦入巴蜀之前，巴蜀地区主要流行巴蜀符号，尚无现代意义的书法可言。秦入巴蜀后，汉字在巴蜀普遍推行，逐渐产生了书法艺术。通过考古资料，对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书法艺术可得出一基本认识。这500余年间，书法艺术大体可分为四个有明显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秦统治期间至西汉早期，作品主要有：“成亭”、“成”印文，在青川秦墓、荥经秦墓、成都古遗址中都有发现，主要见于陶、漆器之上；秦戈铭文，在郫县、万县、青川的秦墓中有出土；印章，墓葬中多有出土。总特征是篆隶相兼。铜戈铭文以秦篆为主。如涪陵秦戈铭文，文字结构以秦篆为主，略带隶形。

图10－37　新繁出土汉代文字砖

第二阶段为西汉中晚期。这一时期的作品类型主要有：各种印章，墓葬中屡有出土；铜器铭文，如蜀郡西工酒铭^[118]。大量漆器铭文，如蜀郡西工、广汉郡工官漆器铭文等；砖文等。本时期隶书已较普遍，但仍能看到许多篆书作品和篆书余韵。器物铭文多用刀刻，笔画细而有力。

第三阶段为东汉前期。作品类型主要有漆器铭文、铜器和铁器铭文、印章、砖文等。这一时期普遍是隶书，偶尔能发现篆书余韵。

第四阶段为东汉中晚期及蜀汉。这一时期的作品类型主要有碑文、崖墓题刻、各种石题刻、漆器铭文、铜器铭文、印章、砖文、瓦当文等。这一时期完全是隶书，书法艺术成熟。

图10－38　成都汉阙刻石

图10－39　樊敏碑

总的说来，四川省保存至今的秦至蜀汉的艺术作品，具有以下特征：

工官漆画外，作者一般是不知名的画师和匠人。现存艺术品的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一般说来，西汉及蜀汉工官作坊生产的漆画，直接出于专业画师之手，东汉及蜀汉画像砖的底稿一般亦是出于专业画师之手，其艺术水平较高。一般木雕、陶塑、石刻等，主要是出于专业匠人之手，反映了当时的一般艺术水平。

在艺术技巧方面，巴蜀艺术作品不追求细节的精致。不像古罗马、古希腊的雕塑作品那样注重人体的局部艺术形象，强调人体的解剖，或着重通过人体肌肉的变化来展现精神风貌，揭示时代主题。凡涉及人物者，无论是陶俑还是画像砖，无论是绘图还是圆雕，描绘的无论是凡人还是神仙，都较注重人体的完整，且各部位的比例恰当；在人物性格、精神风貌的刻画方面，较注重关键部位——面部的表情，较注重四肢动作的协调，而对肌肉、衣纹等重视不够。

在由几个形象共同组合的图案中，相互的比例一般不够协调，尤以涉及建筑和交通工具者为甚。

在画像石、画像砖、漆画中单纯描绘动物、植物的作品极少，且较粗劣，常见把不同动物的局部集中为一体的作品，或系神话传说的影响所致。

已开始应用色彩，如在漆器绘画和陶俑上，曾见有朱、黄、黑等色，除蜀汉时期的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作品都以单色为主，少数使用两色、三色者，色彩调配略嫌单调，线条普遍较粗犷、流畅，往往能抓住要点着笔。

雕刻作品往往注意圆雕、浮雕、线雕相结合，陶塑作品则注意塑、堆、捏、贴、刻、画等画工六法相结合。

涉及人的艺术作品主要表现人的活动，而不仅表现人的形象。在研究这些作品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其原生位置、原生环境，注意整个俑群的组合，注意俑群与墓室内外其他雕刻、绘画、随葬器物，甚至与相邻墓葬、墓地，与附近山水、城邑的内在关系——巴蜀艺术作品正是通过这整个“艺术系统”来表达主题，揭示时代风貌。当充分注意到上述“艺术系统”的相互关系后，更能体会其构想雄伟、粗犷的气魄。这与六朝以降艺术品的精雕细琢风格，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礼教重于艺术。现留存下来的该时期艺术品，几乎都不是纯粹为艺术欣赏而作。其主题思想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作品的组合关系和作品上，主要有三个方面：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忠孝；表现灵魂不死，成仙升天的境遇；祥瑞与避邪。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场面和形象有：宣扬官吏出巡，前呼后拥，气派森严；反映伦理观念的养老、义士、孝子、贞妇、烈女等，是说教性强、公式化、类型化的题材。它们较多地反映了正统观念的意志，也反映了四川古代文化在汉代的巨大变化。画像石、画像砖中还有大量宴乐舞杂伎、曼衍、嬉、琵琶乐伎、庖厨、六博、戏猿、出行、女乐、秘戏等，较集中地表现了东汉豪族大姓纵情享乐、声色犬马、穷奢极侈的生活。其中还有大量西王母、凤凰、朱雀、玄武、青龙、应龙、白虎、镇墓兽、翼马（天马）、龙生十子、麒麟、羊（通祥）、伏羲女娲、仙人六博、仙鹿、导引升天、玉兔等图案，则反映了东汉蜀中的宗教意识，表现了豪族大姓的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

【注释】

[1]详见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2]《汉书》卷89《循吏传》。

[3]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彭静中《巴蜀文字论稿》，《四川史学通讯》第5期，1984年；《古代巴蜀铜器文字试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4]《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8、42、45、53、61页。

[5]《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第604～605页。

[6]《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成都市出土的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82年第8期。

[7]《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第51页。

[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9]《华阳国志》卷1《巴志》、卷2《汉中志》。

[10]《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11]《华阳国志》卷1《巴志》。

[12]见《太平寰宇记》卷16。《风俗通》佚文说：落氏。皋落氏，翟国也，此赤翟别种；以国为姓，见《左传》。汉有落下宏，巴郡人，撰《太初历》。《姓纂》十、《通志·氏族略》，《类稿》五十一引。我认为落氏并不完全等于落下氏。但目前还缺乏足够资料来考察异同。

[13]又见《华阳国志》卷12。

[14]《蜀典》。

[15]罗开玉：《古代巴蜀土著姓氏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16]《北堂书钞》卷74引。

[17]《华阳国志·蜀志》。

[18]过去，一般认为我国庙里塑像祭神是受佛教的影响，且主要是从唐代开始。

[19]以上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水经注》、《后汉书》等。

[20]见《后汉书·谅辅传》、《华阳国志》。

[21]以上见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又见《华阳国志·巴志》。

[22]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普遍视南方为吉祥之方，古衙门、大型住宅、帝王墓葬等建筑坐北朝南的理论基础。

[23]《华阳国志·蜀志》。

[24]《隶续》云：字画放纵敧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书，以同时石刻杂之，如瓦砾之在圭璧中也。《墨宝》云：摩崖在洪雅县。《碑式》云：凡七行六十七字，字大小疏密不等，多者十六字，少者九字。

[25]宋洪适《隶释》卷15说：“右《郑子真宅舍残碑》，所存其上十数字，余石碎矣。首云所居宅舍一区，直百万。继云故郑子真地中起舍一区，七万。凡宅舍十有二区。其次有辞语，有岁月。云‘……平四年’上存四点，必熹平也。官吏有郎中及贼曹与掾史，又有左都字彦和及胡□、胡阳、陈景等姓名，似是官为检校之文。其中有宅舍、奴婢、财物之句，其云‘妻无适嗣’，又云未知财事，其前有‘为后’二字，则知旋立婴孺为嗣也，其云‘精魂未臧而有怨’，上有一字从女当是其母，则知其亲物故未久也。末云‘《春秋》之义，五逊为首’，所以戒其宗姓或女兄弟之类，息争窒讼也。碑今在蜀中。”

[26]宋洪适《隶释》卷15说：右《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今在云安（今云阳）。云：光和元年五月中旬，金广延母自伤纪考妣徐氏，元初产，永寿元年出门，托躯金掾季本，自此之后，其石半灭，所存者其下段尔。徐氏归于季本，有男曰恭，字子肃，早终，故立从孙广延为后。广延弱冠而仕，又复不禄。碑云广延年十八，娶妇徐氏。子肃，亦有年十八字，而阙其下文，当亦是载其婚聘。子肃，残碑亦有妻字可证。徐氏自言少入金氏门，夫妇勤苦，积入成家。又云季本，平生以奴婢、田地分与季子雍直，各有丘域。继云蓄积消灭，债负奔亡，依附宗家，得以苏。则雍直似是季本庶孽不肖子，分以訾产，居之于外者。徐氏老而广延死，故又析其财，有雍直径管及悉以归雍直之文。虑雍直为嫂侄之害也，故刊刻此石。其云大妇、小妇，则子肃、广延之妻也。碑称小妇慈仁，供养奉顺，不离左右，则广延夫妇俱孝。其云五内摧碎，则可见子孝而母慈也。广延虽非嫡长，而事亲久，即世新。故徐氏舍子肃而称广延母也。此碑“字子肃”之上有两字不甚明，上一字仿佛是“恭”，其下颇类“成”字，但汉人无二名，而金恭有墓阙及残碑，皆云“恭字子肃”可以证。季本之子字子肃者，即金恭也，但恭之下多一字，所不可晓。碑以“考纰”为“考妣”、“弱冦”为“弱冠”，“清□”为“清俭”，“催”为“摧碎”，“陕少”为“狭少”，□即奔字，□即亩字。参张勋燎、刘磐石：《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文物》1980年第4期第73页。

[27]文中说徐氏“元初产”。元初为安帝年号。若徐氏生于元初最晚一年，也是元初六年（119），到永寿元年（155）出嫁时，已36岁，恐误。“元初产”，疑是“本初产”。本初为质帝年号，仅一年（即公元146年）。若徐氏生于本初元年，永寿元年（155），即其9岁时“出门”，进入金家，这与其“少入金氏门”是吻合的。

[28]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9]《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4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0]罗开玉：《中国丧葬与文化》第9章，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1]《新都马家山22号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乐山市中区东汉崖墓的调查收获》，《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宜宾市山谷祠汉代崖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四川遂宁船山坡崖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3期；《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四川彰明佛儿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32]据《四库全书》本。

[33]《后汉书》卷31《王堂传》。

[34]参见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钟肇鹏《严遵》，巴蜀书社1987年版。

[35]参见《四川思想家》黄开国文。

[36]《全后汉文》卷32，宋《太平御览》卷1引。

[37]《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及其注引《魏氏春秋》、《蜀记》，卷45《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卷39《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等。

[38]《国语·周语下》。

[39]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40]《周易·系辞上》。

[41]《周易·损》。

[42]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43]《文物》1981年第6期第1～12页。

[44]《蜀王本纪》。

[45]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46]《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47]《蜀中广记》卷71，《正统道藏》第8册第6270页。

[48]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5。

[49]《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50]《汉书》卷8《宣帝纪》。

[51]《华阳国志》卷3《蜀志》、《史记》卷27《天官书》。

[52]《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

[5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汉纪》。

[54]《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

[55]《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陈寿：《益部耆旧传》。

[56]《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

[57]《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

[58]以上见《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

[59]《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6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居业录》卷4。

[61]《三国志》卷38《蜀书·秦宓传》。

[62]《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

[63]《三国志》卷40《蜀书·杨仪传》注引《楚国先贤传》。

[64]《三国志》卷42《蜀书·杜微传》。

[65]《三国志》卷42《蜀书·周群传》。

[66]《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

[67]《三国志》卷41《蜀书·张裔传》。

[68]《三国志》卷42《蜀书·杜微传》。

[69]《三国志》卷42《蜀书·杜琼传》

[70]《三国志》卷42《蜀书·尹默传》

[71]《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72]《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73]《三国志》卷45《蜀书·杨戏传》。

[74]《三国志》卷41《蜀书·杨洪传》。

[75]《三国志》卷45《蜀书·杨戏传》注。

[76]《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77]《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78]《三国志》卷39《蜀书·马良传》

[79]《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80]《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

[81]《三国志》卷38《蜀书·许靖传》。

[82]《三国志》卷38《蜀书·孙乾传》注引《郑玄传》。

[83]《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卷38《蜀书·许靖传》。

[84]《三国志》卷42《蜀书·许慈传》。

[85]《三国志》卷42《蜀书·孟光传》。

[86]《三国志》卷42《蜀书·来敏传》。

[87]《三国志》卷42《蜀书·周群传》。

[88]《三国志》卷40《蜀书·彭羕传》。

[89]《三国志》卷42《蜀书·杜微传》。

[90]罗开玉：《人物品题与名士》，《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开玉：《〈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品题与〈三国志〉的比较研究之一》，《〈三国演义〉与罗贯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91]《太平御览》587引《西京杂记》卷2。

[92]《鲁迅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93]歌、诗、刺、谚、谥资料，除铜镜外，据《华阳国志》。

[94]《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第2期。

[95]《四川彰明佛儿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

[96]《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97]《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98]《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版陆捌、1，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99]以上见《后汉书》卷30《杨厚传》、卷79《杜抚传》；《华阳国志》卷10中。

[100]《华阳国志》卷10中。

[101]《三国志》卷41《蜀书·霍峻传附子弋传》注引《襄阳记》。

[102]《晋书·儒林传·文立传》。

[103]罗开玉：《“鳖灵决玉山”纵横论，兼析〈蜀王本纪〉的写作背景》，《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04]以上见《华阳国志》、《论衡》、《史通》等。

[105]杨树达：《注〈尔雅〉臣舍人说》，《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238页。

[10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107]参马继兴：《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文物》1996年第4期。

[108]《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

[109]以上见《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汉书·扬雄传》《新论》、《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续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参见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0]《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

[111]《四川忠县㽏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112]《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葬》，《考古》1982年第4期；《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113]《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59年第8期。

[114]《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遂宁笔架山崖墓清理简报》，同前。

[115]笔者曾参加该墓地的调查、资料整理工作，报告见《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116]《合川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77年第2期。

[117]《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118]《汉金文录》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