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历代皇帝则运用了“明辨满汉”“满汉有别”的政策,力求保存“满洲根本”,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施“满汉一家”的文化政策。“满洲乃国家根本”的特殊地位与“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身份特点,主要是通过清朝“旗民分治”的控制手法来加以体现的。“旗民分治”的本质就是在推行“首崇满洲”“满汉有别”,这是维持清朝政治伦理的重要措施。[69]界城的不断重建也意味着“首崇满洲”以及“满汉有别”政策的延续。......
2023-08-18
王莽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央王朝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重名尚义、轻实薄利。王莽称帝后,不顾内地烽火四起,先后下令改阴平道为摧虏道,改氐为羝,又贬汉朝封的鉤町王为侯。鉤町王邯为此十分怨恨,牂柯大尹(太守)周钦奉命设计杀了邯。邯弟承率领族人攻杀了周钦,又攻城略地,益州三边的民族起义烽火迅速燎原。益州郡的僰人首领栋蚕、若豆也起兵攻杀大尹程隆。
王莽派遣平乐将军冯茂负责进讨。冯茂征发巴、蜀、犍为的官吏军队,并从当地百姓中搜刮了大量赋敛,《汉书》卷99《王莽传》:“赋敛民财什取伍”,即取民财的十分之五,然后率兵南击益州。经过三年时间,冯茂的军队多次出入蜀地,不仅没战胜益州郡的民族起义军,被征官吏、军士死于疾疫者竟高达60%~70%。这在巴蜀引起了骚动。
王莽征召回冯茂,将其诛杀,又另派宁始将军廉丹、庸部(改益州名)牧史熊,征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吏民10万人,加上运输粮草者20万人,南击益州。这次最初也打了几个胜仗,杀获当地百姓数千,后来就因军粮供应不上,士卒饥疫,三年间死了数万人[46]。王莽又召廉丹、史熊回长安;廉丹、史熊怕落得冯茂的下场,上书请求重新调动军队,必获大胜后才回长安。王莽准其奏。他们又大肆赋敛。就都(广汉)大尹冯英拒绝上贡,并上书王莽说: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遭毒气死者十分之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又按百姓的财,“取其十分之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王莽怒,免冯英官职,但后来他又感到冯英“亦未可厚非”,改任冯英为长沙连率[47]。
王莽也意识到了战争给益州百姓带来的灾难。不久,他又把廉丹等召还,重新派遣大司马护军郭兴、新任庸部牧李晔第三次率军南击[48]。这时越嶲少数民族首领任贵又率领族人起义,攻下郡治邛都(今西昌),杀太守枚根;任贵自立为邛谷王。郭兴、李晔未南至益州便宣告失败。王莽临亡前,大赦天下,但却下诏说:“北狄胡虏逆泊,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49],即不在大赦范围内,可见他心里的仇恨。这也反映出西南民族起义对王莽政权的打击程度。
王莽称帝,不仅遭到益州各民族的普遍反对,也遭到了益州儒士的抵制。巴郡谯玄,为成、哀间谏议大夫,王莽擅权后即避世回乡[50]。蜀郡新繁人章明,为太中大夫,莽篡位后,他叹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杀。新繁人侯纲为郎,见莽篡位,佯狂,负木斗守阙而哭。莽使人问之,侯纲说:“汉祚无穷,吾宁死之,不忍事非主也。”莽遣人杀之。蜀郡江原人王皓,为美阳县令,江原人王嘉,为郎,王莽执政后,他们即弃官归蜀。僰道人任永,长于历数,王莽时佯装青盲[51]。王莽更名牂柯为同亭,郡人多不服[52]。他们认为王莽非刘氏而篡天下,违反了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他们的行动,反映出儒家思想在巴蜀的影响。
【注释】
[1]《汉书》卷1《高帝纪》。
[2]《汉书》卷31《项羽传》。
[3]《汉书》卷39《萧何传》。
[4]《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6]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第3期。
[7]《汉书》卷39《萧何传》。
[8]《汉书》卷37《田叔传》说田叔为汉中守10余年。按之史实,田叔始为汉中守在高祖九年(前198),直到文帝即位(前179),约20年。
[9]《华阳国志》卷3《蜀志》。
[10]王国维:《汉郡考》上、下,《观堂集林》卷12;钱大昕:《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廿二史考异》卷2。
[11]《汉书》卷1《高帝纪》。
[12]《华阳国志》卷3《蜀志》。
[13]《考古》1982年第1期第105页。
[14]《汉书》卷1《高帝纪》。
[15]《汉书》卷24《食货志》。
[16]《汉书》卷1《高帝纪》。
[18]关于诸吕生前爵号,文献记载多歧异,或有抵牾。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外戚传上》、《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等文载的吕后家族世系的主要两个支派,均称:周吕侯吕泽,吕后长兄吕泽子吕台,高帝九年嗣封为周吕侯。建成侯吕释之,吕后次兄,释之子吕则,惠帝三年嗣为建成侯,吕则以罪废,弟吕禄“续康侯”。唯《史记·留侯世家》与《汉书·张良传》称“建成侯吕泽”,文献记载于周吕侯建成侯姓名、侯名、族支世系、兄弟长幼等方面有较多歧异。石刻铭文直接称“吕禄,周吕侯”、“建成侯怠”,可修订周吕侯和建成侯两大支派世系。周吕侯吕释之,后由释之子吕则袭封,吕禄因兄吕则于惠帝七年罪废而袭封周吕侯;建成侯吕泽,后由泽子吕怠袭封。本铭文证明《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关于建成侯吕泽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19]《四川省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10页。石枋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20]今本《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作“巴蜀笮关”,《汉书》卷95《西南夷传》作“巴符关”。从地理位置看,当以《汉书》为是。《汉书》此载亦本《史记》。《史记》此载为后世学者转抄笔误。“笮”、符二字形近,难免笔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汉书》巴下无蜀字。王念孙曰:笮关本作巴符关。”
[21]《华阳国志》卷3《蜀志》。又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22]《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
[23]《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
[24]《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25]《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
[2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张骞传》。
[27]关于沈黎郡的辖县,有两种说法,分歧较大。《续汉书·郡国》载蜀郡属国辖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严道、徙、旄牛四道县,一般多据此认为沈黎郡只辖此四县,如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1。但《汉书·武帝纪》注引《茂陵书》曰,沈黎治笮都,去长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领县二十一,与前说差别很大。
[28]关于不韦县的设置和移吕氏于此,《水经·叶榆水注》曰:“永昌郡。治不韦县,盖秦始皇徙吕不韦子孙于此,故以不韦名县。”按此记载,不韦县置于秦而不是武帝之时,迁徙的吕氏是吕不韦的直接子孙,而非吕嘉宗族(吕嘉为吕不韦后裔)。我认为《南中志》对,《水经·叶榆水注》误。秦在南中曾“颇置吏焉”,但所辖县皆不可考,若确设不韦县,应辖于蜀郡。但蜀郡最南的南安、僰道或汉阳,皆距不韦数千里,中间广大地区尚未设县,焉能跨越联系?《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裴注引东晋人孙盛《蜀世谱》云:“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此说在设县问题上与《南中志》同,在所徙吕氏上别于以上二说,可备一说。
[29]《水经·江水注》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改梁曰益州,以新启犍为、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按:《汉书》卷6《武帝纪》明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13州,晚于《水经·江水注》之说21年,当以《汉书》为是;武帝置牂柯、越嶲郡在元鼎六年(前111),《水经·江水注》既云新启,当在其后,反出其前,自相矛盾,亦不可信。
[30]《汉印文字征》有“汉建伶道宰印”,表明王莽时曾把益州的建伶县改为道。
[31]《史记》卷30《平准书》。
[32]《华阳国志》卷3《蜀志》。
[33]《汉书》卷24《食货志》。
[34]以上见《汉书》卷95《西南夷传》。
[35]《汉书》卷8《宣帝纪》,《华阳国志》卷3《蜀志》,《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6]《汉书》卷95《西南夷传》。
[37]《汉书》卷77《孙宝传》。
[38]《汉书》卷83《薛宣传》。
[39]《汉书》卷27《五行志》(上)。
[40]《汉书》卷10《成帝纪》。
[41]《汉书》卷83《薛宣传》、卷84《瞿方进传》。
[42]《汉书》卷77《孙宝传》、卷10《成帝纪》。《汉书·梅福传》说梅福上书成帝:……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注此语曰:成帝鸿嘉中广汉男子郑躬等反是也。此把“广汉”理解为蜀郡,大概主要是过去未置广汉郡时的概念。另外,当时广义的“蜀”亦包括广汉在内。
[43]《汉书》卷99《王莽传》注:张晏曰:“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师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
[44]《汉书》卷99《王莽传》。
[45]此仅见于《华阳国志》。1962年四川省博物馆收到一枚铜板,正中铸正文“西顺郡口苻则车山官”,另还有标明序号和重量的文字。见《四川彭山县出土新莽西顺郡铜板》,《文物》1979年第11期。
[46]《汉书》卷95《西南夷传》。
[47]《汉书》卷99《王莽传》。
[48]《汉书》卷99《王莽传》。
[49]《汉书》卷99《王莽传》。
[50]《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51]《华阳国志》卷10《先贤士女总赞》。
[52]《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有关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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