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_流式视角

“天下大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突出反映了前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到近代康有为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有着自己诞生演变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先秦思想家的百家争鸣,从不同角度对人类未来进行设计,构成了大同思想的渊源。《礼记·礼运》提出“天下为公”的“大道”,以三代礼制社会的“小康”为对照,形成了当时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体系,修正了儒家的社会发展观。近代的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对大同理想进行了改造,融入了西方传来的乌托邦思想,提出了破除“九界”、全球一体、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未来社会模式。这些思想虽然是一种空想,却反映出人类的文明追求。大同思想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期盼,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憧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鼓舞着现实中的人们不断前进和探索。

一、　“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渊源

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够达到一种公平正义的状态,我国古代的人民早已有所探索。在反映周代社会历史的《诗经》中,就已经有了表现此种诉求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萌芽。民众讽刺那些“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君子”,表现出对社会公正的强烈期盼(《诗经·魏风·伐檀》)。贫苦百姓希望能够到达理想中的乐土,发出“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咏叹,盼望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诗经·魏风·硕鼠》)。这种对美好社会的情感寄托和向往,成为产生大同理想的社会土壤。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大同社会理想酝酿成熟的时期,诸子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为古代大同社会理想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儒家思想对大同理想的影响最大。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谈到社会理想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国家与社会面临的主要是贫富分化问题,而不仅仅是财富绝对值的大小问题。理想的社会要追求“均”和“安”。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老年人在物质与精神上有所安顿,朋友之间相互信任,青年人也能得到关怀。这样的社会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后代行政的典范。夏商周三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尧舜之治,形成了治理国家理念的传承。在孔子思想中,尧舜与夏商周的时代虽然不一样,社会有了很大变化,统治方式也由禅让变成世袭,但治国理念一致。《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概念,就是由此衍化出来的。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面对战国时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社会现实与民众苦难,提出了“仁政”的社会理想。他从人类的恻隐之心以及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推导出仁政得以实现的可能。孟子在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争论中,坚持“王道”,不但要制民之产,更重要的是推行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满的道德共同体。为了说明“王道”的合理性,孟子把上古圣贤串联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前有尧舜禹汤,后有文武周公,圣人出,王道行。从孔子到孟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为理想社会提出了历史参照。这种历史观,被融入了后来的大同理想。

老子在理想社会的构建上与孔子不同,他把对自然的观察引入了政治社会理想。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天道是整个世界的公平法则,人类社会的活动理应遵循这一普遍的真理,老子因此得出结论,人类社会的贫富悬殊不合乎天道。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具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小国寡民”社会,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老子主张治理社会要返朴归真,小国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这种复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代论述历史从“大同”到“小康”再到“乱世”的思想渊源。

墨家学派以“兼爱”、“尚同”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强调“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为何要讲“兼爱”?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的现象,原因在于人与人不相爱。只有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本出发点,才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有了兼爱交利,就可救民于水火,“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尚同”是何意?就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使社会成员的意愿层层上达,使天下人的思想同一起来。墨子的思想与战国时代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潮截然对立,在墨子看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社会整体认知上短视的结果。人类社会之所以有别于动物世界,就是因为人类社会遵循的不是丛林法则,而是造就文明化成社会的平等互助原则。“天下大同”之“同”,就与墨家有一定的关联;大同社会的平等观念,更是直接源于墨家;天下为公的理论支撑,也同墨家主张的利他主义逻辑相合。可见,墨子的这些思想是大同思想在内容上的主要渊源。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理想,而这些社会理想又包含有共同的内核。这种共同内核就是对社会公平和人间正义的追求,对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期望,对社会发展规律奥秘的揭示。这些理想经过整合和改造,成为《礼记·礼运》描述大同社会的主要内容。

二、　《礼运》篇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的完整出现,是从《礼记·礼运》开始的。《礼运》篇关于大同社会的论述,明显与《礼记》其他章节的内容不一致,是托名孔子而把这种社会理想纳入儒学思想体系的。这段文字的形成年代,学界多认为产生于秦汉时期。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后来被广泛引用,是关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

《礼运》假借孔子之口,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之纲,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贤能在位、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着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为大家共同享有,人人都要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劳动,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人们之间充满了爱,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养老送终、教养幼儿、抚恤鳏寡孤独都由社会承担,权谋欺诈和盗贼横行不复存在,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人安居乐业,个个健康成长,具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礼运》认为,随着“大道既隐”,社会就由“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期就是这种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此看来,大同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天下为公”。与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相对比,三代的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最突出表现是礼乐文明。在这样的社会中,既然“天下为家”,社会准则就会按照血缘亲属关系远近确定,劳动是为了自己,统治者实行世袭制度,人们之间的关爱是有限度的,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按照血缘亲疏形成社会结构。不但以城郭沟池防范他人的侵犯,而且要以各种制度确立行为纲纪。人们以私利为出发点,从事生产劳动,社会通过礼法建立各种规范。礼义在小康社会具有重大作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由礼义确定相互关系,社会制度、土地疆界、贤能选拔、功劳衡量,都以礼义为标准。这种社会,需要由圣王明君来统治,一旦圣明君主不在位,社会就会发生混乱。

《礼运》所叙的大同社会,具有两个文化特色。第一,高度概括了先秦诸子的理想追求,同时又对各派思想有所扬弃。它既吸纳了孔子“克己复礼”、追随周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愿望,又扬弃了孔子倡导的“尊尊”、“亲亲”等级秩序观念;既吸纳了孔孟儒学“老安少怀”、君民同忧同乐、以王道反对霸道的仁政方案,又扬弃了儒学中不区分大同和小康、把尧舜同三代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念。它吸取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要思想,尤其重视墨家的“尚同”、“尚贤”以及社会平等观念,但又不同于墨家“摩顶放踵”的改造社会思路。它在历史进程认知上,吸取了道家的复古观念(儒家的复古思想不同于道家),而扬弃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在对诸子百家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既来自各家又不同于各家的“天下为公”社会模式。第二,超越了救治社会的具体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性质,使这种社会理想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但保持了生命力,而且还不断被发扬光大。表面上,《礼运》所说的社会历史是从大同到小康,但内在的实质是鼓舞人们从现实的小康追求走向理想的大同境界。作为一种理想,它能吸纳后来的各种社会公正观念,为历代仁人志士变革社会提供精神动力,不断吸取新的文明成果,推动人类向大同社会的方向前进。

在人类文明的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都进行过严肃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命题,代表着人类精神的自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类似,古希腊的先哲也产生了相近的命题,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其代表。《理想国》以“正义”为基点,按照人类美德分布的差别,设计出善政的“哲学王”模式。柏拉图也认识到私有财产和社会纷争的危害,主张废除家庭,财产共有,社会各层次各尽其职,互不干涉,互不逾越。后代的乌托邦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都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渊源关系。古代中国诞生的大同思想,同希腊先哲的理想国家,不但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在理念上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对于后人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常读常新的人类愿景。

三、　大同理想在古代中国的发展

我国历代的社会思想家从未以止步于小康社会为满足,大同理想的基本意义在于,人类的社会文明如何能够摆脱丛林法则的不断威胁。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是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正义的美好社会,使人类走向更加人性化的文明状态,使人性的光芒伴随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发扬光大。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永恒的价值,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探究因而也具有现时代的意义。

秦汉以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代思想家借助理想社会的蓝图,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魏晋时代的思想家往往受道家思想的浓重影响,设想接近于“道法自然”的人间乐园,借其讽喻现实。晋人伪撰的《列子》一书,构想了两个理想国——“华胥国”和“终北国”。在华胥国里,不存在统治者,民无嗜欲,过着自然而然的生活,人们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苦,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在终北国里,人性非常温顺,无君无臣,没有烦恼与忧愁。东晋的陶渊明还虚构出一个桃花源世界,这个世界环境优美,人际关系融洽,没有税收与压迫,老幼都能很好地生活,秩序井然,其乐陶陶。桃花源因此而成为历代人们所向往的世外仙境,同现实的困苦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引发出人格平等、社会公平的意识。不同于历史虚无主义与倒退的、循环的历史观,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其中的“升平世”与《礼运》中所说的“小康”社会相仿,“太平世”则与“大同”社会相仿。怎么样实现太平社会呢?何休提出确立以公平为基础的均田制,人们相互之间做到互通有无,相互周济,并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太平社会虽然不否认天子、司空、里正等官员的存在,但这些官员并不享有特权。这种思想,到近代以后开始同人权平等观念相对接。

第三,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天下”与“国家”的关系,不再囿于一家一国思维。早在战国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观念。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顾炎武在论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时,深刻地分析了国家和天下的不同。黄宗羲对这一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升华。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他说,自古以来之所以出现君主的统治,不是来自君权神授的神话,而是发展公益、除掉公害的社会发展必然结果。天下这一理念高于个体与家族的私利,是文明的同义词。黄宗羲指出,后世的君主将天下作为自己一家的私产,把自己个人的意志当作天下的法律,这是导致社会衰败、文明隐退的根源。这种思想上的启蒙意识使黄宗羲认识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

第四,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逐步上升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反思政治社会的本质,促进中国古代制度的变革。宋元之际道士邓牧在《伯牙琴》中提出“废有司、去县令”的主张,反对宋代理学家的伦理观念,否认社会生活中特权思想的天然合理性。他认为,现实社会是丛林法则支配下的社会,虎狼一样的官吏无所忌惮,压迫牛羊一样的民众。君主和官吏本应是社会的服务者,然而君主的权力无限地扩大,致使社会陷入“智鄙相笼,强弱相凌”的境地,导致社会偏离了文明进程。邓牧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姿态,认为坏的政府还不如没有政府,主张政府的权力越小,社会就越能平安。

四、　大同理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的大同理想起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以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第一,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书》。

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活动中,托古改制,以“公羊三世说”作为变法指导思想。他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方式,写了《孔子改制考》,运用公羊学的比附衍生方法指出,孔子并不是“述而不作”的先师,而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时时都在维新。在《春秋董氏学》中,他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治理乱世而作,孔子推崇的尧舜和文王,是孔子对“民主”和“君主”理想社会的寄托,“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是《公羊春秋》中的三世说。他把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备全也。”(《春秋董氏学》卷二)据乱世是缺乏文教的野蛮时代,升平世是社会向文明发展的小康时代,太平世是高度文明的大同时代。

与古人不同,康有为大量采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古籍,他把孟子说成议会政治的倡导者。“孟子言治天下,皆曰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万木草堂口说·孟荀》)对孟子见梁惠王的“左右皆曰贤”一段对话,他解释为升平世授予民权,开设议院,推行立宪政治。康有为的这些说法,其核心是为变法寻找理论根据,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他对儒学的解释,往往是一种西学观念,如用民主、君主、民权、君权等概念阐发儒学,儒表西里,反映了近代思想家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

康有为的社会理想,反映在他经过长期思考撰著的《大同书》中。他对《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说进行了全新的阐发,与他倡导的“公羊三世说”相配套。由于过于惊世骇俗,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后秘不示人,只是同弟子谈论时言及概要。1913年,这部书的部分内容首次面世。康有为认为,大同之制是“人类公理”,实现大同的途径是“去九界”,即破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而要通向大同,破除九界,就要废君权,兴民权,行立宪。“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大同书》乙部第二章)大同社会全球一体,是至平、至公、至仁、至治的极乐世界,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没有私产,共同劳动,共享财富,没有军队,没有政府,议员民选,事务众决,男女平等,人人独立。这种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糅合了儒家的大同理想,耶稣教、佛教的平等、博爱教义,以及欧洲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大同思想在近代的新变化。

第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历史上的大同理想。在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多次使用了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概念。民族主义以追求民族独立为核心,是走向大同的前提。“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 民权主义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孙中山解释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2) 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另一方面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 。

孙中山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实现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认为,“天下为公”与“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必要加以继承与发扬。他相信,“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壮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4) 。孙中山力图克服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以新的大同理想超越古代的盛世。他强调,国家对于民众,不但要能保民,而且要能教民、养民。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其功业仅仅能够保民;今之新政府,则要保、教、养并举。而且他认为苏俄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接近于此。“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5) 孙中山对实现大同理想满怀信心,说:“欲泯除国界而进于大同,其道非易,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庶可致之。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6) 孙中山把天下为公思想与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他的大同理想。

五、　大同理想的现实意义

“天下大同”作为一种对美好社会的精神追求,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土壤之中。了解大同理想在中国的历史与特色,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精神特质形成深刻的认识,更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正确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第一,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表明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合理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才能够真正地讲求礼义廉耻,贫富分化严重化不仅会造成社会的苦难与人间的悲惨现象,更会对社会整体的和谐感与家园感带来创伤。人们只有过上体面的生活,自尊感才能够获得实现。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实现,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携手前进。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类社会创造新的文明。

第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给予我们在制度建设上的启发。即通过终身教育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意识,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并以道德教化与制度变革的互动促进社会自身的成熟。中国传统社会倡导明君贤相政治理想,这种带有等级色彩和精英主义的主张在现时代有必要加以调整;大同理想则体现了对社会平等的原始追求,使古代的社会理想具备了向近代思想转化的前提。只有尊重每一个体的权利,确立起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使有才有德者能够发挥积极性,才能够确立稳定而有机的社会秩序。

第三,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需要与宽容感恩的情感相结合。天下大同在新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公平正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同时给予多元文化以生存的空间,社会生活中充满会通、宽容的精神。天下大同的“同”,不是排除异己的“同”,而是和而不同的“同”。在现代条件下,需要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促进社会生活的丰富与思想文化的多元互补。

第四,实现现实和理想的平衡。大同理想的最大功能,是给人们点燃照耀心灵的火花,使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超脱现实的拽累,任由美好的愿望在思绪中驰骋。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如果完全沉浸于现实,就会失去憧憬未来的动力。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新的价值追求方向,但人们并没有找到通向大同的真正道路。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会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架起桥梁。

(1)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2)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2页。

(3)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5页。

(4)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5)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6) 《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