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木氏土司治边：具体影响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明代，木氏土司向北拓展，一度控制了昌都以南的巴塘、理塘、稻城的藏区，“徙摩些戍焉”，通过“移民实边”政策，“麽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15]。[21]元明以来，木氏土司及后来的管理者采用的纳西族军政合一制度——“木瓜”“本孙”制度在康区推行，也是纳西文化对藏区影响的表现。清代木氏土司在康区衰败，“木瓜没有因为木氏土司的失败而从藏区消失”[22]。

就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关系而言，与藏族的历史渊源深远。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藏文化对纳西族地区的影响也是最突出的。由于文化具有相互渗透性，因而纳西族文化也对藏区产生了影响，这可以从民俗文化、农耕技术、语言等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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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7　1951年调查材料

图片来源：木府提供

首先看纳西族民俗文化对藏区的影响。明代，木氏土司向北拓展，一度控制了昌都以南的巴塘、理塘、稻城的藏区，“徙摩些戍焉”，通过“移民实边”政策，“麽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麽些也）”^[15]。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民国政府决定建立西康省，把隶属于云南的中甸、维西、阿敦子（德钦）归西康省，认为此区域内古宗^[16]民族很多，而且云南省未能很好地治理。其实这一区域的古宗民族只有5700户，而域内总户数超过了15000户，古宗不及总人口的1/3，“故此区内居民以麽些为主，盖麽些多已汉化，其他民族之融合以麽些为中心也。”对融合于麽些的吐蕃，清代以来称之为“麽些古宗”，他们的服饰、礼仪、习俗多与纳西族相同。“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有人提到纳西族曾经在甘孜藏族地区最少有五千户以上，这个估计丝毫不过分，尽管现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数不多。”^[17]再从民国时期中甸县人口变化中，也可以看出纳西族对藏区的影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麽些有12884人，古宗有9777人^[18]；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麽些有8259人，古宗有8252人^[19]。可见，在民国时期的中甸人口中，麽些民族（今纳西族）人口数量超于古宗数量，而且分布于金沙江沿岸、大中甸、小中甸、三坝等地，称为“本地人”，民俗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任乃强认为：“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为最优秀之民族也。”^[20]“此开辟康滇间文化之三大动力……以丽江木氏图强，经略附近民族，为第一动力！”^[21]元明以来，木氏土司及后来的管理者采用的纳西族军政合一制度——“木瓜”“本孙”制度在康区推行，也是纳西文化对藏区影响的表现。纳西族“木瓜”制度源于古代部落战争，形成于元代。“木”意为“兵”，“瓜”意为“管理”。清代木氏土司在康区衰败，“木瓜没有因为木氏土司的失败而从藏区消失”^[22]。如《红坡噶丹羊八景如意宝瓶底簿序》载“噶玛教派木瓜僧迪吉和诺布二人新建本寺……”^[23]；杜昌丁在《藏行纪程》中载：“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头人等名色。”^[24]这些文献中都有“木瓜”官职之记载。“本孙”，“本”意为村寨，“孙”意为管理者或掌控者，是木氏土司在控制区内推行管理村寨的头人制度，它与“木瓜”制度一样延续到1949年。

其次看纳西语在藏区的影响。康南地区以纳西语命名的地名不少。《乡城县地名录》中的“热公”（绛岗），意为纳西族居住之地；《稻城县地名录》中的“巨龙”（绛让），意为纳西族的水沟。中甸是受纳西语影响最深的藏区，在藏语方言中，纳西语借词占相当的比例。小中甸和东旺的藏语中夹杂有很多的纳西话，小中甸的藏民对核桃、蚕豆、玉米、衬衫以及撮箕等物的称呼都借用了纳西语。^[25]由于借纳西词不少，形成了康方言区的南路语群中的特殊土语。在中甸境内高寒山区至今还有很多纳西语地名，如大中甸的吾日、洛东、洛茸、吉利古、格都、布伦、阿极、川词、阿日克、古孜莱、白色词等，小中甸的日吕、木鲁古、瓦嘎、吉沙等^[26]。纳西语对藏区的影响远不及藏语对纳西族地区的影响，但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了纳西文化对藏区的影响，在民族杂居区域，民族文化的交融就是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也符合推进区域内民族团结和发展的需要。

再看纳西族农耕技术在藏区的传播。明代木氏土司向藏区大量移民，战时为兵，修筑碉楼（在今天白松乡的河谷、山顶都有碉楼遗址）；平时开垦造田，自给自足，等等。此方面的内容在前文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啰唆。

【注释】

[1]麽些，指现在的纳西族。

[2]任乃强著：《西康图经·民俗篇》，南京新亚细亚出版科1933年版，第318页。

[3]任乃强著：《西康图经·民俗篇》，南京新亚细亚出版科1933年版，第325页。

[4]段鹏瑞编：宣统《盐井乡土志·源流》，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5]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6]杨福泉：《明代丽江版〈大藏经〉述略》，《丽江日报》2005年12月17日第2版。

[7]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8]（明）徐弘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1页。

[9]白郎：《丽江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历史考察》，参见《丽江第二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10]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