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地域转变与生计变化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大埔等山区，至雍正年间，因人多地少，生计已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传统所言“堠南吃街场，堠北吃田洋”等俗语，表明白堠人已因地制宜，依据市场需求作出了自己职业的选择。村民便以充分提高阳田的复种率来增加粮食的亩产量。明代中叶以来，潮州沿海一带人口众多，制瓷、盐业等相当发达，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竹木炭柴严重缺乏，形成一个庞大的木柴需求市场。清初以来人口增长较快，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木材、薪炭均取之于山林。

大埔等山区，至雍正年间，因人多地少，生计已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入山诸邑，人稠地狭。崇冈大阜，种稻、黍、薯、芋，如悬崖瀑布，尚苦不给。多佣力四方，则亦末如之何矣。”^[329]农耕之外，百姓“多佣力四方”。

白堠山多田少，人口众多，迫使当地人充分利用墟市和市场，建立起外向型的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一是经商，利用墟市，直接吸取当地资源；或出外经商，获取外界资源。二是外迁拓展，或迁周边山区，或迁外地，积极发掘生存资源，扩大生存空间。三是发展文教，或任官，或任教于各地（详见后文）。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杨之徐之父杨士薰为儿子分家的《父支分序》中，还反对经商，认为比较稳健的职业，还是读书和耕种。“诸男勿谓业薄，各能长守不失，则为祖宗根蒂之人。若听诳卖，谓可生放致大，则一去难得，罔有依归矣。人生在世，得意事少，失意事多。所宁者，或耕或读，循理畏法，积累以听其自致尔。”^[330]但至康熙五十七年杨之徐六十岁为儿子分家时，其所撰之《诸男支分簿序》中，所提示的职业就扩展至工商了。“子孙士、农、工、商，务厥恒业，毋为游荡，比匪招祸，率之不谨，教也不先。”^[331]由耕读传家到士农工商并重，反映了士绅职业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迁。

传统所言“堠南吃街场，堠北吃田洋”等俗语，表明白堠人已因地制宜，依据市场需求作出了自己职业的选择。

1.开发山林

大埔为山区，靠山吃山，以山养人，是山区经济的特色之一。至康熙以来，因为人口的增长，山区开发承载的分量愈来愈重。山田开垦众多，人工林种植相当普遍，由自然林至人工林的转变，成为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埔地方，“多山陵林麓，耕稼之地，十仅一二”^[332]。多为山地丘陵，耕地仅占一成，所产粮食无法满足当地人需要。如康熙年间，一年之产不够半年之需。^[333]因而开垦山地，开发山林成为扩大土地面积、增加产量的重要途径。但开垦耕种，皆不容易。“厥地多山川，皆巉岩萃岽，童山石块，不堪耕作。其平衍堪种者，又苦沙淤泥积。”^[334]白堠虽为山间盆地，可耕地相对较多，但随着人口增加，土地亦越来越紧张，遂不断涌向四周山地，开垦新的田地。崇祯六年（1633）的举人杨廷纪，响应知县张燮任的号召，至崇祯八年与傅选、张一懋开垦出“田地山埔”二十余亩。^[335]随着白堠人口的不断增多，后来杨姓到软桥、流湖畲、帽山，池姓到江屋冉，萧姓至将军畲、大水里等周边山区开垦。“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336]经过村民的勤劳开拓，山区面貌大为改观。“山谷迤逦有水之处，自麓而跻腰颠皆阪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烧治为畲，以树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佽谷食。”^[337]

村民在长期耕作实践过程中，根据土壤的特性和肥瘠情况，总结出一套颇有成效的生产经验。村民习惯将田地分为阳田、山田及旱地，在不同田地上种植相宜的农作物。阳田、山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其中，阳田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村面广阔，可收早、晚两造者，可谓之上田；第二种附近河岸者，虽土地肥沃，但上季常遭水患，早稻失收，仅晚稻得收成一造，可谓之中田。”山田也有两种：“第一种两山之夹，平沟为田，广仅数丈或数尺，山影阴沉，泉流冷浸者，或称山塘，或称湖洋。第二种掘山成级，引水为田，土质粗劣者。此二者仅可收早稻一造，可谓之下田。”由于山田或阴沉冷浸，或土质粗劣，产量自是微薄。村民便以充分提高阳田的复种率来增加粮食的亩产量。土地较肥沃的阳田，晚稻收获后，“更可植麦，待次年三月收麦之后，仍可插莳早稻，可以多收一造”。不宜种晚稻的阳田，则被用来种植番薯，“当早稻未收之前，先使禾田干晒。割稻后，即将田土犁松打碎，拨之成畦，栽插尺许之薯藤。至十一、二月藤老，刈去专饲猪料，掘其地下块茎，储之以供食料。故邑中小村乡人家，冬春皆以番薯为粮食大宗”。^[338]

旱地也有两种，“在平旷之地，因不得水利，不可以为田者曰埔坝；依山垦殖者曰畲”。较肥沃的旱地，“早季宜粟，宜早稻及高粱、玉蜀黍等；晚季宜番薯、蔬菜等。稍瘠者仅宜番薯。若在沿河两岸者，尚有过冬番薯一造，冬栽春获，与麦相等”。^[339]

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以提高经济效益。“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以贩外省。”^[340]

白堠乡民依据山区地形多样化的特点，因地制宜种植多种作物，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了墟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这一时期开发山区的另一大变化是人工林的发展。因其他资源缺乏，山区居民靠山吃山，以山养人，山林成为重要的生存资源，很多人靠采伐山林为生。明代中叶以来，潮州沿海一带人口众多，制瓷、盐业等相当发达，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竹木炭柴严重缺乏，形成一个庞大的木柴需求市场。^[341]大埔等山区所产之木材柴炭等，顺韩江而下，源源不断地运往潮州府城及沿海平原。不少商人因贩卖竹木而发财致富。如万历年间湖寮双坑木商何少松（1552—1630），把清远河流域的木材大量贩卖到潮州，“不数年广置田庄，称饶裕焉”^[342]。

清初以来人口增长较快，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木材、薪炭均取之于山林。烧山开垦者日多，划木、烧炭等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出现了对山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致使山林迅速惨遭破坏，“山濯濯童矣”。从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倏时大雨，百道流潦，泥沙崩塌”^[343]，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尤为严重的是，大的水旱灾难变得更加频繁。如大埔建县至明末120年间仅10次，清初至康熙70年间达12次。^[344]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如康熙七年（1668）的洪灾，“坏沿乡土堡。时白堠鸣凤楼冲废，湖寮废土围一所，居民房屋荡析无数。父老言比隆庆庚午水更高丈余”^[345]。康熙四十年六月的洪灾，“（县）城内外民居漂去十之六七，城墙圮者甚多。三河铺店漂失十之九，民房漂圮十之四。白堠溪南岸冲崩所有楼屋并基址俱变为溪，其上渡头有邑侯李公祠，亦崩去，寸土无存。故老言开县以来未有也”^[346]。

过度采伐山林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但山区居民又不能不以山林为生，以山养人，因此人们在官府的提倡下，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山林，采伐对象出现了由自然林向人工林的转变。

嘉靖年间大埔县令吴立思就提倡种植人工林，认为山中林木丛生，百姓才能获取生活之资，才能丰衣足食。因此亲自在县城附近的天印山上进行示范^[347]，但收效甚微。这种滥采山林的现象，一直到清初以后才有所改变。由于韩江下游地区庞大的木材市场的吸引，从明末以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杉树、松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如康熙三十二年湖寮何与蓝、罗等打山林官司时，海阳县丞高某在查勘山林时看到，“山丰山系蓝、罗、黄、丘等姓栽种”，“何姓通族坟木共十八处”，“外有他姓共三十三家”。并认为“此乡居民，山多田少，艺木营生，历代无异。不独何氏一姓，合邑皆然”^[348]。可见人工林的种植在大埔山区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主要经营方式。雍正初年任普宁、潮阳知县的蓝鼎元也认为要改变大埔的经济状况，必须“谷涧冈阜，皆种竹木，槎蘖伐夭，并为严禁”^[349]。

白堠人多地少，因此四周的山岭，亦被各姓充分利用，开垦山场，种植树木。如池姓祖尝山林，至乾隆年间建祠时，不足经费以出售树木以弥补。白堠车头的饭箩山，种满了松、杉等树木，“培植多年”，后“尽划而售之”，获利颇厚。^[350]白堠杨氏公尝山林不多，因而尤为重视。康熙六十年（1721），杨之徐发现尝山之树林被盗砍，异常气愤，当即纠集村民集资，在山中建庙设立神位，以迎神会禁的方式，严禁村民盗砍。其所写《迎神会禁祝词》全文如下：

惟神聪明正直，厥道惟彰；白堠人士，久托慈航。祸淫福善，不替灾祥；有祈有报，戴显其光。念予堠里，人满土凉；耕耘无地，垦及山场。一杉一木，治生之方；凶顽无耻，刀斧是张。旦旦而伐，顿使山荒；弱肉强食，罔顾维桑。相凌以势，含怨谁控；不行会禁，滋蔓成殃。人谋允协，神力是勷；为恶者去，从善者昌。诛之殛之，扶弱锄强；幽求鬼责，明则人匡。革面革心，俗乃返良；爰鸠群姓，醵赀治觞。神威不远，鉴兹衷肠；降之百福，南北同康。^[351]

从祝文中可知，当时杨姓人已经在山中种满了树木，“一杉一木，治生之方”，把山林作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但村中人满为患，无田耕作，因此至山中开荒种垦，从而导致垦殖与盗伐的矛盾。盗划山林不仅使山岭荒芜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会导致弱肉强食，引发激烈的社区矛盾和宗族冲突。为防患于未然，因此杨之徐纠集村民，利用乡人崇信神明的心理，迎神会禁，把山林的控制权交给神明。由此反映，人工林的种植和出卖，已成为山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经营工商

康雍年间，大埔人充分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352]。外出经商谋生者众多。白堠人除外出经商外，白堠墟市亦成为他们经营的重点。康熙年间，白堠墟建有店铺100多间，墟市经济相当发达。“堠南人吃街场”的俗语，表明堠南人，尤其是控制墟市的杨姓人，多以墟市维持生计。这句俗语，反映了深刻的社会背景。白堠墟建在堠南杨姓人的地盘上，而堠南杨姓又人多地少，因而杨姓人只好充分利用墟市，或开店铺经商，或为商家服务，从事打杂、挑担等，从墟市中获取生活来源。

墟市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生计的变迁，既是地域性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埔地域转变与生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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