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戌虽无孔墨之贤,所在宋国亦无晋楚齐秦之大,而他扬言:“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因此,弭兵休战成了当时中小国家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愿望。就这样向戌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了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十四国的代表,从而在宋国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弭兵会议。......
2023-08-30
霸主的衰弱,使中小国家有了更多的说话机会。子产,这个没有机会说话,也要创造机会去说话的郑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自然不会放弃历史已为他提供的说话机会。
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晋国在平丘会合诸侯。然而这次平丘之会,已表明晋国的霸业走到了尽头。与会的诸侯只是在晋国的威逼利诱之下才勉强而来,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是一个衰败的大国,若是发起疯来也是令人可怕和担忧的。正如叔向威胁鲁国时所说的:“牛虽瘠,偾(仆倒)于豚上,其畏不死?”(《左传·昭公十三年》)
不过,牛已瘠终究成了事实,因此,平丘之会再也不是晋国一手遮天的盟会,子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为郑国的贡赋之次(即“承”)不公平据理力争,他在盟会上大声说道:“以前天子确定贡赋的等级,以地位轻重排列,位尊者贡赋就重,这是周朝的制度。现在郑国为男服,却要按照公侯的标准来进贡,这恐怕是我们难以办到的。如今讲诸侯靖兵,应该以友好的态度来共处,如果贡赋没有限度,小国免不了有缺失,这就是为何小国得罪大国的原因。诸侯重温旧盟,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贡赋没有限定,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因此,存亡之制,将在今矣!”
于是子产争承,从中午开始,一直坚持到晚上,晋人才松口答应子产的要求。
盟后,郑国的子大叔责备子产说:“怎么可以这样强硬呢,如果晋率诸侯来讨,怎么办?”子产胸有成竹地说:“晋政多门,自顾不暇,哪有什么时间来讨伐。况且国家不和他国力争,也会遭到欺凌,这样还成什么国家?”
在对晋国和整个局势的认识上,子产较之子大叔可谓清楚明白得多。子产争承,其意义是深远的,事后孔子评价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子产的胆大,绝非是一时冲动的鲁莽之举,子产的成功,自然也不是一种侥幸的成功。只有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敌我势力消长变化了如指掌,才敢一反常态,与大国相争,并且寸步不让,从日中至于昏。昭公十六年(前526),子产拒绝了晋国当政者韩宣子的无理索求,则是子产这种胆大心细的外交政策成功的又一例子。
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可与之配对的另一只在一个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利用出使郑国的机会想通过郑伯得到它。子产不答应,说:“这不是国家府库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
子太叔、子羽私下劝子产道:“韩宣子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对晋国可不能怀有二心。韩宣子是不可以怠慢的,如果此时有小人从中挑拨离间,激起了韩宣子的愤怒,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您为什么要冒着有可能得罪一个大国的危险去爱惜一只玉环呢?还是把玉环找来给他吧!”
子产却说:“我听说君子不忧虑没有财物,而是忧虑没有美好的名声自立;治国不是忧虑事奉大国安抚小国,忧虑的是不用礼仪来定其地位。那些大国只知道给小国下命令,如果他们的一切要求都要去满足,小国用什么去不断地供给他们?如果一次给了,一次不给,所获之罪就更大了。大国的要求,不合礼仪的就要予以驳斥,他们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况且一味地满足大国的要求,则是使我国成为其边鄙之邑,从而失去了国之为国的地位。而韩宣子奉命出使,却在这里求取玉环,他的贪婪邪恶不是也太过分了吗?我们若拿出一只玉环引出以上两种罪过,不也是太不值了吗?”
韩宣子见子产不同意,就私下向商人去购买这只玉环,成交后,商人说:“请一定告诉执政的大夫。”于是韩宣子向子产请求道:
“前不久我请求得到那只玉环,执政认为不可,没有再敢请求。现在我从商人那里买到了它,商人说一定要将此事上报,所以我冒昧地来向您请求。”
子产回答说:“从前我先君桓公与商人们一道从周朝迁移来到此地,我们合作开辟了这块土地,世世代代都有盟誓,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强买你的东西。’依靠这个盟誓,我们才能相保以至于今天。现在您带着友好来敝邑访问,而告诉敝邑强夺商人的东西,这是教导敝邑违背盟誓,恐怕是不可以的吧?您如果得到玉环失去诸侯,那您一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发布命令,让我们不按法则贡献物品,这样郑国就成了大国的边邑,这也是我们不能干的。我不知道献上玉环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也冒昧地向您私下请教。”
韩宣子听了子产这番话,赶紧退回了玉环,惭愧地说道:“我虽然不聪明,岂敢得玉环而获两项罪过?”
一味地顺从大国,只能使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最后只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因此,顺从只可作为权宜之计,不能视作长久国策,一旦有机会就要与大国抗争,或明或暗,或直或曲,设法为自己争得一片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子产争承和拒献玉环,它们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郑国,它们为中小国家在大国的淫威下图生存、图活法树立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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