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亦是一个大都,它超过了规定的制度,对郑庄公仍然构成威胁,故谋臣祭仲劝阻郑庄公不予答应。这对于不仅想稳固君位,而且想称霸诸侯的郑庄公来讲,实在是一着下招,最好的办法是让武姜和共叔段的野心逐渐昭著于世人。果然,共叔段到京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的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武姜也积极行动,将届时开启城门在内策应。至此,共叔段的势力被彻底击溃。......
2025-09-30
伍员备尝艰辛来到吴国时,正值吴王僚用事,伍员就对他游说伐楚之利,公子光竭力反对说:“伍子胥父兄被戮于楚,他劝王伐楚,显然是为了自报私仇,其计断然不可从!”
伍员看出公子光怀有野心,想弑吴王僚而自立,故不再说外事。于是向公子光进献勇士专诸,自己则与太子建之子胜退耕于野,蛰伏下来,以等候那惊蛰的雷声。
过了几年,到了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九月,楚平王死,吴王僚想趁楚丧往伐。于是遣公子掩馀、公子烛庸率吴军包围了潜(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地,楚亦发兵断了吴军的退路。
与此同时,吴国著名的公子季札正出使中原诸侯各国。公子光认为这是个篡位的绝好机会,便对勇士专诸说:“我本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我现在就要得到它!此事若能成功,就是季子(即公子季札)回来,也不会废我。”
专诸知道这是公子光要让自己去刺杀吴王僚了,由于对家人的后事还有点不放心,故对公子光说:“我可以杀掉吴王,只是母亲年老,儿子尚弱,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公子光要专诸尽管放心好了,说:“你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
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后,公子光就在家里设宴款待吴王僚,吴王僚知道此时国内空虚,怕生变故,此次前来赴宴,也是防备森严、异常谨慎。他在通往公子光家的道路两边设满了岗哨,在公子光家的大门口、台阶上、房中都布置了自己的亲兵。卫士们个个手执武器,严阵以待。进献食物的人必须在门外脱光衣服,换上他们预先准备的服装,进门后只能膝行而入,由手握短剑的士兵左右挟持呈上。吴王僚以为这样便可万无一失了,然而他没有想到,在公子光家中的地下室里,早已埋伏着公子光的部下。待酒宴开始后不久,公子光称有足疾要暂时离开一下,旋即便遁入地下室中,他让专诸把短剑藏进烹熟的鱼肚里,端出去进献给吴王僚。专诸在靠近吴王僚时,突然抽出短剑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当即被左右挟持的士兵杀死。公子光率领埋伏的甲士冲出地下室,将吴王僚的徒党一举剿灭。
就这样公子光便成了吴王阖庐,他任命专诸的儿子为上卿,把退耕于野的伍员召了回来,与之共谋吴国大事。
季子出使归来,见江山易主,已无可奈何。于是通达地说道:“如果能使先君之祀不废,民众不弃君主,土地五谷之神得以供奉,国家没有倾覆,他就是我的君主,我敢怨谁呢?哀痛死者侍奉生者,以待天命,这是古之常道呀!”(https://www.chuimin.cn)
季子到故君吴王僚的墓前哭泣复命,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上等待新君吴王阖庐的安排。
季子没有让自己陷入是侍奉故主还是侍奉新主的非此即彼的两难抉择中,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本来按常理而言,公子光杀吴王僚,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为礼义所不能容,是忠臣贤良不会原谅的。按照此种思路走下去,季子即便不能学召忽死君,也不能去侍奉如此新君。但是如果另外换一种思路:只要新立之君为民众不弃,使先君有祀、社稷有奉、国家不倾,这样的君主也是有道的君主,也是应该侍奉的君主。如是,季子则当如我们看到的季子,既与故君保持情义,又学管仲改事新主。
若按常理,侍奉二主,也为不义。而季子则按自己的观点来理解义,周旋于两主之间,去墓前复命,回原位待命,使两种相悖的行为,在季子的应变智慧下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可见,季子的所谓统一已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统一,或者说,这种统一本身就是一种超常越规。就人本身而言,由于受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使自己的所有行为尽合礼义规范,顾此失彼在所难免。所谓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号,是也。就礼义规范而言,它只是常规情形下对人的行为的常规限定,许多特殊的情形是它无法考虑进来的。试图用一种美丑分明黑白两色非此即彼的标准去剪裁复杂纷纭的现实,显然是愚笨的,是不可能的。故而通达之士从不把礼义规范作为自己的镣铐,他们认为只要目标高尚(这是礼义的最本质的内核),对某些规范作些变通也无妨,即便有“不规矩”之嫌,亦可在高尚的动机中予以净化。孔子的学生子夏不是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话吗?
可惜的是,达到此种境界的人并不太多,大多数人则是把礼义规范视作不能丝毫变通的僵硬的东西,畏首畏尾地怕触禁网,结果难成大事。有的甚至在不能两全的彷徨苦闷中,以一死来求得解脱,而这恰恰是违背了礼义的规范者们最初的意愿。
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何历史上多的是“守节”“死节”的卫道士,却少有“立德”“立功”“立名”的成功者。
还是古人们自己总结得好: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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