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得与失：赵宋内政外交的探索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魏王赵恺和三子恭王赵惇。三子之中，赵愭排行最长，又深得宋高宗和孝宗欢心；赵恺性格宽慈；而赵惇的功利心最重。乾道元年（1165）六月，赵愭夫人钱氏生子，太上皇赵构大喜。而两个月之前，赵惇夫人亦生子，于是恭王府直讲王淮携白札子（已拟定内容而未用玉玺的诏令）拜见宰执，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嫡长孙。参知政事钱端礼是邓王钱夫人的父亲，代行宰相之职，对宋孝宗上奏：“嫡庶具载《礼经》，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60]接着言及初二日朝拜德寿宫，太上皇帝亲口宣谕“皇嫡孙生，与其他事体不同”^[61]，自己已依太上皇旨意于初五日上表称贺。而王淮携白札子来见，辩称“年钧以长，义钧择贤”^[62]。孝宗回答：“此是何语，皆非所宜言。”^[63]于是下诏称王淮“倾邪不正，有违《礼经》”^[64]，将之放罢至京外为官。

王淮此举背后，显然有恭王的指使，意在凭借嫡长孙的名分争夺太子之位。所谓“年钧以长”，意思是两位皇孙年龄相当，应该根据出生先后确定嫡庶；而“义钧择贤”则指太子之位应择贤而立，不论长幼。王淮以恭王府直讲的身份，不避嫌疑，公然为赵惇发声，妄议储位，这才招致钱端礼的愤怒和宋孝宗的斥责，认为非其所宜言。

乾道元年（1165）八月，赵愭被立为皇太子，但不幸于两年后病逝，谥号“庄文”。乾道六年（1170），庄文太子丧礼毕，陆续有朝臣提出应再立太子。八月，宰相虞允文与宋孝宗谈及希望尽快册立太子。孝宗坦承：“丞相言极是，但此事却有些迁次。”^[65]所谓“有些迁次”，也就是有些变数，显然孝宗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宋史·魏王恺传》载：“庄文太子薨，恺次当立，帝意未决。既而以恭王英武类己，竟立之。”^[66]庄文太子死后，按照长幼之序，应该由赵恺接替，但孝宗因故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并最终因为恭王“英武类己”立其为太子。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所谓“英武类己”只是一种掩饰，孝宗决定越次建储另有原因。

在赵恺与赵惇之间，宋高宗和孝宗似乎都更偏向于赵恺，《宋史·魏王恺传》称“王性宽慈，上皇雅爱之”^[67]。孝宗也曾为立赵恺做太子而打压赵惇，绍熙二年（1191），黄裳在一篇给光宗（赵惇）的奏折中提道：“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廪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廪浚井，在当时或有之。”^[68]所谓“焚廪浚井”，是舜的父亲瞽叟和兄弟象合谋害舜的典故，黄裳敢于在奏疏中明白写出“在当时或有之”，则此事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或许当时已是人尽皆知的不宣之秘。不过，尽管宋高宗和孝宗都有意于赵恺，宪圣太后却偏爱赵惇，正是顾虑到她的态度，孝宗才迟迟不能确定储位。

乾道六年（1170）八月二十五日，虞允文再次提醒孝宗早定储位，并引用唐太宗的故事劝诫孝宗。唐太宗以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偏爱四子魏王李泰，不肯早定名分。魏王李泰觊觎王位，时时想将李承乾拉下马。褚遂良因此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69]的建议。褚遂良的担心终究变成了现实，唐太宗依旧偏爱李泰，太子因为担心被废而谋反。虞允文引用这则故事来警告孝宗，是否也暗示孝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临着与唐太宗相似的处境？他在引用这则故事后，旋即又说“今日之事，臣之所忧有甚于遂良，但不敢尽言尔”^[70]，似乎说明两位皇子之间争夺皇储的角力，比唐太宗时尚有过之。

孝宗向虞允文征询意见。虞允文表示“陛下家事，臣不当与”^[71]，随即引用寇准当年回答宋太宗的故事，提醒孝宗“此事问内人亦不可，问大臣亦不可，问中贵人亦不可，惟陛下独断乃可尔”^[72]。他一再强调册立太子应当出于孝宗本人的独断，并以宋太宗为榜样，说：“太宗英断一发，千百世无有议之者。此臣卷卷之忠，独有望于陛下也。”^[73]这也恰恰说明，有其他的意见在左右着孝宗的判断。

乾道七年（1171）正月初五，宰执奏事完毕，宋孝宗向虞允文提及，想要在立太子后，将另一子出镇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先例。虞允文答以本朝无此先例。宋孝宗道：“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子细密加讨论。”^[74]孝宗之所以提出这种考虑，显然是因为二王之争非常激烈，孝宗不得不预先防范手足相残的非常之变发生。二月七日，宋孝宗以御札宣示大臣，当天傍晚锁学士院，草拟册封太子的制书。八日，正式册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宣布授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出镇外藩。

为防范发生意外，宋高宗在锁院当晚召赵恺留宿于德寿宫，次日赵恺返回府邸，而储册已经颁行。赵恺回到德寿宫，埋怨高宗道：“翁翁留恺，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75]宋高宗一时语塞，安抚道：“儿谓官家好做，做时烦恼去。”^[76]三月四日，宰执设宴为赵恺饯行，赵恺对虞允文意味深长地说：“更望相公保全。”^[77]或许是对赵恺心存愧疚，宋孝宗在赵恺出镇外藩后，仍然对他时时挂念，赐赉不绝。淳熙七年（1180），赵恺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岁。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宋高宗去世，孝宗“号恸擗踊，二日不进膳”^[78]。哀毁之余，宋孝宗做出为高宗守孝三年的决定。自汉代以来，皇帝守孝便形成以日易月的惯例，孝宗的决定引起朝臣的反对。大臣们除了担心孝宗“圣孝过哀”以外，还有出于实际的考虑，守孝三年必然会妨碍朝廷日常政务的运行。然而孝宗却已有了妥善的安排，十一月初二，孝宗下诏皇太子赵惇参决政务。

“太子参决”完全是孝宗个人的决定，以内降手诏的方式颁出，它所带来的震动，甚至远远超过“三年之丧”。手诏中提到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承乾太子参决庶政和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太子（即宋仁宗）参议政事的先例，但李承乾最后以罪被废，天禧之事也几乎酿成大变，因此礼部官员回奏：“昨日降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外议甚汹汹。”^[79]杨万里分别给太子和孝宗上疏，指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惟其无二王，故合万姓百官而宗一人”^[80]。圣上在位而又有太子监国，近于二王并存，“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盖天下之心宗乎二人，则向背之心生；向背生，则彼此之党立；党立，则谗间之言必起，父子之隙必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此古今之大忧也”^[81]。他要求太子坚决请辞，并请求孝宗收回成命。

杨万里无疑是富有先见之明的，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但在当时，他的上书并没有改变孝宗的想法，孝宗甚至已经准备将皇位禅让给赵惇。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丞相周必大请求辞职，孝宗谕曰：“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82]他命陈康伯后人将家藏的高宗内禅御札献上，令周必大据此讨论典礼。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宰执奏事，孝宗告知诸人欲传位给太子，退位休养，为高宗持服尽孝。知枢密院事黄洽提醒孝宗道：“皇太子能担当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陛下应深思熟虑。”

宋孝宗之所以急于传位给太子，除了自己倦勤的原因外，也受到来自宪圣太后的压力。赵惇自进位东宫后，日夜盼望早日即位。他曾请人扶乩，占卜继位日期，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大胆地直接向孝宗暗示自己年龄已长，试探内禅的可能性，奏禀：“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83]孝宗道：“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84]在参决庶政的一年中，赵惇更是迫不及待，他想要孝宗尽早禅位，却不便直接提及，于是频繁在宫中宴请太后。太后问左右近侍：“大哥屡排当，何故？”^[85]旁边有人回答：“意望娘娘为趣上耳。”^[86]宪圣太后遂趁孝宗拜见时劝道：“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87]宋孝宗回答：“臣久欲尔，但孩儿尚小，未经历，故不能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88]太后转告赵惇，赵惇不悦地说道：“臣发已白，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89]意指宋高宗在盛年时就传位给宋孝宗。《四朝闻见录》载：“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90]据此，在孝宗传位给光宗（赵惇）的过程中，宪圣太后最终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二日，宋孝宗举行内禅，传位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孝宗退居重华宫，号太上皇。

宋高宗的去世，固然使孝宗在精神上遭受到巨大打击，但在经受了太上皇二十余年的幕后操控后，宋孝宗终于得以单独掌握了皇权，这也激起了他再次革新政事的愿望。朱熹对孝宗此时的心情最为理解，说孝宗末年之政是“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91]。宋孝宗在人事上积极部署，希望光宗能移植他与高宗的关系，定期到重华宫朝拜自己，“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92]。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宋光宗早年已因立储之事与孝宗结下心结，在他登上储位后，孝宗仍安居帝位，继位遥遥无期，又带来新的失望和怨愤。宋高宗死后，孝宗命他参决庶政，却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挫折感。周必大记载赵惇第一次参决的经过，宋孝宗与朝臣讨论政务，赵惇只是侍立于侧聆听教导，参与程度非常低。宋孝宗还存着“孩儿尚小”的观念，没有对赵惇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赵惇的尴尬，嘱咐道：“今后不必间日参决，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参决。”^[93]赵惇此时已经四十二岁，翘首盼来的“参决”却只是每日侍立，在他看来，显然是极其难堪的经历，因此半个月后他就开始借故请假。元祐时期宣仁太后（高太后）垂帘，宋哲宗只能见到奏事大臣的“臀背”，十几岁的小皇帝就此怀恨在心，亲政后尽翻元祐政局，宋光宗的心理体验正与宋哲宗相似。

宋孝宗寄望于宋光宗实现他革新朝政的愿望，宋光宗每月固定的四次朝拜就成了宋孝宗督责、发布指示的渠道，而这种场合的交流，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的。袁说友的一篇奏章揭露了二人对话的场景：“设或寿皇圣帝，义方加笃，威颜过严，陛下执礼恐违，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尽欢愉。”^[94]袁说友以近乎白描的方式，揭示宋孝宗平日必是疾言厉色，而宋光宗小心多畏，已忍无可忍。《孟子·离娄上》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是古代儒家对父子关系的一个深刻的心理观察，宋孝宗对此似乎少有领悟。他还把宋光宗当作一个孩童，稍不合意就严词苛责，忽视了光宗的自我和尊严，从而引起了光宗心理上的排斥和反抗。

对孝宗而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天下计，为社稷计”；但在光宗看来，这些举措已经对光宗的皇权构成了极大的侵占，是孝宗吝权的表现。

陈傅良在一篇札子中写道：“臣不识陛下何所疑重华耶？……若曰吝权，则进退百官，必与闻其人；罢行庶政，必与闻其事，而五六年来，天下不见其有此也。”^[95]陈傅良站在父权的立场上，为孝宗的所作所为辩护，但他说天下未见孝宗有“进退百官”的举措，恐怕对光宗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天下未见并不等于未有其事。光宗初年的宰执周必大、留正都是孝宗亲自拔擢，赵汝愚从奉诏入京到擢升为执政大臣也是由孝宗一手安排。此外，孝宗还在幕后与朝中台谏官员互通信息，这些都是孝宗操纵朝政的铁证，光宗自然心知肚明。

宋光宗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帝位，却仍要忍受宋孝宗的苛责，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挫折感，也更激起他的反抗意识。他继位后，信任的是自己的近习如姜特立等，宋孝宗擢用的大臣都受到冷遇。宋光宗继位刚刚三个月，就纵容台谏攻击周必大，使周必大不得不辞职去位。即便对待孝宗，光宗也时而流露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一次宋光宗出外游园，正要举杯进酒时，突然言官飞章交至，称当年孝宗出幸外苑必恭请高宗同行。宋光宗大怒，抗辩道孝宗游幸也有不请高宗同行的时候。恰逢此时，孝宗命宦官持玉卮赐酒，光宗愤怒之下，手颤误将玉卮掉在地上。这些下意识的反应，表明光宗对孝宗的积怨已极深。

造成孝宗与光宗反目的另一因素是光宗皇后李氏。李氏出身“群盗”之家，父亲是民间武装戚方属下部将，自幼没有受过儒家礼法熏染，不能恪遵尊卑长幼之序。周密《齐东野语》说她“天姿悍妒”，对宋高宗和宪圣太后颇偃蹇，孝宗成肃皇后告诫她遵守礼法，她竟然反驳道“我是官家结发夫妻”，影射成肃皇后是由嫔御册立，致使孝宗和成肃皇后大怒，甚至有意废之。宋孝宗钟爱已故的魏王赵恺之子赵抦，一度流露出立之为太子的意思。李皇后得知，在一次内宴中，请孝宗立自己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李皇后道：“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96]孝宗闻言大怒。李皇后拉着嘉王向光宗哭诉，声称孝宗有废立之意，更加深了光宗的疑虑。

李氏对于宋光宗来说，既是联合抵抗孝宗的伙伴，也未尝不是一个压力来源，她比光宗年长两岁，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宋光宗晚年病中有一次发作道：“尔尚欺我至是耶！”^[97]宋光宗生病，直接诱因便是李氏。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皇后趁光宗至太庙祭祖之机，杀害了光宗宠爱的黄贵妃，以暴卒报告光宗。次日，宋光宗至圆丘合祭天地，因风雨大作而未能成礼。宋光宗因黄贵妃之死受到刺激，又以为上天降罪，担心孝宗责怪，由此感染“心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错乱。就史料所见，宋光宗最显著的病状是多疑和妄想，如疑心孝宗要杀他或夺回帝位之类，显然，长期以来孝宗给光宗的巨大压力是光宗致病的深层原因，而李皇后的举措则诱使了疾病的发作。

宋光宗病后，孝宗前来探望，光宗“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98]。孝宗既忧且怒，召来李皇后斥责道：“宗庙社稷之重，汝不谨视上，使之至此。万一不复，当族汝家。”^[99]既而又召宰相留正责问：“汝为相，不强谏，何也？”^[100]留正回答：“臣非不言，奈不听何？”^[101]宋孝宗道：“尔自后须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细语之。”^[102]光宗好转后，李皇后哭诉：“尝劝哥哥少饮酒，不听，近者不豫，寿皇几欲族妾家。妾家何负何辜？”^[103]光宗又从留正处得知，孝宗又欲留他“细语”，从此极力逃避到重华宫朝拜孝宗。

绍熙四年（1193）春，宋光宗病情好转，但对孝宗的疑心也发展到了最高峰，不但不再接受孝宗指导，而且开始与孝宗正面抗争。光宗病不御朝期间，留正和参知政事胡晋臣主持朝政，二人都是孝宗部署，代表了孝宗的立场。三月，宋光宗对宰执集团进行调整，任命自己信任的旧人葛邲为右相、陈骙为参知政事，同时胡晋臣由参知政事转任知枢密院事。进退之间，意图以葛、陈二人分夺留正的相权，直接控制人事和行政。同时，宋光宗把此前迫于孝宗压力而外放的亲信姜特立召回行在，留正坚决反对，甚至以辞相要挟，光宗无动于衷地表示：“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104]留正至临安城外六和塔待罪数月，也丝毫未能动摇光宗的决心。宋光宗此时已无所忌惮，不惜与孝宗公开决裂，更积极地运用皇权，与孝宗的部署针锋相对。

自宋光宗“心疾”发作，一月四朝之礼基本中断。支持孝宗的朝臣连篇累牍上疏，指责光宗有违孝道。他们希望修复孝宗、光宗父子关系，恢复一月四朝的政治功能，以施展致君行道的抱负。绍熙四年（1193）二月，宋孝宗生日在即，六部长官、秘书省官员集体上疏，劝光宗朝拜重华宫，为孝宗庆寿。宋光宗在面对百官时答应“须着过去”，但一回到禁中，在李皇后的左右下便立即又改变心意。一次朝会，宋光宗被百官说动，传旨起驾前往重华宫。正要起身，李皇后从御屏后走出，对宋光宗道：“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105]挽着光宗就要回宫。百官侍卫大惊失色，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衣角，请光宗不要入内，拉扯间到了御屏后面，李皇后叱道：“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106]陈傅良大恸于殿下，李皇后遂挽光宗入内。

宋孝宗与宋光宗的父子关系，在太上皇—今上的权力格局下，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去世，宋光宗拒绝主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合，说服宪圣太后，迫使宋光宗将皇位禅让给嘉王赵扩，是为“绍熙内禅”。宋光宗虽然名义上成了太上皇，但实际上已没有了影响朝政的能力。韩侂胄抓住机会，击败赵汝愚，成为继秦桧之后的又一代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