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正义：历史实践感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绿色意识形态下，发达国家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气候暖化的主张也被冠以了全球气候正义的美名。如果民众想要破除“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就必须寻求一种历史实践感——不仅强调现时运作中的“实践逻辑”，也关注实践的历史维度，恢复事件自身的时空范畴，历史实践感赋予了行动个体把事件历史化的思维能量。工业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现象，或只是由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罪孽”。

前文第六章对意识形态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各种具有意识形态潜能的价值观经过激烈的竞争，最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统制力量的意识形态。为不同主体所拥有的价值观，都具备成为意识形态的潜能，潜能向现实转变的过程就是个别、特殊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权威的知识真理的过程。“神秘主义者们曾经坚持认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真理和价值都是存在的，而且，时间、空间以及在它们当中出现的所有各种事物，当与神秘主义者的纵情狂欢经验所具有的实在相比较的时候，都只不过是一些虚幻的表象而已”（曼海姆，2001：100）。

在绿色意识形态下，人们接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避免全球气候暖化的真理，环境东方主义将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破坏了环境、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激增。然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造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连成了一个整体。在资本主义贸易纽带的连接下，实现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公正。但是，即使这样的“自由贸易”也是权力的结果。“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格雷，2002：19）。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曾信誓旦旦地说：

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们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

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市场与自由贸易才可能在全球取得霸权，“英国的工业家赢得了把自由贸易体制化并尊奉它为天然的科学规律的斗争”（弗兰克，1999：80）。西方各国长期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只有在自由贸易政策对强国的利益能够带来好处时，它才会被推行为一种世界性的正义价值观。Thomas就对自由市场理念宣扬的虚伪性和工具策略性作了批判（Thomas，2007），因为它掩盖了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应对气候暖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全球网络中进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不能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本身。

在绿色意识形态下，发达国家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气候暖化的主张也被冠以了全球气候正义的美名。意识形态让人们相信，“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民主——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民主——才能得到弘扬”（乔姆斯基，2000：229-230）。意识形态甚至能够将战争包装得美丽动人。战争中，侵略的国家往往号称是要创造共同繁荣和美好的世界，意识形态将对权力的追逐阐释为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摩根索，1990：125）。二战期间，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的主题歌就是《爱国进行曲》：

跨过陆地与海洋，

向着四面八方前进！

同胞们，

让我们把世界变成我们的家。

让我们走遍五湖四海，

共建和平之塔，

让我们的理想像鲜花盛开。（布朗，1999：57）

战争的残酷性难道还没有揭穿这些“理想、自由、和平”等高调言辞的虚伪性吗？在人类历史上，执有话语权势的人往往都希望将某些价值观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义”，似乎得到了“主义”也就得到了真理。如果民众想要破除“主义”的意识形态统制，就必须寻求一种历史实践感——不仅强调现时运作中的“实践逻辑”，也关注实践的历史维度，恢复事件自身的时空范畴，历史实践感赋予了行动个体把事件历史化的思维能量。

绿色意识形态的传播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权力运作的结果。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这样警告：

价值观从一个社会或文明传播到另外一个社会，其道德上的复杂性在冷战结束后已经使西方知识界的道德信仰陷入迷茫。（马凯硕，2005：10）

如果暂时除去笼罩在“绿色”之上的道德光辉，仅仅把它视为一种普通的价值观，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绿色价值观不具备成为意识形态的潜能。Lowe和J.Goyder在对绿色运动的研究时发现：“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晚期、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每次新环保组织迅猛发展时期的出现，跟世界商业周期出现的阶段性相似，这也许不是偶然的，都是走向持续扩张的终结点。一旦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物质需求通过经济繁荣而得到满足后，人们就开始表达他们对繁荣的‘代价’的关注，也开始关注他们现在有闲暇和时间去享受的‘自然’环境。他们享有时间、教育和经济上的保障，这使他们能够去关注环境问题”（文森特，2005：364）。

绿色运动是历史阶段性的社会产物，绿色价值观也无法脱离它的历史性与相对性。绿色意识形态可以促使人们超越“差序认知”的限制，投身于绿色运动之中。当“绿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个人私利的斤斤计较都变得多余，它就如同洪钟鸣响一般，其普遍的绝对真理性深入人心，成为控制个人思维方式的拴阀。

弗兰克在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藩篱、建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时，有意地突出了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共性。他说：

共性甚至比真正的差异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了。许多所谓的差异——“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性的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否则，它们就像吉卜林的这个著名诗句一样，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弗兰克，2000：452）

弗兰克“抹平”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甚至重塑了一个以亚洲、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经济体系，必然招致巨大的争议。亚洲地区的商业扩张活动和生产力状况与欧洲比较，在何种程度上二者是同处于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工业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现象，或只是由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罪孽”。见证了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景象，英国的一位政府委员西蒙斯说：

谢菲尔德是我至今为止所见到的最脏、烟尘最多的城市。有很多低烟囱的锻造工厂，街道本身也坐落在丘陵的斜面，因而烟尘顺着道路飘浮。孩子们满身都是灰尘和煤烟子，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洗澡。来这里的人没有任何选择地吸食着煤尘，煤尘吸附在肺部侵蚀着身体。（饭岛伸子，1999：41）

恩格斯在英国利兹市也有同样的观察：“这个河（利兹市的艾尔河）与其他对工业做出贡献的河流一样，从城市一端流入清澈的河水，而从城市的另一端却因各种废弃物变成了粘糊糊的、紫黑色的、发出臭气的河流而流出”（饭岛伸子，1999：41）。发达国家在自身的工业化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如果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暖化的根本原因，那么发达国家更应该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仅仅将目光锁定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将这些国家审判为是气候暖化的制造者是典型的缺乏历史实践感的体现。

面对绿色意识形态时我们有必要听一听曼海姆的建议，“随时准备承认任何一种观点都是某种明确的情境所特有的，并且通过分析，弄清楚构成这种特殊性的东西是什么。明确而清楚地公开承认这些潜在的、构成经验知识的基础并且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形而上学预设前提，将会比口头上否认这些预设前提的存在，同时又私下里打开后门使它们登堂入室，更有助于阐明研究和推动研究的发展”（曼海姆，2001：99）。使用“历史实践感”来检验各种意识形态，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其中潜伏的权力关系。

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隐蔽性，它在潜移默化中统制着人们的思想与日常行为。意识形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就在于具备了话语力量，不仅个人对此丝毫没有觉察，反而还为意识形态传播而工作——将意识形态统治的枷锁往自己头上套得更紧不说，还要将这些枷锁套在其他人身上。在气候暖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绿色意识形态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表9-1　《京都议定书》主要附件Ⅰ国家减排目标和实际排放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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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迎：《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趋势》，《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7月第8卷第3期。

虽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世界上的热度剧增，但是各种喧闹浮华、流行谈论“责任感”的背后，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并不乐观（见表9-1）。自《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除了未签署协议的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平均减排2%——只是预期的1/4，加拿大比1990年高27%的排放量。截至今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额仅2600万美元，只够荷兰防洪一周”（徐鹏，2007）。与之相对，第六章分析了为防止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开出的“市场处方”，资本增值扩张的力量凭空建构了一个碳资产市场，尤其经过金融衍生工具期货市场的开发，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金融投机工具，与原初意义上的实体——环保主题脱节（翟一达，2010）。在讨论应对气候变暖国际合作时，Benedick（1991）提出借鉴有关臭氧协定的国际方案《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市场的机制来促进技术创新，保证国际协定行之有效。制度是否能够自我实施是它们超越停留在一纸空文层次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京都议定书》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效果并不乐观。《京都议定书》下3个市场途径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面向的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减碳合作，如今却演变成为全球资本开拓的理想投资领域。除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项目获得金钱回报，国际投行、碳基金赚取交易的中间价差以外，真正实质意义上的绿色环保技术转移开展的非常有限。目前的CDM项目，“技术含量低、减排量大的非二氧化碳项目大行其道”，核证后减排量交易价格也为买方压制（郑爽，2005）。同时，收益分配不公是严重的，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地位，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讨价还价中获利（鲁传一、刘德顺，2002）。一位CDM理事会成员吕学都表示：

当初设置清洁发展机制时，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但从这几年实施的情况看，更多的是资金的转让，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买卖，技术的输出转让很少。（转引自游雪晴、罗晖，2007）

要迎合世界潮流发展绿色产业、低碳经济，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水平如何呢？首先从起步上来说，发展中国家没有优势。这一新的绿色世界秩序就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欧盟与美国间的竞争关系，也是它积极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原因。“欧盟希望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够成为其增强经济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新契机”（庄贵阳、陈迎，2005：76）。尼采早就对这种权力意志做出阐述：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尼采，2000：10）

今天，由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防止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行动中，他们所履行的“义务”正是他们将获得的“权力”的孪生子，他们为自己设置的神圣使命也是他们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威胁的前奏。复杂的国际关系并没有掩饰“绿潮”下的国家竞争策略，只不过这样的谋略更加隐晦，借助了绿色意识形态所提供的高尚道德的庇护。

当今，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资金支持，无法应用这些技术（麦克迈克尔，2000：186）。在绿色意识形态下，要按照“绿色”的规则来玩游戏，但是发达国家又没有动力将这些“绿色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否则发达国家在绿色游戏的博弈中便失去了优势。大家都在齐声高唱对气候暖化的焦虑和推动绿色、减碳的高调，但是发达国家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技术转移。发达国家正是借助“绿色技术”方面的优势试图重新巩固他们领导世界的地位，政治与资本的利益远远超过了气候与科学本身（湘溪，2010）。当“绿色”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时，被当作一种竞争策略来使用时，绿色的追求作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就被大大贬损了，其虚伪性会在意识形态与实践对接的裂缝间产生，裸露的现实真相便在这里展现。

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正义：历史实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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