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7月,朝鲜汉城发生了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朝鲜封建统治的起义,但起义却被野心家利用变成了盲目的骚乱,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朝鲜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壬午兵变”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朝鲜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清政府闻知“壬午兵变”消息,并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2023-09-17
复校基础薄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5]:其一,日军蓄意轰炸给私立南开大学造成的损失;其二,复校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师资的欠缺。分别详述之。
(一)日军轰炸造成的破坏
日军早在1931年11月10日,便“投弹轰炸南开大学”[6]。但1937年7月的轰炸给南开大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王世杰记述道:“日军在天津作战之首日(廿九日),即以飞机燃弹及重炮轰炸南开大学,今日(按:30日)复恐其不能全毁,持汽油往该校放火续烧。”[7]又据1937年7月30日的《申报》记载,“二十九日下午津战甚烈,飞机四出到处轰炸,声震屋瓦,以市政府、警察局、南开大学、东总两车站等处尤甚。……同时有两架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8]。7月31日,《申报》接着报道:
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9]
日军的轰炸给南开校园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抗战以来第一个遭此劫难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10]如此破坏,对于私立南开大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社会各界纷纷表示同情。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11]。蒋介石亦允诺“有中国即有南开”[12]。对于时年62岁的老人来说,历经18年苦心经营的学府被毁,其唯有化悲愤为力量,“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13]。
图4-1 南开大学被炸毁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被炸毁王教长访张伯苓慰问》,《新闻报》,1937年7月31日,第7版。
日军之所以轰炸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开展的爱国运动有关。据宁恩承回忆,“‘五四’时代,南开学生在爱国运动中总是走在前头。校长和学生永久合作,共同奋斗,反抗日本侵略”。“三〇年代成立东北研究会,任傅恩龄为干事,研究日本侵略东北情形。计划反抗日本侵略。”[14]“东北研究会根据调查材料,先后写出《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的研究报告和Manchuria(《满洲》)一书,并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反帝国主义同盟密切联系,提供研究报告,或‘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张伯苓与何廉还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几次与日本代表就东北问题发生尖锐论争。日本对东北研究会非常‘嫉视’。”[15]东北研究会的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满蒙研究会”。日本人对“满蒙研究会”“颇持怀疑态度”。[16]该组织招致了日本人记恨,南开大学也被视为“排日运动策源地”[17]与“排日之根据地”[18]。1930年5月27日,《南开大学周刊》刊发《日本侵略满洲之概况》一文,详细揭示日本“先以铁路为根基,次实行经济侵略,及文化侵略”的事实,并号召国人“联合起来铲除日本在东三省之势力”。[19]1931年《南开大学周刊》更是刊发“对日问题专号”,集中刊发张伯苓、何廉、张纯明、李春晖等所著的《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日本在东三省经济势力之概况》《关于日本暴行东北之几种国际条约》《东三省地理形势及铁路概况》等文章。[20]为了报复,1931年11月10日,日军“飞机多架在天津上空示威,并投弹轰炸南开大学”[21]。1931年12月5日,日军在“南大校前大桥外,架设机枪”,并进入校园巡查、测绘地形。[22]据黄钰生回忆,从1931年开始,在津的日本驻军就以不同方式持续骚扰南开大学,“他们什么地方都要‘参观’,课堂、实验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特别是设在图书馆里的经济研究所,因为那里有关于东北和华北的经济资料”。[23]
纵然有蒋介石的允诺,但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复校阶段,南开大学若要重新开始,并非易事。私立大学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环境对其办学各方面的支持。而战争导致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破坏,非短时间内可以恢复。因此,与一般私立或公立大学的复校不同,私立南开大学则要面临着更为薄弱的复校基础(原有建筑尽数被毁)。这也是张伯苓在“私立”抑或“国立”立场上左右摇摆的原因之一。
(二)复校人才的缺乏
复校人才的缺乏,尤其是师资的缺乏也是造成张伯苓左右摇摆的原因之一。师资的选聘,是私立南开大学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单是南开大学,师资选聘也是众多私立高校面临的一大难题。私立南开大学因财力不足,整体实力较弱,在师资选聘上没有办法跟国立、省立高校相比。但尽管如此,在抗战之前南开大学仍不遗余力,为学子聘请优质师资,诸如:梅光迪、余日宣、邱宗岳、姜立夫、饶毓泰、蒋廷黻、何廉、薛桂轮、李济、杨石先、黄钰生、吴大业、徐谟、汤用彤、李继侗、陈序经,等等,[24]可谓网罗一时俊彦。
南开师资不仅体现在质量上,还体现在数量上。从表4-1、4-2可以看出,私立南开对于师资建设的投入和重视。1919—1928年期间师资数量稳步增长,生师比相对稳定。以1925年为例,南开大学的生师比接近国立清华大学、省立法政大学水平,低于同城的国立北洋大学,与具有宗教背景的金陵大学相当,远低于其他私立大学。如此充裕的师资对于私立大学来说难能可贵。
表4-1 私立南开大学学生、教职员数量统计表(1919—1928)
注:此表根据《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表4-2 国立、省立、私立大学学生、教职员数量统计表(1925)
注:此表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可以说在抗战之前,私立南开大学尽管在师资建设上受制于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且时有教授因薪资等原因出走他校,但总体来说,亦能网罗名家,为人才培养提供重要的师资保障。三校合并时期,张伯苓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以及参与政治上,师资短缺的问题暂未凸显或未予顾及。
张伯苓以及南开大学深知优质的师资队伍是办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复校筹备工作提上日程之时,师资短缺与复校后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成了私立南开大学亟须面对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就办学实力而言,三校当中南开最弱,师资数量最少。1937年10月,三校合并之初,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南开教师仅20人。[25]1942年3月1日,南开大学第二次复兴筹备会议除了讨论办学经费的筹措之外,还重点讨论了人才引进问题,强调了青年师资的延聘,并要求在选择人才时尤其注意“南开学生或者新由国外归来之学者,如果极需人才一时无从延聘,可请英、美籍学者”[26]。3月7日,第四次复兴筹备会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师资问题,并确立了延揽人才的总体基调:“即不必拘于院系,慎重,宁缺毋滥。”[27]同年3月,张伯苓致信蒋梦麟、梅贻琦,恳请联大提供经费支持时说道,“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28]。对于师资“现状”的判断,以及师资在将来复校时的重要性,南开同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一、大学复校,人才首要。现有人才,不足以构成吸纳人才之核心。二、战后经济困难与纷乱必更甚于今日,我辈当预为之谋。”[29]为多方觅寻人才,私立南开大学广泛利用一切资源和渠道。1945年杨石先赴美深造,张伯苓利用此机会致函杨石先,请其全权代理为南开物色优良人才,并详细告知所缺师资的数量、院系以及薪资待遇。具体来说,数学系、物理系以及化学系均需3—5人,生物系2人;待遇上战时以联大为准,战后与北大、清华相等。[30]
虽经多方努力,但无论是在私立南开大学再次萌发“国立”想法之时,还是在1946年收归国有之前,师资欠缺严重是不争的事实。1946年3月,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汇报了三校的教职员数,南开的教职员从最初的20人,增至69人,尽管如此,还亟须聘任教员约30人。[31]对于南开大学师资短缺的状况,何廉在回忆录中有所描述,可以当作南开师资“现状”的真实写照:“……大多数主要的教员也分散了——有的参加政府工作,有的被业界拉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张伯苓的老同事,都是富有经验和忠于职守的人,但是他们由于年老且饱受战争摧残而逐渐凋零;张伯苓校长本人也已是很大年纪了。”[32]何廉的回忆不仅描述了私立南开大学师资欠缺的状况,也道出了私立南开师资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战争带来的对于整个教育生态、办学环境的破坏,给师资的留任与延聘带来困难。
师资欠缺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南开大学办学经费支绌的尴尬境遇。尽管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经费由政府负责,但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均分别设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管理各自经费和处理各校自身事务。[33]即便政府负责联大办学经费,但也非按三校原有经费足额拨付,经常入不敷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时期,教育部仅按照三校原有经费的“七成之半”拨发经常费,分别为北大27 416.65元、清华35 000元、南开9 333.33元。[34]1937年10月,教育部颁发关于经费力求紧缩的训令,要求“必要之机关及事业缩小组织或集中办公,一切物品材料尽量节省”,所需经费“按原预算七成支发”。[35]1939年5月,梅贻琦在《抗战期中之清华》一文中谈及西南联大的经费来源:“联大经费之来源,系北大、清华原定经费之四成,及南开应领教部补助之四成拨充,合计每月不足8万元。”[36]政府拨付的经费远不能应付联大日常运作。为此,清华大学多次援助拨付联大经费。[37]此外,西南联大也多次因经费困难函请中英庚款董事会、教育部、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寻求帮助。[38]如此经费拨付及办学现状,维持联大日常办学尚且困难,遑论援助南开大学复校。尽管政府每年补助私立大学办学,但南开大学的补助费用依然入不敷出。1938年政府补助14 000元、1939年补助30 800元、1940年补助30 800元、1941年补助29 501.5元。4年共补助105 101.5元,而总支出为128 293.58元。[39]总体来说,补助费用入不敷出。
1942年3月,张伯苓致函蒋介石,陈述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现实境遇,概能反映南开大学办学经费的困境:
兹太平洋战事爆发,该所历年经费大部分仰赖国外团体之捐助,本年度经费接济因之益感困难。际兹非常时期,国内法团亦各自有其本身之困苦,鲜能予以资助。近日来物价高涨,生活奇昂,该所支用更形浩大,倘不予以设法维持,将使具有此十六年历史之学术机关无由继续。[40]
有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政府 与社会:1919-1946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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