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小说意味

对于《史记》的虚构以及小说特征，历来评论家都有论述：

金代王若虚批评《史记》道：“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许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无一物也。”^[47]这里虽然是批判，但从反面传达了司马迁不废异闻小说的取材倾向。

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雅士之赏此书，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主枚举。而其最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宴张楚，高祖还乡，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其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天都外臣将《史记》视为演义，并将《水浒传》与《史记》比附，可见也是看到了《史记》蕴含的小说意味。

清代袁枚亦云：“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无识也，如屠岸贾一事，三传所无；史迁不忍割爱，故《赵世家》入手，即序鸟身人面之中衍，随即序周穆王见西王母以下将妖梦鬼神之事，重叠言之，皆他世家所无也。若曰屠岸贾事之有无，亦如是云尔。《张良传》曰黄石公、曰沧海君、曰赤松子，皆莫须有之人，以见四皓之传闻，亦如是云尔，后人为之假造姓名。”^[48]

李景星直说“《滑稽传》是太史公游戏文字，唐人小说之祖也”^[49]。

施章也曾论断：“（司马迁）把历史中人物特起的个性太显露的具体地描写出来，于是历史变成文学了。他的全书中有许多部都可当作小说看。如《项羽本纪》、《汉高本纪》等，都可视为最有价值之历史小说。因为科学是说明的叙事的，而小说是描写的表现的。所以我说《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文学不是历史。而且他的《史记》中，每篇之中有时又可分几个短篇小说。”^[50]

韩兆琦在谈到《史记》的文学成就时指出：“合理的夸张，大胆的想象，以及渲染烘托，几乎现代小说所使用的一切表现方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使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是我国小说的始祖也完全可以。”^[51]

古今学者的评论都明确指出了《史记》的小说性质。要之，《史记》的小说性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英雄人物出生的神异性，志怪性，大量的奇闻轶事等。出生神话如《五帝本纪》中开头对黄帝的描写：“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52]；《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狨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3]。出生神话带有浓厚的虚构色彩，影响了后世的演义小说。文人轶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后来当炉买酒，冲破阻碍，夫贵妻荣，为后世的才子佳人小说奠定了基本的故事格局，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才子式的风流。《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灌夫被田蚡陷害后，化为鬼魂向田蚡索命：“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54]这种在今天看来虚妄无稽的事司马迁当作真实的事加以记录，与志怪小说相类。《五宗世家》中临江闵王刘荣原为景帝太子，后因母亲栗姬在宫闱斗争中失败被废，最后又因侵占宗庙修建宫室，被郅都审讯，最后因恐惧自杀，文中写他死后，“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以禽兽之怜悯的超自然手法表达对刘荣之死的惋惜之情，揭示了统治者内部的冷酷无情。

《史记》之所以体现出浓厚的小说性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司马迁之尚奇。对于司马迁之爱奇，前人多有论述。汉代扬雄云：“子长多爱，爱奇也”^[55]；司马贞云：“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56]；归有光云：“《史记》好奇，汉书冠冕雄浑，自《晋书》以下，其气轻，无足观矣”^[57]。《史记》喜写奇人奇事，不仅取材不凡庸，故事情节有新奇性，在传记情节安排上也重视“奇”，行文变化多端。

司马迁的爱奇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不只是取决于他的天赋禀性。首先，《史记》中的人物都是非凡之人，他们身处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中，都有曲折的人生经历。《田单列传》通篇以“奇”字贯穿始终，李景星评论：“单之为人奇，破燕一节其事奇，太史公又好奇，遇此等奇人奇事，哪能不出奇摹写？前路以傅铁笼事小作渲染，已是奇想，随即接入破燕，而以十分传奇之笔尽力叙之。写田单出奇制胜，妙在全从作用处着手，如‘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田单因宣言曰’，‘单又纵反间曰’，‘令即墨富豪谓燕诸将曰’，节次写来，见单之奇功纯是以奇谋济之。赞语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连用三‘奇’字将通篇之意醒出。‘恰如处女’四句，亦复奇语惊人。君王后，奇女；王蝎，奇士，不入传中，而附于传后，若相应若不相应，细绎之，却有神无迹。合观通篇，出奇无穷，的为《史记》奇作。”^[58]其次，司马迁之爱奇，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汉武帝曾发布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蝭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59]时代的感召造就了司马迁对奇人奇事的偏爱。

（二）史著的记事性特征决定了它与小说的接近，小说和史著都以叙事写人为主。《史记》善于运用夸张、想象、铺陈等小说创作手法描绘生动的场面，如马陵道、火牛阵、渑池会、刺秦王、鸿门宴、垓下之围等。这些场面以故事为经，人物为纬，开端、发展、高超、结局，一一具备，曲折详尽，具有小说性质。在描写项羽东城决战突出重围时，写道：“是时，赤泉侯为骑降，追项王，项王瞋目而斥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60]项王之瞋目而能令赤泉侯辟易数里，明显带有夸张成分。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说：“小说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61]《史记》丰富的故事性也是它具有小说意味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材料的民间色彩。《史记》中很多记载采自民间，清人郭嵩焘云：“诸侯起微贱，一时遗闻轶迹，传闻必多，史公身历其地而知其遭际风云，未有异于人者也。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为多，此所谓纪实也。”^[62]司马迁20岁开始漫游全国，采集了各种各样富有民间色彩的传闻，并记入史册，这种写作类似于后世的集体创作。如《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春秋》、《国语》均无此事，《左传》里的描写与《史记》也根本不同。为此，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说：“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谬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抵牾，信乎好奇之过也。”^[63]《史记》的记载应添加了民间传说的成分，原来的故事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增加了传说者的想象和猜测。徐朔方分析：“《史记》所取材的原始资料很多经过长期流传的过程，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而班固及后来的作者却有日益增多的文献作为依据。这些材料往往表现更多的官方性质和阶级偏见，但不再含有传奇因素。单从这一点看，《汉书》以后的历史著作就不可能象《史记》那样富有故事性了。后来的作者将有意减少故事性，因为他们懂得历史不是故事，不是传奇。”^[64]

对于司马迁过分追求故事离奇以致失真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姚苧田在《史记菁华录》中作过批评：“如聂政尚不肯轻受严仲子百金之馈，而轲则早恣燕太子车骑美女之奉，一也。聂政恐多人语泄，独行仗剑至韩，而轲则既必待吾客与俱，又且白衣祖饯，击筑悲歌，岂不虑事机败露，二也。聂政抉面屠肠，自灭行迹，轲乃箕踞笑骂，明道出欲生劫报太子丹之语，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风曹沫，约契不渝，其愚狂无识，更不足道矣。”^[65]姚苧田指出了荆轲刺秦故事的自相矛盾。

《史记》对离奇事件的爱好增强了它的文学趣味，但史书的实录原则决定它与小说的不同，史书记事要求简洁凝练，语言上也崇尚平实，小说则务求情节曲折，细致刻画，夏曾佑曾分析史书和小说的区别：“史亦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秾艳，人心去平淡而即秾艳，亦其公理，此史之处于不能不负者也。且史文简素，万难详尽，必读者设身处地，以意历之，始得其状，尤费心思。如《水浒》武大郎一传，叙西门庆、潘金莲等事，初非有奇事有新理，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若以武大入《唐书》、《宋史》列传中叙之，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66]夏曾佑比较中肯地论述了史书与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差异。因此，《史记》无论怎样尚奇写怪，我们也不能将之等同于小说，只能说，在中国前小说状态中，《史记》孕育了众多的小说因子，只有以此为前提展开对《史记》中小说性特征的研究方不至于走向偏颇。

【注释】

[1]《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三卷，第28回回首总评，第4册。

[2]《述而》，《论语注疏》卷七，（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版，第2483页。

[3]《为政》，《论语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2页。

[4]《子路》，《论语注疏》卷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06页。

[5]《史记·伯夷列传》，卷六十一，第7册，第2121页。

[6]《史记·六国年表》，卷十五，第2册，第686页。

[7]《史记·平准书》，卷三十，第4册，第1441页。

[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第9册，第2939页。

[9]《史记·酷吏列传》，卷一百二十二，第10册，第3154页。

[10]（汉）扬雄撰，韩敬注《法言·重黎》卷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9页。

[11]《案书》，《论衡校释》第三十九卷，第4册，第1170页。

[12]《感虚》，《论衡校释》第五卷，第1册，第236页。

[13]《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第9册，第2738页。

[14]《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2册，第380、381页。

[15]《汉书·陆贾传》，卷四十三，第7册，第2113页。

[16]（晋）傅玄《傅子·补遗上》，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四十九，第2册，第1740页。

[1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300页。

[18]（南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七“迁固用疑字”条，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2、303页。

[19]《汉书·张汤传》，卷五十九，第9册，第2657页。

[20]《汉书·夏侯胜传》，卷七十五，第10册，第3156页。

[21]《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6页。

[22]《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6页。

[23]《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6页。

[24]《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6页。

[25]《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2页。

[26]《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第8册，第2436页。

[27]《汉书·王莽传上》，卷九十九上，第12册，第4039页。

[28]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9]《中国中古诗歌史》，第5页。

[30]《中国中古诗歌史》，第5页。

[31]《中国中古诗歌史》，第6页。

[32]《疑古》，《史通通释》卷十三，下册，第381页。

[33]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34]《序》，《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61页。

[35]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3页。

[36]《管锥编》，第1册，第252页。

[37]《汉书·宣帝纪》，卷八，第1册，第236、237页。

[38]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39]《史记·项羽本纪》，卷七，第1册，第333页。

[40]《管锥编》，第1册，第164、166页。

[41]《汉书·陈万年传》，卷六十六，第9册，第2900页。

[42]《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卷一百七，第9册，第2844页。

[43]《史记·高祖本纪》，卷八，第2册，第348页。

[44]《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条，上册，第17页。

[45]《史记·魏公子列传》，卷七十七，第7册，第2380页。

[46]《汉书·朱买臣传》，卷六十四上，第9册，第2792、2793页。

[47]《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卷一一。

[48]袁枚《随园随笔·诸史类》“史迁序事意在言外”条，卷上，上册，第19、20页。

[49]《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118页。

[50]施章《史记新论》，南京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14页。

[51]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52]《史记·五帝本纪》，卷一，第1册，第1页。

[53]《史记·殷本纪》，卷三，第1册，第91页。

[54]《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卷一百七，第9册，第2854页。

[55]《法言·君子篇》，卷十二，第319页。

[56]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史记》第10册。

[57]《归震川评点本史记》卷五《秦本纪》。

[58]《四史评议·史记评议》，第76页。

[59]《汉书·武帝纪》，卷六，第1册，第197页。

[60]《史记·项羽本纪》，卷七，第1册，第334页。

[61]［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62]（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卷五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28页。

[63]《陔余丛考》卷五《赵氏孤之妄》，第93页。

[64]《史汉论稿》，第36页。

[65]《史记菁华录》，第163页。

[66]夏曾佑《小说原理》，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