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意义与方法

2023-08-2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人们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着眼，从文学角度着眼主要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史》、《汉》叙事研究专著，重复研究大量存在，有必要对《史》、《汉》叙事进行研究和比较。《史记》、《汉书》的研究资料所在不少，然而，要对两书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却又殊非易事，主要原因在于两书皆博大浩瀚。

刘知几曾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29]《史记》和《汉书》自问世后，就不断有学者对它们进行比较，或甲班乙马，或扬马抑班，刘知几认为它们“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史记》和《汉书》都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特质，它们有重叠部分，也有相异部分。重叠部分为汉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史实，相异部分是先秦史事为《史记》有《汉书》无，而昭帝以后部分又为《汉书》独有。历来学者都喜欢将它们放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其异同。

不过，人们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着眼，从文学角度着眼主要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众多文学史分别将司马迁、班固及其《史记》、《汉书》列为专章，专著、论文也开始关注《史记》、《汉书》的文学特点，但大部分研究局限于两书的思想特色，对《汉书》的文学性以及《史》、《汉》叙事艺术的研究和比较相对来说还很薄弱。徐朔方说：“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比《史记》有所发展。”^[30]由此类推，在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叙事学等方面，《史记》、《汉书》也应各有高低，不应该笼统地将它们一笔抹煞。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史》、《汉》叙事研究专著，重复研究大量存在，有必要对《史》、《汉》叙事进行研究和比较。

《史记》、《汉书》的研究资料所在不少，然而，要对两书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却又殊非易事，主要原因在于两书皆博大浩瀚。全方位研究既不可能，本人才力也不允许，因此只有将研究范围缩小，专注于其中本纪、世家、列传等纪传体篇章的研究，但《史记》、《汉书》本身都是统一的整体，要完全摈弃书、表、志部分是不可能的，而且“理论的创造必然要求着对历史材料的整体的把握”，“就个别诗人、作家而言，要求对其全部的作品作客观而全面的把握”^[31]，因此，本书对表、书（志）部分也尽量兼顾。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顾名思义，本书旨在通过梳理《史记》、《汉书》的比较研究史，在研究史中发抉古代学者对《史》、《汉》叙事及其比较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两书的叙事进行研究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叙事著作时，往往将“叙事学”与“叙述学”两个概念等同，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是指对事件的叙述，虽然《史记》、《汉书》的体例涉及表、书（志）等，这两部分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事件描述，但从总体上看，用“叙事”比“叙述”更为准确。

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借鉴中西叙事理论

一方面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如顺叙、倒叙、插叙、预叙、密度、省略、停顿、概叙、叙事视角等概念，对两书叙事进行研究，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时，尽量避免就理论言理论以及机械搬弄理论的情况，务求适用；另一方面吸取中国古代和现代叙事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立足于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对西方叙事学中的理论进行兼容，同时关注中西在叙事学上的交叉之处。

（二）比较研究法

徐复观在其《两汉思想史》中开辟了“《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的专章，他说：“为把握汉代史学思想，在《论〈史记〉》一文后，应当有《论〈汉书〉》一文。但我感到，与其将两书作平列式的研究，不如将两书作对比式的研究，更能显出两书的特质，并且对史学在专制政治下，向何种方向演变，或可因此而能得到更大的启发性。”^[32]本书将《史记》与《汉书》放在一起，对它们的叙事进行比较，既研究其相同的地方，又探讨其相异的地方，力图对汉代史传文学的叙事和发展作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三）整体性原则

任何一种著作从横向上看，都必然是社会文化生活的或全面或片面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哲学、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纵向上看，则又是文学中环环相扣的一环。因此研究《史记》和《汉书》，既要将其放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中作横向考察，又要将其放在整个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史记》产生于西汉，《汉书》产生于东汉，两书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代特色，以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观点才能从两书看出两汉文学思想与文学形式之演变。从《史记》到《汉书》，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儒家规范渐渐增强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学形式渐趋骈偶化的发展方向。而通过考察两书之流传以及历代文学的学习和接受，则可以更清晰地确定两书在文学史上的坐标和地位。

（四）采取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重视作者身世和身处时代对写作的影响。“任何个人，既是在自身中积累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存在，又是一个具体而不可重复的个体。个性并不仅是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还是个人在树立自我生活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33]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思想，在写作中，他的个性与经历会不自觉地渗透在文章中。同样，作者所处的大环境也对其作品具有重大影响，《史记》的重视黄老与《汉书》的以儒为尊以及宣汉思想都是时代使然，时代风尚之不同，决定了两书价值取向之不同以及传主选择之不同。

（五）采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注重文本阅读，力图以文本说话。将作品本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既要求从总体上宏观把握，又力求结合文本进行微观分析，从具体的文本比较中看两书叙事的异同。

（六）运用接受学理论考察《史记》、《汉书》历代之沉浮。“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对于过去的和今日的读者和研究者的生成”^[34]，《史记》、《汉书》在今日之地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有必要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学领域对《史记》和《汉书》叙事艺术的学习和借鉴。

本书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对《史记》、《汉书》的叙事艺术作深入考察，以便深层次地研究作家作品，力求创新。

【注释】

[1]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2]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4]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5]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6]《载言》，（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六卷，第三篇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8]（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卷六十二，第9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卷十三，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8页。

[10]（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6册，第1715页。

[12]郑鹤声《史汉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33页。

[13]《史汉研究》，第160页。

[14]《史汉研究》，第167页。

[15]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1页。

[16]《经典常谈》，第76页。

[17]白寿彝《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司马迁与班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18]施丁《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

[19]《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第363页。

[20]《司马迁研究新论·马班异同三论》，第368页。

[21]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22]《史汉论稿》，第36页。

[23]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4]注：较重要的学术论文有王增恂的《〈史记〉叙事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纪丽真的《〈史记〉的叙事话语：追求和创造整体艺术效果》；张宏军的《〈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陈曦的《〈史记〉隐含叙事探索》；刘宁的《〈史记〉的叙事结构》；唐子恒的《〈史记〉叙事的矛盾与夸张》；高萍的《〈史记〉人物传记叙事时间模式研究》；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史记〉叙事策略》；刘卫华的《〈史记〉中的预叙及其叙事效果》；等等。

[25]范文静《试论〈史记菁华录〉关于〈史记〉叙事时间的评点》，《考试周刊》2009年第45期。

[26]详情可见严绍璗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27]藤田胜久《近年来日本的〈史记〉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5期。

[28]陈友冰《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相关特征》，《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9]《鉴识》，《史通通释》卷七，上册，第204页。

[30]《史汉论稿》，第36页。

[31]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3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33]王锺陵《〈中国文学心态史〉丛书总序》，见《文学史新方法论》附录，第427页。

[34]《文学史新方法论》，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