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群岛的实践与结构转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2023-08-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夏威夷群岛的殖民遭遇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转型。[26]1819年的事件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彻底颠覆了夏威夷的政治传统，完成了一次结构的转型。[27]1819年的事件只是夏威夷结构转型的开始。在这里，仍是一个倒置的形式：原本是外来的国王，现在却以夏威夷土著的面貌出现。[29]在殖民遭遇的过程中，夏威夷的结构转型得以完成，建立了新的秩序。

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夏威夷群岛的殖民遭遇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转型。萨林斯认为，结构转型是“因为某些意义的转换，改变了文化范畴之间的情境关系，因此，出现了某种‘系统变迁’”。^[19]

1778年1月20日，当“决心”号和“发现”号首次在考爱岛的外密（Waimea）抛锚时，英国人和夏威夷平民之间很快就开始了令人满意的交易。在考爱岛的第四天，“发现”号再次“被不计其数的当地平民的小舟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头人卡尼奥尼奥（Kaneoneo）的大型双独木舟出现了，平民的独木舟被命令退出，以便让这位头人一人独尊地驾临于英国人的面前。

夏威夷头人和普通的平民对于英国人的出现有着不同的反应，而这只能放在结构中才能够得到理解：一方面，平民聚集在船上，与英国人进行交易，这种行为“就与夏威夷人伊米哈库‘寻求主子’的观念一致”；而另一方面，头人对“来自玛卡希基的神圣访客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可以放到习俗中去理解”。^[20]

在夏威夷人和英国人的贸易过程中，夏威夷头人利用禁忌来管理与欧洲人的贸易，他们把禁忌从仪式延伸到实际的目的中。为了抢先获利，或者说为了确保政治的和贵族的消费需求优先于平民对家庭日用品的兴趣，头人们经常对与欧洲船队的商贸活动的时间和方式颁布禁令。同时，头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向欧洲人靠拢，包括穿着、饮食，甚至用欧洲人的名字，通过将自己变成欧洲人，“夏威夷的显贵们再生产出他们自己与下层百姓之间的习惯性区别”。^[21]

头人和平民的不同反应就体现了夏威夷关于历史与事件关系的理论。人们的行动必须要符合“特定的人们用以理解它们的范畴”，在夏威夷的例子中，“平民和头人根据他们各自的习惯性自我概念和利益以不同的方式对神圣的陌生事物作出反应，通过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包容特殊的事件，他们将再造出夏威夷社会状态的标准区分，其结果是使得夏威夷的文化建构得以延续”。^[22]

另一方面，行动通常并不会完全符合公认的范畴，例如在分析库克船长这一事件时，萨林斯就注意到，“经验的真实在它们所有的特殊性上从来都无法与神话完全吻合，就像库克作为一个人而不可能与夏威夷人所欲加之于他的高贵地位完全相称一样”^[23]，这也就是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不对称性。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实践在把“先验的”概念对应于外在的对象时，会导致“一些不能被忽略不计的、无法预料的效应”，因此，“文化的每一次再生产都是一种改变，使现实世界得以协调地存在的那些范畴在每一次变化中都增加了一些全新的经验内容”。^[24]我们可以说，实践是“一种在被建构的文化中的冒险”，范畴将在实践中被潜在地重新估价，在功能上被重新界定，最终会导致结构转型。在夏威夷的例子中，“夏威夷人与欧洲人之间发展起来的交易综合体，即并接结构，让前者陷入内部冲突与矛盾的混沌境地；他们与欧洲人迥然不同的关系，也给他们自己相互关系赋予崭新的功能意趣。”^[25]这便是结构的转型。

夏威夷社会结构的转型发生在1819年11月19日，这一天禁忌系统被推翻，夏威夷国王利霍利霍（Liholiho，卡梅哈梅哈二世）公开与头人妇女在同一张桌子上吃献祭食物。主持1819年禁忌废除行动的那些头人，是前任国王卡梅哈梅哈（Kamehameha）的姻亲，即其宠爱的妻子卡亚胡玛努（Kaakumanu）的亲属，他们被委以政治与经济要职，并负责与欧洲人的贸易事宜。而与之相对的是国王的旁系亲属，他们是国王的弟弟们，负责照看统治者的禁忌与神明。根据夏威夷的政治传统，国王的弟弟们是国王最大的潜在敌手，因此他们通常被排除在主要财富与权力资源之外。卡亚胡玛努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他们一直统治着夏威夷王国，并且以欧洲的技巧与手段来治理国家。1819年利霍利霍的继任仪式刚结束，禁忌系统就被废除了。另一方面，卡梅哈梅哈国王将照看他私人献祭神（即照看国王自身的禁忌）的任务交给他弟弟基利麦凯（Kealilimaikai）的儿子克夸奥卡拉尼（Kekuaokalani），1819年克夸奥卡拉尼以反对欧洲人及其头人买办的名义发动叛乱，并于1819年12月与反禁忌军的作战中阵亡。^[26]

1819年的事件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彻底颠覆了夏威夷的政治传统，完成了一次结构的转型。根据夏威夷的神话—政治传统，国王作为外来者是妻子获得者，而土著人则是妻子提供者。而到1819年，情况则颠倒了：以克夸奥卡拉尼为代表的真正的夏威夷头人身份现在被界定为土著的；而作为妻子提供者的卡亚胡玛努集团现在则被视为外来的（在传统上应该是外来篡位行为的土著牺牲品），因为他们利用外来的手段进行统治。^[27]

1819年的事件只是夏威夷结构转型的开始。在废除禁忌五年后，当利霍利霍国王去世后，卡亚胡玛努集团又恢复了禁忌，只是这次相关的禁忌是“加尔文主义的严格戒律”。继承利霍利霍的是他的弟弟考伊基奥利（Kauikeaouli，卡梅哈梅哈三世），他策划了1829年、1831年与1833年—1834年一系列针对卡亚胡玛努集团的叛乱，在这些叛乱中，国王宣布废除（基督教的）禁忌，并通过支持酗酒与放荡的狂欢，向传教士与头人的统治示威。在这里，仍是一个倒置的形式：原本是外来的国王，现在却以夏威夷土著的面貌出现。在国王的头两次叛乱被镇压后，卡亚胡玛努模仿古老头人的仪式，她按顺时针的方向巡游群岛，宣布基督教的禁忌。而考伊基奥利国王最后的反抗行动，就是在1834年以仪式上邪恶的方向（逆时针方向）独自环绕瓦胡岛巡游，并在巡游结束时，当着聚集的基督教头人的面，公开与他的妹妹私通，这在传统上是拒绝分享权力的象征。^[28]就这样，在实践过程中，系统自身或多或少地被改变了，而夏威夷的例子代表了最极端的方式，“以再生产开始的东西，却以转型告终”。^[29]在殖民遭遇的过程中，夏威夷的结构转型得以完成，建立了新的秩序。

夏威夷群岛的实践与结构转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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