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复为奇,善复为妖h,人之迷,其日固久。为政严苛,人民就狡黠诡诈。无为之治本章讲“无为之治”,兼及矛盾双方对立转化的道理,这是道家文化中的重要执政理念。“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政治严苛,则会导致民风狡诈,社会混乱。实行“无为而治”,不刑罚,不扰民,才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形成有益的领导,使人民淳朴、安分、厚道。......
2023-10-17
中国统治者历来强调风俗的重要性,以之作为执政的依据,并视之为善治的前提。周平公君陈强调:“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礼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言下之意是“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不同世代的统治阶层的代言人对民间的风俗无不慎重对待,置于极高的地位。《毛诗》云:“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应劭:“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蔡琰:“季札观风,知四国兴衰。”和洽:“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沈约:“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梁武帝:“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审音知政,观风变俗。”
按《周礼》的规制:“孟春之月,悬法布令,采诗观俗。”周、秦之时,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采异代方言之,还奏籍之,藏于密室”。
汉文帝时,贾谊奏:“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贾谊草具其仪,并为汉文帝所接受,但权臣周勃、灌婴等加以阻挠,其议遂止。
汉武帝时,逐步恢复周秦以来的“观风览俗”制度。两汉时期,为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这种只观风谣的古老制度发生了变化。两汉的“风俗使”除继续其“观风采俗”职能外,还用来考察官吏得失,延登贤俊,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而且成了监察地方行政得失的一种重要辅助方式。
汉成帝时,刘向对各地的风俗大致作了分类,丞相张禹命其使属下颍川人朱赣对各地的风俗做了较详细的说明。
西晋建立初,即循《周礼》观俗。泰始二年春正月丙戌(266年2月28日),武帝司马炎“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泰始四年六月丙申朔(268年6月27日),司马炎诏令:“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
刘宋代晋后,派遣官员到各地巡察风俗。元嘉三十年闰六月丙子(453年7月26日),孝武帝刘骏“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
中国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尤重视巡省各地的风俗,以便制定更加合理的统治政策。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非常契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经常派出使者到各地观风察俗。延兴二年闰七月壬寅(472年9月10日),孝文帝“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十一月壬辰(472年12月29日),“分遣使者巡省风俗,问人疾苦”。三年十月,“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四年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承明元年冬十月己未(476年11月5日),“诏群官卿士下及吏人,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太和年间(477—499年),朝廷了解的民间女子耿氏之事,“属大使观风,以状具上”。
正始二年(505年)七月,魏世宗“分遣大使,省方巡检,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即加纠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旄轩之举,因以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罚淫慝,理穷恤弊”。
保定元年二月己卯(561年3月4日),北周武帝宇文邕“遣大使巡察天下风俗”。建德六年(577年)夏四月,宇文邕诏令:“宜分遣使人,巡方抚慰,观风省俗,宣扬治道。有司明立条科,务在弘益。”周宣帝所列的宇文邕功业中,也特别强调他对风俗的关注:“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
隋代同样非常重视检察各地风俗。潘徽序《韵篡》云:“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隋大业元年正月戊申(605年2月10日),炀帝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大业元年三月,炀帝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并特别强调对江苏风俗的重视:“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唐代君主对察风观俗的重视程度有甚于前代。贞观八年(634年)设观风俗使和黜陟使。并发十六道黜陟大使。
唐中宗时仍大规模派出察风观俗使。他在《遣十使巡察风俗制》指出:“古者天子巡狩,省方观俗,而锡銮备驾,或以为烦。故分命輶轩,博彩谣颂,将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散皇明以烛幽,扬仁风以被物。实资令德,允属通才,惟怀永图,式鉴成宪。”从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20人,作为全国10个道的巡察,每2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俾其董正群吏,观抚兆人,议狱缓刑,扶危拯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置十道按察使。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改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四年罢,八年复置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开元二十年称为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742—755年)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再派黜陟使到各道,“观风俗,问疾苦”。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11人巡行天下。唐敬宗则通过举荐社会各方人士,以达到观俗检政的目的。
南唐统治者继续重视社会风俗。唐元宗李璟《幸东都诏》:“王者观俗以赋政,考祥以省方,必将协于人和,而奉若天命。”宋真宗常自称:“朕以观省风俗。”
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今我后稽古省方,顺时察俗,上克承于天道,下弗违于民欲,有以见善与物之咸亨,实无幽而不烛。”宋仁宗时,权三司使公事郑戬等认为:“为国者礼义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风俗不可不纯。”
元代为蒙古族肇建,“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对民间风俗的察考不及前朝。史称:元代“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
明代的宴飨乐舞《庆丰年之曲》:“酣歌击壤,风清俗淳,四夷悉来宾。”小宴乐章《尧民歌》称:“风俗礼乐厚彝伦,爰兴学校进儒经,贤臣良将保朝廷,四野人民颂欢声。”均体现了对淳风厚俗,乃至朝廷善治的向往。
清统治者自康熙帝以后,比较重视察风观俗。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乙未(1689年2月16日),玄烨驻扬州,诏曰:“朕观风问俗,卤薄不设,扈从仅三百人。”雍正年间,模仿唐代制度,四年十月甲子(1726年10月30日),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十二月戊申(1730年1月26日),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同年,设福建和湖南观风整俗使。乾隆八年二月癸卯(1743年3月14日),命侍讲邓时敏、给事中倪国琏为凤、颍、泗宣谕化导使,编修涂逢震、御史徐以升为淮、徐、扬、海宣谕化导使。观风整俗使与宣谕化导使的职责基本一致,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从周至清的约3000年里,中国统治者均注重观察、调研民间风俗,了解社会实情,以提高执政水平,因时制宜地制定符合民性的国策,达到善治的目标,从而维护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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