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原则的确立可以说,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原则正是我国在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及我国应对暴恐犯罪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总结之后确定的,是符合反恐怖主义工作规律的。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原则的内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原则是指“反恐怖主义斗争就是要总结运用多种政策,查处恐怖主义活动和治理恐怖主义根源两方面同时进行,既要解决恐怖主义的‘标’的问题,又要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的产生”[3]。......
2025-09-29
中国统治者历来强调风俗的重要性,以之作为执政的依据,并视之为善治的前提。周平公君陈强调:“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礼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言下之意是“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
不同世代的统治阶层的代言人对民间的风俗无不慎重对待,置于极高的地位。《毛诗》云:“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应劭:“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蔡琰:“季札观风,知四国兴衰。”和洽:“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沈约:“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梁武帝:“观风省俗,哲后弘规;狩岳巡方,明王盛轨。”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审音知政,观风变俗。”
按《周礼》的规制:“孟春之月,悬法布令,采诗观俗。”周、秦之时,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采异代方言之,还奏籍之,藏于密室”。
汉文帝时,贾谊奏:“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贾谊草具其仪,并为汉文帝所接受,但权臣周勃、灌婴等加以阻挠,其议遂止。
汉武帝时,逐步恢复周秦以来的“观风览俗”制度。两汉时期,为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这种只观风谣的古老制度发生了变化。两汉的“风俗使”除继续其“观风采俗”职能外,还用来考察官吏得失,延登贤俊,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而且成了监察地方行政得失的一种重要辅助方式。
汉成帝时,刘向对各地的风俗大致作了分类,丞相张禹命其使属下颍川人朱赣对各地的风俗做了较详细的说明。
西晋建立初,即循《周礼》观俗。泰始二年春正月丙戌(266年2月28日),武帝司马炎“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泰始四年六月丙申朔(268年6月27日),司马炎诏令:“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
刘宋代晋后,派遣官员到各地巡察风俗。元嘉三十年闰六月丙子(453年7月26日),孝武帝刘骏“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
中国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尤重视巡省各地的风俗,以便制定更加合理的统治政策。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非常契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经常派出使者到各地观风察俗。延兴二年闰七月壬寅(472年9月10日),孝文帝“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十一月壬辰(472年12月29日),“分遣使者巡省风俗,问人疾苦”。三年十月,“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四年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承明元年冬十月己未(476年11月5日),“诏群官卿士下及吏人,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太和年间(477—499年),朝廷了解的民间女子耿氏之事,“属大使观风,以状具上”。
正始二年(505年)七月,魏世宗“分遣大使,省方巡检,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即加纠黜,以明雷霆之威,以申旄轩之举,因以观风辨俗,采访功过,褒赏贤者,纠罚淫慝,理穷恤弊”。
保定元年二月己卯(561年3月4日),北周武帝宇文邕“遣大使巡察天下风俗”。建德六年(577年)夏四月,宇文邕诏令:“宜分遣使人,巡方抚慰,观风省俗,宣扬治道。有司明立条科,务在弘益。”周宣帝所列的宇文邕功业中,也特别强调他对风俗的关注:“神功圣略,混一区宇,往巡东夏,省方观俗。”(https://www.chuimin.cn)
隋代同样非常重视检察各地风俗。潘徽序《韵篡》云:“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隋大业元年正月戊申(605年2月10日),炀帝发八使巡省风俗,下诏曰:“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大业元年三月,炀帝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并特别强调对江苏风俗的重视:“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唐代君主对察风观俗的重视程度有甚于前代。贞观八年(634年)设观风俗使和黜陟使。并发十六道黜陟大使。
唐中宗时仍大规模派出察风观俗使。他在《遣十使巡察风俗制》指出:“古者天子巡狩,省方观俗,而锡銮备驾,或以为烦。故分命輶轩,博彩谣颂,将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散皇明以烛幽,扬仁风以被物。实资令德,允属通才,惟怀永图,式鉴成宪。”从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20人,作为全国10个道的巡察,每2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俾其董正群吏,观抚兆人,议狱缓刑,扶危拯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置十道按察使。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改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四年罢,八年复置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开元二十年称为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742—755年)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再派黜陟使到各道,“观风俗,问疾苦”。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11人巡行天下。唐敬宗则通过举荐社会各方人士,以达到观俗检政的目的。
南唐统治者继续重视社会风俗。唐元宗李璟《幸东都诏》:“王者观俗以赋政,考祥以省方,必将协于人和,而奉若天命。”宋真宗常自称:“朕以观省风俗。”
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今我后稽古省方,顺时察俗,上克承于天道,下弗违于民欲,有以见善与物之咸亨,实无幽而不烛。”宋仁宗时,权三司使公事郑戬等认为:“为国者礼义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风俗不可不纯。”
元代为蒙古族肇建,“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对民间风俗的察考不及前朝。史称:元代“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
明代的宴飨乐舞《庆丰年之曲》:“酣歌击壤,风清俗淳,四夷悉来宾。”小宴乐章《尧民歌》称:“风俗礼乐厚彝伦,爰兴学校进儒经,贤臣良将保朝廷,四野人民颂欢声。”均体现了对淳风厚俗,乃至朝廷善治的向往。
清统治者自康熙帝以后,比较重视察风观俗。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乙未(2025年2月16日),玄烨驻扬州,诏曰:“朕观风问俗,卤薄不设,扈从仅三百人。”雍正年间,模仿唐代制度,四年十月甲子(2025年10月30日),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十二月戊申(2025年1月26日),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同年,设福建和湖南观风整俗使。乾隆八年二月癸卯(2025年3月14日),命侍讲邓时敏、给事中倪国琏为凤、颍、泗宣谕化导使,编修涂逢震、御史徐以升为淮、徐、扬、海宣谕化导使。观风整俗使与宣谕化导使的职责基本一致,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从周至清的约2025年里,中国统治者均注重观察、调研民间风俗,了解社会实情,以提高执政水平,因时制宜地制定符合民性的国策,达到善治的目标,从而维护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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