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德政：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展望

2023-07-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才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民本”德政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始于史前时期，在原始共同体的民主意识普遍性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君主和官吏来组织实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广大的民众就可以置身于治理之外。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乏围绕着“民”而展开的德政思想。“民”之所以构成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历史延续的原因，也有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更有对统治者政权巩固的渴望。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才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民本”德政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始于史前时期，在原始共同体的民主意识普遍性的过程中产生的。“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外篇·马蹄》）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后来氏族部落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为首领的几个发展阶段，氏族成员之间在共同劳动过程中，各自都尽其所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各得其所，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生活。氏族时期先民们对大同理想和平等民主的追求，实际上是以最原始、最朴实的形式表述了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等民本思想的历史之源。当人类的发展进程步入春秋时期，一些有政治眼光的思想家和开明君主，便开始将自己的施政目光下移至百姓，不仅看到了百姓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将对德政的认识提升到对民心的关注和取信于民的高度加以把握，并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人们思维的一种政治取向。孔子率先提出了朴素的民本观点。孔子不仅要求官员重视“民、食、丧、祭”，而且还提出了合民心、如民意、随民愿、得民赞的“宽、信、敏、公”四种政策，“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孔子的上述思想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以“民贵君轻”思想最为著名。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实施“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荀子还以马和君主、舟和水、“仪”（盘盂）与“影”（水形）的关系论述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两汉到唐宋，古代民本德政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不断完善，而且也在政治实践中持续推进。汉代初期思想家贾谊立足于民之本来思考政治，他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者，诸侯之本也”。（《新书·大政下》）贾谊还从国家、君主和官吏与民的关系中论述民本的重要性。他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出发，不仅提出了上天君主为万民而设的观点，而且也要求君主在治理民众的过程中既体现天意，又符合道德的诉求。“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唐朝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总是以隋为戒，想方设法避免隋朝因猛于虎的苛捐杂税而引发的民怨沸腾造成的亡国教训。李世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把握根本。这个根本不是别的，而在于民，尤其是民的衣食，“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唐王李世民还常常用孔子的君舟民水思想来论述君和民的关系，“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在宋代，民本思想进一步被提升到“天理”的意义上得到解释，并逐渐为统治者所接纳，体现在治国上，提出了一系列以民众功利为要求的“安民”“宽民”“顺民”“足民”等民本政策。范仲淹要求君主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民本德政”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其民本思想的提出，源于对君主制的批判，这不仅使传统民本德政思想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且也通过对民本德政内在依据的哲学论证，提出了“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观点。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不仅提出了以天下百姓大公作为治理天下的首选的主张，而且还提出立足于民众之基巩固君主统治的民本德政理念。他指出：“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读通鉴论》卷十七）在王夫之看来，将民视为君主之基处理君民关系，实际上肯定了民心向背对统治者统治之巩固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要求君主要把握好天与民辩证关系的方法论，既不能离开民心而谈论天，也不能离开天而谈论民情。黄宗羲则提出了“民主君客”的民本思想。黄宗羲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他要求君主治乱，要坚持“以天下万民为事”的标准，以天下百姓之乐为出发点来治理国家，“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的上述思想被谭嗣同称为自孔子以来“万一有当于孔教”之作。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中，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本德政思想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发，尽管各家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不同，论述也有差异，但是，一方面，这些不同的论述都为我们概括中国传统民本德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在对这种思想看似各异论述中，实际上还是可以概括提炼出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内容的。正所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可以从同中发现异，也可以从异中求得同。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对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如下的概括和总结。

第一，民为政之基。何谓政治，简单地说，政治的“政”指的是众人的事情，政治的“治”就是治理，将这两个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将众人的事情治理好。很显然，治理众人的事，离不开众人的参与，但是任何治理都不能缺少治理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君主和官吏来组织实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广大的民众就可以置身于治理之外。实际上无论在哪个社会，民众都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正因为如此，不少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思想中的“道”，就是对民众这一事关执政之基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贾谊则不仅将民看作是君之本和吏之本，而且也是国之本，更是政之基。董仲舒在他的“君权神授”说中，通过“假天意以限君威”，不仅表达了上天君主为万民而设的观点，而且也要求君主在治理民众的过程中既体现天意，也符合“为民”的道德诉求。王夫之立足于“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观点，提出了立足于民众之基巩固君主统治的民本德政理念，意在通过对民为君主之基的强调，注重民心向背对政权巩固的基础地位。

第二，为政在贵民。中国的传统政德思想，是围绕着天（神）、君和民的关系展开的，如何摆正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为君主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提供着合法性的依据，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孟子从民、社稷和君王的关系中去审视民，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荀子则从自然的现实的天这一现实主义的论证视角出发，主张用民来解释天（自然界）和君主，在他看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贾谊也从国家、君主和官吏与民的关系中论述民本的重要性。他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显然，贾谊这一思想不仅强调了民为国之本，而且也强调了它是君和吏之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君主和官吏，都应该将民放在治国理政这一根本之上。明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民主君客”的民本德政思想。他从对君德的理解出发，进一步推及臣德，主张君臣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要求下属官员如同君主一样，“天下为事”。

第三，治国为富民。这里的“富民”侧重于实践层面的内容。人生在世，首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存资料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提出对这些方面的物资需求，这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则取决于能够有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提供保障。但是，人对自己生活的需求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个相同的或者较低的水平，而是以追求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其中，让个人更快地解决自己的富有就成为民众首先渴望实现的欲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既然人都有对富裕的追求，那么，对于一国国君而言，就应该把富民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目标。孟子则要求统治者凡事要将百姓的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位，将自己“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他要求统治者将那些与民之利益关系密切的事情，万万不能轻视，更不能拖着不做。他说：“民事不可缓。”（《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还专门写了《富国》，提出了“裕民以政”“开源节流”“节用裕民”“强本抑末”等富民措施。汉代贾谊更是对统治者提出告诫，“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明代张居正为了百姓利益，多次上书为民请愿，并提出一些重民惜民举措。

第四，善政在教民。对于统治者而言，治国的治理好坏取决于能否对民实施一种善的道德教化以便收获民心。在这方面，周公不仅最早认识到治国之本在治民、治民之本在治心的道理，而且首倡礼乐教化，要求从改变人的心性入手，进行道德修身，并开启了礼乐教化实践先河。儒家也十分重视周公这一思想，孔子就主张将“教”与“庶”和“富”一起作为治国之策，提出“有教无类”，“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孔子要求通过对民众的教化，使其明礼仪和知廉耻，他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十分注重教民的重要性，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汉代陆贾则要求统治者要将教民作为为政之本，“教者，政之本也”（《新书·大政下》）。北宋的王安石认为，富民和教民对于为政者来说，虽然都不能或缺，但是却有先后之别。在他看来，“民既富而可以教”，“是所谓富之然后善者，政以善之也”（《临川先生文集·洪范传》）。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民本德政思想尽管对民众利益的维护、民众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发展的促进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它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这些民本德政思想仅仅停留在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层次上，在实践中如何将这种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转化为民本德政的实践，并且使之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要求，缺乏有效的制度上的整体设计和保障措施。另一方面，虽然民本德政的上述思想深得民心，也正如民所愿，更是民心中所向往和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思想所具有的价值是以不危及统治者政权巩固为前提的。

民本德政：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展望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