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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茶叶对东洋饮茶文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茶叶种植的发源地,也是饮茶礼仪、泡茶艺术(茶艺)的发源地,对世界茶叶种植与饮茶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茶文化史上无疑居于崇高的位置。天台山的茶叶种植与吃茶文化到唐朝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应当是与时尚同步,甚至领先一步,重视吃茶。浙东诸州均出产茶叶,而所产之茶,向以越州日铸茶为代表,素为贡品,号称海内名茶。

浙东诸州均出产茶叶,而所产之茶,向以越州日铸茶为代表,素为贡品,号称海内名茶。台州茶叶栽培与种植历史悠久,特别是天台山植茶最早,天台山上的“园茗”早在葛玄时就开辟出来了,《抱朴子》:“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玄植茗于此。后来台州各县亦均有名茶出产。据宋陈耆卿《赤城志》记载:按陆羽《茶经》台越下注云:“生赤城山者与歙同。”桑庄《茹芝续谱》云:“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而宋祁答如吉茶诗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之语,盖盛称茶美而不言其所出之处。今紫凝之外,临海言延峰山,仙居言白马山,黄岩言紫高山,宁海言茶山,皆号最珍,而紫高山茶昔以为在日铸之上者也。”当时台州各县都有优质茶叶出产,天台所产之茶以紫凝山出产者为佳,黄岩的紫高山茶甚至被认为超出绍兴名茶日铸茶之上。与越州相邻的浙东婺州(今浙江金华)出产名茶,号称“东白”茶,被李肇载入《唐国史补》。越中亦出产名茶,其茶叶只取叶尖,故被誉为“越笋”。唐朝刘言史作有《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22]诗:

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

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

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

荧荧爨风铛,拾得坠巢新。

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

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

宛如摘山时,自歠指下春。

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

此游惬醒趣,可以话高人。

被誉为“茶圣”的诗人陆羽足迹遍及浙东,既徜徉于山水风月之间,又逍遥于官宦仕途之中,“尝镜水之鱼,宿判溪之月。”正如其友人皇甫湜《送陆鸿渐赴越序》所云:“野墅孤岛,通舟必行。渔梁钓矶,随意而往。余兴未尽,告云遐征。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吾子所行,盖不在此。”[23]越州向来被誉为山水之乡,又是浙东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可以寻求进身仕途的机会,不成则也可以寻找到幽隐高逸之佳所,但陆羽此行的目的并不尽在于此。陆羽走遍东南山水,品评各地茶叶和泉水,所著《茶经》号称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晚唐诗人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云:“何得姬公(指周公)制《尔雅》云:‘槚,苦茶。’即不撷而饮之,岂圣人纯于用乎?抑草木之济人,取舍有时也。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痟而去疠,虽疾医之不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至于今,竟无纤遗矣。”[24]这里将茶叶入饮品的时间提到周朝,因《尔雅》传为周公所著,也可备一说,以为将来考证之资。不仅如此,越中茶叶之影响还达到东瀛日本。日本留学僧最澄在越中台州,尤其是在天台山留学期间将天台山茶叶引种到日本,成为日本茶叶种植的开端。有的学者将它称为“中日茶叶之路”。唐朝诗人写到越中产茶、饮茶之作颇多,如温庭筠《宿一公精舍》诗云:“夜阑黄叶寺,瓶锡两俱能。松下石桥路,雨中山殿灯。茶炉天姥客,棋席判溪僧。还笑长门赋,高秋卧茂陵。”司空图《暮春对柳二首》诗云:“萦愁惹恨奈杨花,闭户垂帘亦满家。恼得闲人作酒病,刚须又扑越溪茶。”更为难得的是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对判溪出产的茶叶极其赞赏,高度评价其清香与功用:“越人遗我判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金鼎煎煮的“金牙”越茶,配以“雪色素瓷(特指越瓷)”的茶器,足以令人领略当时文人饮茶清雅高洁风貌的一面。读到这些唐朝诗人所作之诗,反映文人饮茶成风,茶叶成为馈赠佳品,以茶待客成为时代新风尚,就不难理解最澄要费心思从天台山引种茶叶,学习中国士大夫的“吃茶养生”新招数了。

“吃茶”而成“茶艺”,深刻地影响了东洋“茶道”。中国上流社会的士大夫在吃茶时,逐步将它与养生、艺术、礼仪表演联系起来,发展成为“吃茶的艺术”——茶艺。茶艺的名称历史上有几个术语,如点茶、分茶等,属于吃茶活动中带有观赏性质的表演艺术。这种茶艺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趋形,上述有关诗歌等记载中可见一二。这种吃茶的风尚与吃茶的礼仪对日本人来说是很新鲜的,所以在最澄等引进茶种的同时,也就把当时浙东的喝茶的礼仪等“文化”也带到了日本。这种以喝茶为中心形成的“茶文化”,我国古代在文化人中比较盛行,其名目叫作“分茶”,是一种喝茶礼仪所提炼成的艺术表演,唐朝还未形成明确的术语,到宋朝就流行于上流社会,又因社会变动而及于普通民众阶层。南宋浙东大诗人陆游有《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是描写文人书斋生活中“作书”“分茶”的情景,更是因为这首诗写得好而成为传播甚广的“分茶”名句。北宋诗人陈与义《与周绍祖分茶》诗中有一些关于分茶过程的细节描写,让后人得以窥见其中一二:

竹影满幽窗,欲出腰髀懒。

何以同岁暮?共此晴云碗。

摩挲蛰雷腹,自笑计常短。

异时分白云,小杓勿辞满。

看来“分茶”是要用茶杓“点”茶,茶碗中的茶水出现某种形象图案,令人观赏称快以为娱乐。杨万里的《澹菴坐上观显上人分茶》把它的表演艺术写得更加美妙:“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卷三记载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杭州),一时繁华景象,当时临安各种游戏活动极多:“至于吹弹、舞拍、杂剧……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滚木……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这种“分茶文化”大概是士大夫、隐士、方外人士悠闲品茶时所展示的“手艺”,也是有些有才艺的妓女的赚钱“本领”之一。《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六:“赵緫怜能着棋、写字、分茶、弹琴。”“分茶”与弈棋写字(书法)弹琴并列。这种“艺术”直到明清两朝还很流行。如清康熙皇帝《再叠前韵题唐寅品茶图》:“非关陆羽癖分茶,偶试原欣沃道芽。瓷碗筠炉值兹暇,田盘春色正和嘉。”这种“分茶”手艺的形成自然是中国茶文化的产物,而与我国饮食发达的艺术因素息息相关。据宋人所记载的宋朝饮食生活中有“分茶”,属于饮食店的一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面饭之类。”又有“素分茶”:“及有素分茶,如寺院斋食也。”则是素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载有“又有专卖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同卷还有“分茶酒店”,又有“分茶店”,就是面食店。正是这么发达的饮食花样,饮茶出现“分茶”这样兼有礼仪与艺术的“手艺”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只是这种“分茶”的艺术在中国慢慢地失传了,而在日本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有所发展,形成现代日本的“茶道”。在改革开放后,国人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弘扬,浙东的茶艺表演既参考日本现代茶道,又继承了悠久的“分茶”传统,糅合了现代与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赋予它以时代的精神和不同于古代的表演形式,“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翻开历史的尘埃,失传了的“分茶”演变为今天的“茶道”表演,成为招待游客与对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说是文化翻新的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