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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优化策略

【摘要】:在明朝建立以后即以恢复汉族传统为指归,在文化教育上恢复了科举考试,录取文士为国家所用。县学中人数最多者是临海县学,达25名,与府学生员数量相等,是因为临海既是府治所在,素为台州文化教育中心,文教发达;又是地域宽阔的人口大县,所以招生定额较他县为多。郭曰燧便遣衙役抓捕赵齐芳,并将赵活活打死。这是清朝台州科举遭受重大打击的冤案,台州史志称之为“青衿之厄”。

元末农民起义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号召人民投入反对元朝残暴统治,起到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明朝建立以后即以恢复汉族传统为指归,在文化教育上恢复了科举考试,录取文士为国家所用。全面恢复各级学校建设,并鼓励私立的教育机构——书院的兴办,为振兴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就实际效果而言,台州举进士人数最多的朝代除宋朝外,就数明朝了,达271人,可见明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社会生活得到全面恢复并取得较大成绩。社会局势稳定以后,经济建设政治统治稳固都需要发展教育,上述明朝台州中进士人数,也可充分说明台州教育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清朝,台州教育机构设置比较齐整,就官学而言,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台州府·学校》载就有以下数条:

台州府学[11]。康定二年即改元庆历元年,当公元1041年。

临海县学[12]。宝庆初当公元1225年。

黄岩县学[13]。元丰六年当公元1083年。

天台县学[14]。庆历七年当公元1047年。

仙居县学[15]。天圣是宋仁宗年号,当公元1023—1031年。

宁海县学[16]绍兴六年当公元1136年。

太平县学[17]。太平于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立县,成化七年当公元1471年。

以上为官学,除了太平县学外,都是宋朝兴建,历史较久,培养人才成为定制。招收生员人数亦较多。太平县是明朝成化五年才从黄岩县分置,成化七年即建立县学,也已经说明县学成为立县的一项重要内容。县学中人数最多者是临海县学,达25名,与府学生员数量相等,是因为临海既是府治所在,素为台州文化教育中心,文教发达;又是地域宽阔的人口大县,所以招生定额较他县为多。仙居县学最少,仅12名,只有临海的一半,是因为人口少,所以相应生员定额减少。

书院的兴起,据张正藩先生说“初见于唐,本为修书之所,后世所称学校式之书院,实始于五代,而成于宋初”。书院作为教育机构,本是对官方教育机构的补充和延伸,虽非官府出资,而实际上起到了为国育人的作用,而且在有些方面更受生徒(学生)的欢迎,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旺盛的活力,“历经元明清三代而勿衰。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优美,讲学之自由,教训之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之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之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18]台州历史上书院数量繁多,有些书院知名度很高,历史悠久,如上蔡书院,在东湖上,建于南宋,鉴湖书院,在县东北,元建。白云书院,在府治后大固山,明建。赤城书院,在白云山麓,明建。到清朝,民间书院的兴办进一步得到官方的支持,有的还由地方官员筹建,如府城的近圣书院,在府学西,为清康熙五十二年台州知府张联元建。尽管如此,书院仍然是书院,它与官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仅是主办者的官民差别,主要是体制上方法上的差别,前文张正藩先生已经归纳得很精炼简洁了。

台州书院除了府城最早的上蔡书院外,其他县域较早的书院也不少,如:黄岩县有回浦书院,在县东五十里,元建。文献书院,在委羽山侧,元建。太平县有方岩书院,在方岩山,明建。仙居县有桐江书院,在县西四十五里,元建。安洲书院,在县东二十五里,元建。清朝较为著名的书院还有紫阳书院(在黄岩县治朱文公祠后)、萃华书院(在黄岩县杜家村,原名樊川书院)、九溪书院(在黄岩县治)、文明书院(在天台县,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建)、缑城书院(在宁海县治东南)。

以上材料可见明清时期台州的教育较为发达,官学齐全,民间书院兴办较多,而且知名于台州者多,培养人才堪称济济多士。但是清朝台州进士数量远逊于明朝,是否当时台州的教育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呢?其实教育本身并无什么问题,然而地方官吏借故制造事端,迫害文士正常科举之路,致使台州的文士深受其害,给台州的科举考试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清初顺治年间台州出了一个贪婪的知府郭曰燧,从顺治十五年到十八年(1658—1661)在任期间广肆搜括,吸收了无数民脂民膏,而且凶狠异常,胃口之大,蛇可吞象,以至于“台人不胜其毒”。在将要御任离台时,郭氏还有一件憾事,就是台州府城内的巾子山十分令他喜爱,他想带走又做不到,心中颇有不甘。他绞尽脑汁,便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请人画一幅巾子山的画,带在身边,也可不时展玩,以寄游情。当此事在府城传开后,民众十分气愤这个贪官的行为,于是有一个文士夜里题诗于府衙门口:

腰缠十万宦资丰,压扁黄堂两袖风。

只有巾山抬不动,临行收入画图中。

这首七绝把郭氏贪得无厌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了。台州文士对其恨之入骨,是因为此人任内炮制了株连大批文士的“白榜银案”,害得台州科举考试中断人才数十年。清朝建立之初大体上采取了与元朝相似的民族歧视与高压政策,顺治皇帝死后,清朝为巩固其统治,在全国索租征赋,限期上交,不许宽贷,无论绅士百姓还是书生文士,凡属欠交违限者一概解京流配,有司(主管机关,此指其主管官员)可以直接杖责。当时临海生员赵齐隆与弟赵齐芳旧欠顺治九年(1652)“白榜银”三两零,前此已经上交,为粮役蔡寰贪污。郭曰燧便遣衙役抓捕赵齐芳,并将赵活活打死。台州府学和临海县学两庠(庠指地方学校)生员群情激愤,罢课罢学,联合署名递状至宁绍台兵备道杨三辰处申诉。杨郭两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将两庠生员罢课事锻炼成狱,报请浙江总督赵国祚,将为首的生员水有澜、周炽及赵齐芳之子赵鼎臣等68人尽行解京审判。清廷最后判决此案为“抗粮鼓众,退职造反”,将水有澜、周炽处以绞刑,其余65人(另一名赵齐隆死于途中)各杖三十,遣戍上阳堡、开元堡、仁寿堡(均在今东北黑龙江、辽宁境内)等处安置。受到此案牵连者近四百人,台州“倜傥通才一网俱尽,科目绝榜者二十五年”之久。这是清朝台州科举遭受重大打击的冤案,台州史志称之为“青衿之厄”。